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封視覺由朱疋設計，主圖以動物變形，選用日本荔紋紙模仿皮膚觸感，充滿寓意。（攝影／林昱豪、時報出版提供）
「讓我們回答，我們要什麼？」這是騷夏〈時間之父〉的第一句。翻開新版的《瀕危動物》，相信絕大部分讀者會和我一樣，被關於家庭與情慾的細膩描述給深深吸引住。仔細觀察整本詩集，議題的表層之下隱隱存在著一種「去中心」的思維：以直面權力來解構權力、表面看似順從卻又啟人疑竇。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去中心」的思維涵蓋層面非常之廣，並不侷限於性別與家庭議題，還包括了國族、語言、階級，乃至於詩體。
沿著這種思維，在標籤式的評斷如「華語現代詩史上第一本女同志詩集」或出自西蘇（Hélène Cixous）的「陰性書寫」之外，我會說《瀕危動物》是一本充滿了愛、故事性濃厚而且很好看的詩集──媽媽是虛構的、爸爸是虛構的，那麼「我」也是虛構的嗎？父親「身體發出的嗡嗡作響機械聲音」而媽媽「吭吭吭吭」地「漸漸啟動了」，那「我」呢？所有看似虛構、魔幻、架空背景的詩作，卻都真切恍如此時此地，讀來令人起雞皮疙瘩。
〈妹妹孵蛋〉長詩用姐妹對照，一如實驗組和對照組，用戲謔口吻叩問女性生殖功能之議題。（攝影／林昱豪、時報出版提供）
按書中編排的順序來觀察，輯一的「新娘」圍繞家庭關係與歷史而生，是騷夏「掀開自己」的自白，同時也是對讀者發出「一起掀開什麼 什麼 什麼」的誠摯邀請；輯二「瀕危動物」深刻地挖掘自我與情慾，如同進入意識的邊界般，帶領讀者以最誠實的姿態面對自我；而新版的輯三「一刻詩」則包含六首近年新寫的情詩，傳遞出騷夏真摯的個人情感，成熟地描摩各種細微的愛。
從個別的詩作為整本詩集定論的方式對《瀕危動物》而言，無疑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這必然無法呈現所有詩作各自的精采之處；也因此，我選擇從「去中心」的角度來分享，同時極度推薦直接入手詩集閱讀。逡巡在這些詩作的敘事風景裡，可以看到每首詩作各自演繹出無數引人入勝的情境，且隱隱延續、甚至推翻前作。雖然故事的主軸不斷變換，但當中的許多角色、舉動與意象都指向同樣龐大的象徵，這使得整本詩集的調性統一而不顯突兀。
舉例來說，《瀕危動物》當中的「父親」不僅作為家庭結構內的社會角色，還「不正面全裸」、「旁敲側擊」地對性別文化、權力階級甚至國族寓言有所觸及，如〈時間之父〉寫道：
而詩中的「我」則如此回應：
除了以上節錄的段落，從「那時，你還沒有成為父親」、「年紀尚小的父親」等敘述也可窺見一二。厲害的是，這些和「霸霸」、「麻麻」的對話與敘述並無刻意之感，反而帶有強烈的戲劇效果──沒有劇烈的顛覆、沒有暴力的衝突，所有血腥都必須是自然而然的，所有批判都只能是沒什麼殺傷力的「砸他蓮霧」。如此的書寫策略看似溫柔，卻同時無比堅定地從根本指出、瓦解現世不合理的現象，實踐了整本詩集「去中心」的企圖。
因為「去中心」，所有書中的人、事、物都是流動的，所有可能都無法隨意放棄。騷夏筆下的「父親」不只是家庭角色的父親，「掀開」當然也不只是物質性的掀開，種種思維隨著讀者的閱讀進程伺機而動，時刻準備完成一種專屬於騷夏風格的「頑固隱喻」。更深入一點來看，整本詩集的敘述和隱喻，都圍繞著最根本的動物性、最低限度的種種需求與渴望來進行，本能與本能的交會迸發出無數的火花，正是為了解除「整個時代巨大的餓」。
不過，這個餓會消失嗎？騷夏在全書開篇第一首詩〈據實以報〉寫道：「終於你不再怕父親回來」，是「怕」消失了、「餓」消失了，還是「父親」消失了？當「他們的靈魂重疊在一個身體」，盛裝靈魂的身體最終消失，是否意味著靈魂也一併消失？有些事物是無法回頭的，正如同〈新娘〉所寫：
如果繼續「沒禮貌的挖呀挖呀探下去」，會發現書中所寫的這些動物性、需求與渴望，本質上其實都是愛。在「去中心」的書寫企圖下，看似主軸的議題實則身處邊緣，而各類形形色色的愛則是重點，這也正扣合了《瀕危動物》時隔十幾年推出新版的構思──這些詩「曾經瀕危」但「並未絕種」，這些愛也是。
性別觀念的去中心、國族歷史的去中心、家族關係的去中心，在這些議題導向的文字當中，詩體的去中心往往被忽略。我認為，一本詩集「說什麼」和「如何說」同等重要，儘管《瀕危動物》的文字內容與故事本身就已足夠魔幻，但其中的表現形式也值得探討。綜觀整本詩集，騷夏除了採取最為普遍的分行詩、小眾的散文詩，還進一步嘗試分行詩結合散文詩的特殊詩型，甚至還有兩首在小標上呈現「非典型」樣貌的組詩。一本詩集裡面的詩一定要全部都是大家印象中的詩型嗎？詩一定要全部都分行或全部都是散文形式嗎？組詩的小標一定要按數字依序標記嗎？如同騷夏在初版《瀕危動物》之後的作品集所言：「只有一種性別是不滿足的」，只有一種讀詩、寫詩的方式，當然也是不滿足的。
除了以上的作品集構想，騷夏在詩集當中依照情境選用不同的字體，轉換字體的過程正意味著轉換敘事的聲腔或發聲視角，透過這些繁複的技巧，足見騷夏優異的寫作功力。在這個朝向輕、薄、短、小的網路時代，《瀕危動物》當中出現大量「超過百行」且「能夠吸引讀者」的長詩實屬難得，其中的敘事策略與篇章結構值得另文深入討論。更不容易的是，這些詩作往往在結構上精心設計，除了與其他詩作互文，在詩作的最後也幾乎都存在「警句」為整體情境作結，這讓每首詩讀來都是極富情緒張力的故事。
書中許多情境將角色的情感與地理環境結合，在〈作者論〉當中則更進一步地以「作品」的概念來談論情感關係──或者是說，用情感關係來談論「作品」的概念：
作品總是艱難的，愛也是。如同傅柯（Michel Foucault）認為「作者」並不單單指向一個實際的個人（畢竟「作者」會生產出各式各樣的「自我」），騷夏翻轉了位置關係──不是「生產作品」，而是作品「將我產出」，一切都是「未完的朝聖之路」。騷夏面對文學活動中如此，面對愛理當也是如此。
「回到最初的提問：讓我們回答，我們要什麼？」在《瀕危動物》中，所有念想都在互文，所有人都是完整的人。時隔十幾年推出新版詩集，騷夏彷彿同名詩作〈瀕危動物〉所寫的「非常害怕」但也「非常思念」，而我們也許能趁此機會好好感受過去未曾仔細感受的情感、身體、家族、歷史。把「我們要什麼」換個說法：誰能說自己不是瀕危動物？翻開這本充滿了愛的書，也許會發現通往騷夏的路，正是通往我們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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