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一年，曾獲美國桂冠詩人頭銜的唐納・霍爾受邀到華府，從美國總統歐巴馬手上獲頒國家藝術獎章（The National Medal of Arts）。那時，霍爾的臉上留著他代表性的滿腮鬍鬚，灰棕色的毛髮包圍了他的笑容，使白宮裡的他看起來像聖誕老人（他自己在散文中的說法則是「聖誕老人的陰毛」）。隔天，他看見頒獎照片印在地方報頭版，心想「這是我一生中最好看的照片」；沒想到《華盛頓郵報》部落格作家亞歷珊德拉・佩特理也在她的線上專欄刊出這張照片，在網友間發起圖說大賽，語帶嘲弄：「說真的，這個人可不是雪怪唷。」
詩人唐納・霍爾獲頒2010年國家藝術獎章（13'16"處）
佩特里或許並不知道，那是霍爾的第三次，也是人生最後一次蓄鬍。第一次，他應第一任妻子科比的要求，最後也在兩人婚姻破裂時剃去一大把鬍鬚；第二次，他第二任妻子珍看到舊照片後喜歡，請霍爾再留一次。他照做了，並在十三年後的聖誕節剃掉，為了在「美好得一成不變」的生活中製造一個驚喜。
第三次就是珍的葬禮後。他自承摯愛之死讓他流連於眾多女友之間，並在這些關係的來去中重新留起大鬍子。這一留就留到他二〇一八年逝世。
佩特理當時的嘲弄讓《華盛頓郵報》輿論炎上，文章下架，如今已不復見。倒是在《紐約客》雜誌悼念霍爾的文章中仍可見另一名作家阿曼達・佩特魯西奇（Amanda Petrusich）為他張狂的鬍子說情：「幾年來，我的手機裡一直存著這張在白宮東廳舉行的頒獎照。看著它總能讓我立刻感到開心。⋯⋯歐巴馬和霍爾都在笑，彷彿在說：『這是多麼狂野而美麗的事情。』」
作家Amanda Petrusich在《紐約客》悼念霍爾。（圖片來源 / New Yorker）
鬍子是可見的、生命長度的象徵，而剃掉它們就彷彿在收割時間。在《死亡不是問題，衰老才是》書中，霍爾寫道自己八十歲之後開始在身上塗抹睪酮素，讓鬍鬚和頭髮又茂盛又蓬鬆，「我比以前更樂於不修邊幅、引人注目。」他寫，「我死了以後，絕對不可以在我發紫的臉上用剃刀。」當霍爾看著鏡子裡的自己，他看見那些長鬚成為他的臉，彷彿他所度過的時間成為他的一部分。
詩人後來不寫詩了，他說「詩的聲音很肉感，甚至性感⋯⋯需要荷爾蒙灌注。」當睪酮素消失時，詩也隨之而去。他在人生最後時光中所寫下來的反而是散文——像他的鬍子一樣恣意生長、或許不是如佩特理一樣的多數人想像中精緻華麗的修辭，卻處處收納著時間模樣的散文。
關於衰老，人們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肉身：減速的四肢、忽然偷襲的疼痛、埋伏的疾病。確實，當死亡如一列注定的火車從遠處駛來，身體的老化是它到站前的鳴笛，有時在心靈承認衰老之前笛聲早已震耳欲聾，剩下的只有承認或不承認，處理或不處理它的抵達。多數人如此想像，使得老和死似乎是相連的，是同一件事，於是面對老變成面對死的變形，無懼死亡者以瀟灑豪情抵抗老，害怕死亡者以鬱鬱寡歡承受老。霍爾則用他的文字將兩者劈開——不，老並不是死的附庸，死也並非只是老的結局——老是一種單獨成立的日常狀態，是一種漫長的「失去的儀式」。反而死者在死去的那一瞬間，其實再也不會失去任何事物。
霍爾不憂慮死亡，他憂慮老去。這或許說明了八十歲後的他為什麼似乎總是在書寫放棄或不放棄。不放棄，例如他在〈禁止吸菸〉裡提及世人對癌症的恐慌化為舉目所見的各種威脅，但當他面對香菸盒上的恐怖警語時，他總是抽根菸壓壓驚；放棄，例如在〈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士〉裡他寫自己在一年內連續發生兩次車禍之後終於決定不再開車，將駕照繳出；有時他只能抵抗，例如在〈所有菜都放大蒜〉裡八十五歲後的他食量減少、無法下廚，但他仍要在各種 Stouffer's 盒裝微波食品裡，都加上他過去做菜時最愛的大蒜。這加多麼微小，多麼無力，卻在在宣示著意志。那些曾經擁有的一切被迫失去時的疼痛，比失去生命本身更嚴酷，但令人震動的是，霍爾仍能在肉身的痛苦中意識到，這些遺失的反而不是一個人真正必須永恆擁有的：在〈依然存在〉裡，他寫到自己二十歲時和畫作《費斯克・華倫夫人與女兒》中的母女本人相遇，畫中像與眼前人相隔四十多年，但那位蒼老的母親精神矍鑠，比畫中年輕的自己更有力量。
霍爾用一個反寫的典故作結：「多利安・格雷的肉體保持青春，而肖像老去。」
肉體當然無法永遠年輕，但時間並不只是奪走，它也賦予。而在霍爾筆下，彷彿連那些被奪走的東西也是我們的一部分。
他再三書寫自己遺失的東西，但不是為了找回，而是為了紀錄遺失本身；他試著擁有衰老，而不是擺脫它。而他度過的時間總和，其實就是他擁有的全部。
死亡不是問題，衰老才是：美國桂冠詩人唐納.霍爾的八十後隨筆【博客來獨家珍藏書卡組】
死亡不是問題，衰老才是：美國桂冠詩人唐納.霍爾的八十後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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