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米勒。巴黎,1932年。(喬治.霍寧根海恩)
(Photographs by Lee Miller used in this book are © Copyright Lee Miller Archives, 1985 and 2021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黎・米勒(Lee Miller, 1907–1977)的形象總是和曼.雷(Man Ray, 1890-1976)聯繫在一起,而 Man Ray 又被視為超現實主義攝影大師,於是 Lee Miller 就成為超現實主義陣營裡面的「繆思」。但是這本《黎・米勒》傳記提供一個不一樣的故事。Lee Miller 一生可以概分為三個階段:模特兒、工作室與戰地記者。綜觀這三個階段,我們首先會發現 Lee Miller 是一個積極開創事業的人,她曾在紐約擁有自己的工作室,聘請助理,尋求各種接案的工作。Lee Miller 在報導攝影上也有很多出色的發揮,她像我們熟悉的男性攝影大師一樣,在廢墟之間出生入死,拍攝死去的黨衛軍、希特勒的廢棄公寓,運用機智與勇氣解決各種攝影現場的問題。Lee Miller 也撰寫報導文字,以一種冷靜的筆調,紀錄眼前世界「如實」的情況,她還寫文章評論畢卡索,充分顯示她犀利的觀點:
如果畢卡索想成為一個「資深前輩」,他最好現在就開始,因為他需要大量的練習。他才剛滿七十歲,卻還沒獲得任何「資深前輩」該有的氣場。資深前輩應該安享退休生活:他們應該要脆弱易碎,還要難以接近。他們年少時期的掙扎、叛逆、不安和放蕩不羈應該要顯得遙不可及,而如果他們還繼續工作的話,必須顯得富有禮教,才能繼續被眾人景仰。畢卡索不太可能達到這種水準。(《黎・米勒》,p238)
休假的護士在第44號後送醫院(44th Evacuation Hospital)裡休息,布里克維爾(Bricqueville),拉康布(La Cambe)附近,諾曼第(Normandy),法國,1944年。
(Photographs by Lee Miller used in this book are © Copyright Lee Miller Archives, 1985 and 2021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黎・米勒在希特勒的浴缸裡。攝政王廣場27號,德國慕尼黑,1945年4月30日。(黎・米勒與戴維・E・雪曼)
(Photographs by Lee Miller used in this book are © Copyright Lee Miller Archives, 1985 and 2021 Thames & Hudson Ltd, London)
▌不只是繆思
Lee Miller 僅僅被描述為一個超現實主義社團之內的繆思,這顯然是一種男性中心的意識作祟。這件事也發生在黛安.阿巴斯(Diane Arbus)身上。確實 Diane Arbus 在攝影上的成就更為人所注意,但仍被套上一種神經質乃至於怪異的形象,至於她在事業上的野心,她在藝術上的思考,她與周遭的人如何互動,都被她「黑暗的光芒」所隱藏。在 What Becomes a Legend Most: the Short, Sad Career of Diane Arbus 一文中,作者 Catherine Lord 就批判了這樣的觀點,她重新描述一個真實世界當中的 Diane Arbus。
Lee Miller 傳記也可以這樣理解,這是對於女性藝術家的一種平反。譬如,過往講到現代主義都會覺得是一個非常男性中心的團體,但是觀看 Lee Miller 傳記,你會感受到她在其中非常的活躍。當然這有一點統計上的問題,就是我們叫得出名字的女性藝術家,本來就是已經有成就。可是如果將現代主義相比於前此的藝術流派,我們不難發現,前者更有利於女性的參與。事實上19世紀末期男性其實鼓勵女性去學攝影,因為他們覺得一個淑女要從事的活動,就是要跟一切保持距離,然後動作要非常輕微。試想還有什麼比攝影更符合這個特徵。攝影高度自動化的特性,也讓女性可以快速上手。以 Lee Miller 為例,她從拜師 Man Ray 到1932年參與現代攝影聯展,也不過四年的時間。
在描述 Lee Miller 與 Man Ray 共事的過程中,傳記作者特別提及幾次兩人「共創」的爭議。其中一個是「曝光中斷法」(Solarization),這往往被認為是 Man Ray 的註冊商標,但據書中所述,這個方法其實是 Lee Miller 在一次拍攝當中,因為一個小蟲或是老鼠爬過她的腳,所以她打開了燈,形成了二次的曝光,然後 May Ray 才發現這意外形成的特殊效果,將之發展成一個特殊技法。另外一段描述就像是反過來,作者描述 Lee Miller 將 May Ray 認為失敗的作品重新處理,結果意外變成傑作。作者似乎要暗示觀眾,女性藝術家在合作過程其實具有關鍵地位(可是最後對外的呈現,卻總是由 Man Ray 居功)。
▌消失的Lee Miller藝術
然而這種平反也有其限制。當作者描述女性藝術家各種外顯的活動,譬如派對、工作、壯遊與社交生活時,確實這是女性藝術家的真實生命,但有時候這不免形成一種套路——把「積極的活動」與「內心的不滿足」聯繫在一起,彷彿有一個堅實的主體正在現實世界之中行動。我們如果比較男性藝術家的傳記,更會發現其中的差異。以布列松的傳記為例,當中也著重布列松的各種行動,然而這些行動並不簡單歸因於一種內心的動機,而是受到他人的影響、後來逐步形成自我的主體意識,特別是在超現實主義這一部分,傳記作者往往描述布列松如何接受許多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的啟發。但在 Lee Miller 的傳記中,自我發展的線索並不明顯。某種程度上,在傳記當中 Lee Miller 的性格(與美學)好像已經決定。
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書寫,一方面是由於傳記的體裁。大部分的傳記都試圖抓出一個藝術家生命的根本趨力。而男性藝術家與女性藝術家的差別在於,撰寫者似乎更急於確定這個根本的驅動力是什麼,而不是描述它如何的形成。這種書寫方式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對抗過去對於女性缺失主體的刻板印象,設想書寫者如果不斷地描述「女性藝術家受到某某啟發」,那讀者一定會發現許多時候她們好像是被男性所決定的。然而,在書寫男性藝術家的時候就沒有這層顧慮。另一個原因是,作者提振女性藝術主體性的同時,可能由於資料上的匱乏,無法對於其美學作出相應程度的討論。於是我們理解,Lee Miller 在創作活動中有很高的參與,但也就僅此而已。
▌超現實主義攝影的巔峰
如果我們要談論 Lee Miller 的創作,首先我們會注意到一種女性攝影的天賦,Lee Miller 對此顯然也有所意識,她曾說:「女性的反應比男性更快速,更能靈活變通。我也認為女性獨有的直覺能幫助她們比男性更快理解顧客的性格......。當然了,一張好的攝影理應如此:不是趁對方不經意時拍下照片,而是在對方最接近真實自我的時刻按下快門。」但是更重要的是,Lee Miller 的攝影在超現實主義美學當中有特殊的地位。所謂的「超現實攝影」至少有四種路徑,一種是 Man Ray 跟比爾.布蘭特(Bill Brandt)那類,是光學器械的超現實;一種是傑利.尤斯曼(Jerry Uelsmann),呈現物理層次的荒謬現實;一種是菲利普·哈斯曼(Philippe Halsman),處理潛意識層次的超現實;還有一種就是尤金.阿傑(Eugene Atget),是攝影本身的超現實。蘇珊.桑塔格講的超現實其實是最後這一種,不是魔幻也不是不合邏輯,而是「事物跟真實對象很像、但又不是真實對象」的那個如夢狀態。所以按照桑塔格的意思,一般所謂的超現實攝影是多此一舉,因為每一張照片都是現實主義。
在前三種路徑當中,有的時候藝術家不免顯得有些刻意,譬如拍攝自動生成的東西(類似有機體),拍攝鏡子(暗示另一個世界)、進行各種攝影實驗(取消對象成為純粹的符徵)。他們不能理解攝影最超現實的部分,不是意象的衝突,不是自動化,不是光學實驗,而是第四種狀態——攝影看起來像真實,卻又什麼都沒說。是攝影這種「表面」,而非表面之下的潛意識,讓攝影成為最超現實的媒材。但是偶而也有一些作品,它們意外的實踐了這個概念,譬如 Man Ray 的作品 Dust Breeding,表面上就是單純的拍攝杜象(Marcel Duchamp)作品上面的灰塵痕跡,但是裡面充滿各種複雜的關係,如藝術/委託,創作/自動與攝影的指示性。
Man Ray的作品Dust Breeding, 1920。攝於倫敦白教堂藝廊。(圖片來源 / Artsy)
而 Lee Miller 的超現實主義攝影特殊之處就是,她輕而易舉地做到了這件事,甚至更超越 Man Ray 的 Dust Breeding。以她拍攝門把這個作品為例,裡面並沒有荒謬物理現象,也沒有運用複雜的光學實驗手法。她僅僅是特寫一個開門的手,但同時讓這個手看起來有如一個怪異的生物。透過這樣的方式,讓觀眾感受到日常世界背後另有一個世界(這個特質也可以在 Lee Miller 的文字中發現,她書寫的對象,像是存在於這個世界,同時又從這個世界抽離)。簡單的解釋也許是,Lee Miller 有一種天生的幽默。這讓她輕而易舉地轉化了事物(也讓她對於無聊如此的不可忍受)。用布列東(André Breton)的話來說,就是「完全遠離審美的,邏輯的考慮所作的敘述」,沒有什麼比這更超現實主義了。在這個意義上,Lee Miller不是藝術團體之中一個被動供男性藝術家取資的「繆思」,而是超現實主義攝影最成功的實踐。
Lee Miller特寫一個開門的手,讓這個手看起來有如一個怪異的生物,讓觀眾感受到日常世界背後另有一個世界。
(圖片來源 /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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