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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專業書評

崔末順/從死亡開始的生命故事──導讀《父親的解放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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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讀書筆記bn

 

去年在韓國出版的《父親的解放日誌》鄭智我(1965-)一部具有濃厚自傳色彩的長篇小說,也是她花費十年以上時間精心打磨的力作。1996年她以短篇小說《豆柿樹》登上文壇,之後出版《幸福》(2004)、《春光》(2008)、《森林的對話》(2013)、《資本主義的敵人》(2021)等小說集,先後榮獲李孝石文學獎(2006)、韓戊淑文學獎(2009)、金裕貞文學獎和沈熏文學大獎(2020)等韓國重要文學獎項的肯定,因而在韓國文壇有「當代真正現實主義者」的稱譽。

一般都說,1990年出版的《Ppalchisan(左翼游擊隊)的女兒》《父親的解放日誌》的前身,該部作品如實紀錄了作者父母曾為南勞黨(南朝鮮勞動黨)「Ppalchisan」一員的游擊作戰生活點滴。不過在出版之時,卻被當局歸類為「利敵表現物」而遭到長達十年的禁售處分,作者本人也一度遭到通緝,直到2005年該書始獲解禁。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韓國經歷內戰後,在獨裁統治的反共時期,談論社會主義者,特別是有關「Ppalchisan」人物的故事,必然是一個觸及政治敏感神經的舉動。「Ppalchisan」源自俄語單詞「партизан」(partizan),指的是由工人和農民組成的非正規部隊,它是於1948年為配合南勞黨反對南韓成立單獨政府所組織的外圍游擊隊,盤踞在智異山周遭險峻山區,高舉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旗幟,並以建設共產主義人民共和國為目標,因而針對南韓政府進行武裝鬥爭游擊活動。

父親的解放日記

父親的解放日記

《左翼游擊隊的女兒》(1990)曾是韓國禁書

正如小說所述,韓戰爆發之前,智異山地區的「Ppalchisan」能夠組織起來進行游擊戰,其決定性因素可以追溯到所謂的「麗順(麗水–順天)事件」。1948年10月,駐麗水的第14聯隊左翼軍人拒絕執行鎮壓「濟州四.三事件」的命令,在與政府的斡旋鬥爭中,於南勞黨的支持下占據智異山附近的求禮和谷城一帶,伺機襲擊警察局和官公所,因而引發所謂的叛亂活動。為此,驚惶失措的李承晚政府急忙在光州設立平叛指揮部,並在麗水和順天地區宣布戒嚴,開始展開鎮壓行動。這段發生在智異山的同族自相殘殺史實,以及兩年後爆發的內戰,都可說是韓國民族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大悲劇。

KBS電視台「麗順事件70周年」專題,有許多當時畫面


《父親的解放日誌》根據作者父母的故事改編而成,父親是南勞黨的全羅南道黨組織部部長,母親也曾擔任過游擊隊南部軍的政治指導員。由於小說涵蓋父親一生的經歷,但光復後左右派政治勢力的消長過程只以時代背景的形式出現,且「Ppalchisan」議題長期以來一直是韓國社會的禁忌,因此在閱讀小說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小說以「父親死了」這句話作為起始。在曾經是「Ppalchisan」的父親過世後的三天葬禮期間,通過吊唁親友間的言談,父親的為人以及他與時代緊密相連的事蹟逐一浮現。小說藉由前游擊隊員、社會主義者父親高尚旭的葬禮為主軸,講述身為大學兼任講師的女兒高鵝異接待弔祭者時,在驚訝中陸續發現「父親不為人知的另一面」的故事。

高尚旭是一名前游擊隊員,1948年潛入智異山,1952年偽裝自首,但他始終是一位虔誠的社會主義者;1974年左右他再次入獄,服刑六年。敘述者「我」通過前來吊唁的人們口中,知道一個自己並不認識的父親的另一面,才逐漸了解了父親的一生。換句話說,小說展示了父親過世後父女關係如何改變的心理活動。看似堅定的唯物主義者、被認為破壞了女兒正常成長生活的父親行蹟,在每一天的葬禮上都揭露出不同的面貌。作者運用懸念手法引出讀者的好奇心,同時溫情地講述著每個人的故事,滋養情感並提升了閱讀的沉浸感。

小說的中心時間只有三天,但整個敘事是,1948年至1952、1980年代前半、21世紀初的時代並存。在此期間,人物也並非一成不變:高尚旭是谷城郡黨委員長,同時也是個笨手笨腳的農夫,他還兼任求禮邑高層公寓的保安;高鵝異曾經是聽著父母游擊隊歲月故事長大的傾聽者,但在高中時代卻轉變成一個不時怨怒父母的叛逆者,而現在的她作為喪主又必須承接父親的人際關係。小說中的空間也是如此:起初被設定為「山林協會的殯儀館」,但隨著故事的推展,又延伸到潘內谷和求禮邑的市區。當求禮的人民紛紛前來悼念高尚旭時,他們心中的感激、悔恨、怨恨、憤怒等諸多複雜情緒交織在一起,就如同火爐般漸漸沸騰起來。作者透過如此的時空設置,為20世紀韓國現代史至今仍持謹慎態度面對的「游擊隊敘事的再現」鋪排,小說中各種多采多姿的人物和事件也因此得以彰顯。

另外,小說中值得注意的是,以父親的故事作為媒介,大量展現了智異山腳下求禮人民的各種故事。高尚旭的「三五同學聚會」和他在求禮邑建立的人際關係,呈現出鄉下人情感共同體的濃厚溫情。為葬禮付出相當心思的黃社長和年糕店姐姐的故事也令人印象深刻,他們都是游擊隊員的後裔。小說中的細微事件也引人注目,如大伯家的吉秀哥哥考取了陸軍官校,卻因連坐制度而被迫放棄,從而改變了人生的走向;韓國戰爭爆發前夕,23歲的警察金尚旭因父親的救援而倖免於難;小叔9歲時因講錯話害得自己父親被殺,之後終其一生受盡折磨與苦難。其實這些求禮鄉民的生活與政治或意識形態並無多大關係,他們的生活可以用「做人的道理」一句話來概括,即使是統治權力的殘暴壓迫也無法左右他們做人的道理他們因懂得這種「做人的道理」,才那麼重視鄰里關係,大家互相扶持,一起面對苦難。

在歷史的巨流中,韓國未能以自身力量打破封建框架以迎接現代,即使成為殖民地之後也未能依靠自力求取獨立。韓國雖然不是侵略國家,二戰後卻不得不經歷戰爭和民族分裂的苦楚,同時又要承受獨裁統治和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傷害。在這段歷史中,有許多人的生命是以悲劇的方式結束,或在艱困生活中努力設法克服難以承受的苦難。這篇小說中的父親也是其中之一,不過透過作者安排的「敘述者─對象」之間的心理距離,以及充滿民眾關懷和日常化的手段,將父親的特殊境遇化為一般人民的普遍經驗,讓讀者能夠感受到一種超越歷史包袱和意識形態束縛的「解放感」。加上充滿諧謔的文字風格和處處可見的韓國式幽默,更讓讀者笑中有淚、淚中有笑,讀起來輕鬆快意,同時也留下無窮的回味。

父親的解放日記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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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韓國人,現任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和和東亞國家的現代文學,撰有博士論文〈現代性與台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及〈日據時期台灣左翼刊物的朝鮮報導─以《台灣大眾時報》和《新台灣大眾時報》為觀察對象〉、〈戰爭時期台灣文學的審美化傾向及其意義〉、〈1930年代臺灣文學脈絡中的張赫宙〉等多篇論文,以及《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台日韓女性文學:一場創作與發展的旅程》(合著)等研究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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