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版《民主與兩岸動向》出版於一九九三年九月，是余英時生前唯一的政論集。我手邊的一本因為讀過多次，已眉批得密密麻麻。近十餘年，本書卻一直處於絕版狀態，可說是他離世後尚未再版加印的唯一舊作。如今要感謝印刻出版社總編輯初安民出面，向原出版社取得授權，才讓本書回歸書市。
民主與兩岸動向(舊版)
本書值得回歸書市，首要原因是書裡文章皆不見於網路，也未被簡體版文集收錄。成書時，跨境買書又不方便，因此臺灣以外讀者普遍無緣一窺堂奧。
至於臺灣，因為余英時在兩千年後就不在報刊發表政論，新一代讀者大多也是等到二○二二年《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問世，才領教到他針砭時事的筆力。我在編輯該書時，卻為了尊重版權，只能把他六四前後那批投書割愛，總覺相當可惜。如今《民主與兩岸動向》重見天日，我又有幸參與其中，才算了卻一樁心事。
民主與兩岸動向
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本書有些文章，別說今天讀來依然擲地有聲，將來就算中共倒臺，也是不會過時的。只要世人還有探究中共權力本質的需要，〈知識分子與「光棍」〉與〈全面「異化」的一年〉都是不能錯過的兩篇。
我個人獲得最大啟發的一段文字，則出自〈民主罪言〉：
歷史雖然是人創造的，但人並不能任意創造歷史，更不能在任何時候都發揮創造的作用。只有在客觀條件具備而時機又恰好成熟的關鍵上，人的主觀努力才能決定此下的歷史進程。這樣的關鍵時刻在歷史上是不常見的（略）。具體地說，這（種時刻）是一個由「轉型」步向「定型」的關頭，而一旦「定型」之後，便不容易再扭轉了。
這段話搞不好是余英時寫過的非學術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段。不只解釋了他為何不相信任何決定論，也解釋了他為何在臺灣解嚴後曾卯起勁來寫政論寫了三年，然後一陣子不太寫，九五年遇到海峽危機又密集寫了一年。這些時刻，都是上文所謂的「關鍵時刻」。
我也是讀了〈民主運動與領袖人才〉一文，才意識「以百姓為芻狗」一句雖是《老子》描述「聖人」之語，但用在史達林、毛澤東等極權領袖身上也完全說得通。至於理想的民主領袖，余英時則定義如下：
他確以多數人民的利益為依歸，但是在他的政治綱領不為多數人民所理解時，他除了憑理性來作說服工作外，決不煽動群眾的暴力傾向或採取其他非法手段。更重要的是他絕不為了奪取或保持權力而利用支持他的多數來壓迫反對他的少數。這是容忍異己、尊重少數的精神，也是民主的精義所在。
問題是自由社會往往也是多元社會，領導力量並不限於政治人物，也包括意見領袖。要說余英時這段話是在規範所有意見領袖，當然也可以。問題是意見領袖也是凡人，要他們發言不帶情緒，太強人所難了。孔子最講自我修養，看人不順眼還不是會罵「老而不死是為賊」？偏偏在社群媒體時代，不痛批也不毒舌，就很難成為意見領袖。
因此，上面那段話更大的意義，應該是在提醒所有民主公民：憲法的言論自由雖然保障了各種觀點、各種情緒發洩，但我們在投票時還是應該區分哪一種言論是理性說服，哪一種是煽動仇恨。不然，就可能選出會傷害民主的政治人物。
這次新版，文章順序大體遵循三十年前版本，但有依主題清楚切成五輯。其中，「世局與通論」是新版才特意挑出。順序微調，則是為了更加正確反映寫作時間先後。目錄頁篇名之下都註明寫作年月，讓讀者可以一目了然。
新添文章則有四篇。一是寫於一九八七年底的〈窮則變，變則通〉。此文我在《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書末有簡單介紹，有讀者來信問哪裡可讀到全文，我才發現此文尚未收入任何文集，就趁這次新編《民主與兩岸動向》加入。
第二篇是余英時為《嚴家其中國政治論文集》寫完序文的八個月後，為雜誌轉載而加寫的〈作者按語〉。第三篇是一九九二年講詞〈中國和平統一的近景與遠景〉。兩篇都流露作者對於臺灣當時朝野大陸熱的不以為然。
以上三篇收入新版，有徵求陳淑平（余夫人）的同意。
新加的第四篇則是張先玲在二○二一年寫成的〈在北京包餃子的期望〉。這篇放書末，因為張先玲正是作者序提到的那位母親。
編按與編註也是新版才加。畢竟三十年前讀者熟悉的時事動態，今天讀者可能很陌生。余英時經常引用古人文句，有些我也提供語譯。
為了編輯本書，我翻閱了大量舊報紙，難免感受到強烈的今昔對比。回到一九八九，海峽兩岸都黨國不分，民間都渴求政治革新。余英時當時要在臺灣媒體寫那麼多談論統一的文章，並不是想鼓吹統一，而是正相反，他擔憂臺灣人太天真，以為開放探親了，蔣經國也走了，兩岸可以和談了。余英時反覆強調一個重點：只要中共當政一天，臺灣就不應該跟北京進行任何政治性談判，包括任何形式的兩岸和平協議。這點，對於二○二三年的臺灣還是深具啟發。
那為什麼書中有「我也衷心盼望著臺灣和大陸有重新『統一』的一天」這種話呢？這種句子對今天的多數臺灣人來說當然刺目，但在這篇〈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發表的當下，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卻鮮少有人會覺得突兀。畢竟當年大多數臺灣人都自以為是中國人。
嚴格說，余英時畢生沒支持過臺獨，卻差不多從一九九三年開始，就不再講出盼望統一這類言論。取而代之的，是他對中共反臺獨話術的不時反駁。若參照《余英時評政治現實》一書，就可以發現關於統獨，他的最後立場不是統也不是獨，而是「反反獨」。
只看《民主與兩岸動向》一書，〈民主乎？獨立乎？〉的這句話也很耐人尋味：「世界上誠然有許多獨立而不民主的國家，但是卻沒有民主而不獨立的國家。」
乍看，他好像說臺灣一旦民主化，臺獨就是必然。但且慢，曾是獨立國家的德州不也很民主，怎會加入美國聯邦？
我想，這句話不能以華文世界的語境去理解。華文使用者太習慣統一相反是獨立，獨立相反是統一了。換成英文，獨立（independence）相反卻是依賴（dependence），統一（unity）相反則是分裂（secession）。
因此，余英時意思應該是臺灣一旦民主化，要統要獨這個問題，人民自然會做出自主選擇。
讀這本三十年前的書也難免會想：為什麼中共至今不必為六四屠城付出代價？
〈全面「異化」的一年〉比喻如下：「中國今天便像一架載著十億乘客的飛機，但卻被幾百萬暴徒劫持了。」
如果是恐懼，不想做無謂犧牲，當然就不是自主選擇。但如果是相信暴徒的駕機技術比較高超，所以寧願逆來順受呢？這就是選擇了，只不過背後心態是依賴，獨立的相反。
兩岸人心為何越來越遠，答案在此又是昭然若揭。
作者簡介
2014年金鼎獎雜誌專欄類、2018年九歌年度散文獎得主。
著有《愛還是錯愛》(親子天下，2015年)、《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印刻，2016年)、《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天下雜誌，2018年)。譯有珍．奧斯汀《理性與感性》(印刻，2017年)。編有《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印刻，2022年)。
2002年創辦雅言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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