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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些故事,角色的生命力大到讓作者像個僕人。」──專訪賴香吟《白色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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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賴香吟。(攝影 / Achim Plum,照片提供 / 賴香吟)


1918年,畫家卡濟米爾.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 1879-1935)發表了《白色上的白方塊》。顧名思義,一片白色底上,有個方方正正,卻歪斜著、不置中也不水平的白色方塊。底色的白與方塊的白是略有差異的白。馬列維奇出生於基輔附近的波蘭家庭,經歷過十九世紀末的帝國吞併、瓜分下的逃亡與遷徙,亦見證著帝俄與奧匈帝國的瓦解,以兩種白色構圖,在觀者眼中留下難忘的印象。據他所說,底色的白帶有極微的暖紅,方塊的白則是極微的冷藍。在這之中,馬列維奇發現「自由的縫隙」。而在我們眼前,是無限的自由。

2021年底,旅居於德國的賴香吟,則給出了《白色畫像》小說集,猶如三聯畫的形式展現三名人物:清治、文惠、凱西,他們都是台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下的小人物。若台灣歷史是那片白色地景,這三個人物則以一種微妙的方式,順應著時代與背景,卻又在白中取出那麼一點不同的白,細緻塗抹,調和在整個畫面中,成為畫面的一部分。

馬列維奇代表作《白色上的白方塊》。(圖片來源 / wiki

白色畫像

賴香吟最新作品《白色畫像》


人如何彰顯自己的存在,不致於被背景吞沒,卻又甘心成為往後之人的背景?如何被記下,又能夠讓後者放心前行?是以小說家這頭的挑戰,是繪製三幅白色畫像,在抹平一切的巨大失憶與失語中,浮現出「小寫的人」的形象,最終留下三個簽名?

越洋連線之中,賴香吟像是等待了許久,終於能暢談關於作品、文學與生活的一切,自然地說起許多的事。如同這回的作品所呈現的,人活在怎樣的時代氛圍裡,那些細小的事,所呼吸的空氣,所說的話,所想之事,那些微不足道的煩惱與難受,對於小說作者而言都無比重要。

問及在大疫時代的兩年,寫作是否有救贖?賴香吟回答,或許不是以救贖這字眼,而更像是個浮木、泳圈方舟。在現實生活的驚濤駭浪中,能夠稍有喘息,透過書寫調整自己,完成構想多年的作品。

賴香吟說,三篇小說之中,〈清治先生〉是最早構想、多年發展後精刪完成。2020年在《春山文藝》首度發表後,成書期間亦多次琢磨。〈文惠女士〉同樣關注已久,在〈清治先生〉完稿後,才將稿件整理出來完成。最意外的是第三篇〈凱西小姐〉,原本估計要花上更長時間處理當中的海外政治運動,用更多年採集散佚的資料。不過在前兩篇完成後,因為身分與境遇的參照,催生了這個作品,2021整年,都在打磨此篇。

這三幅「畫像」各自有其時光的投影,譬如〈清治〉將當下的苦悶投往未來,或〈文惠〉與〈凱西〉因為年老的懷舊與物逝感,擦亮了回憶的某些部分。也許小說家面對時代與人物,並非以時代形塑人物,或以人物代表時代,而是代之以細心的感受:人物的形象要怎樣從時代中辨認出來?身處其中的人,究竟以怎樣的姿態活著?

賴香吟說,「因為寫,必須理解各種不同的人,也就知道時代的無情與無奈。終於寫成這些故事,也就明白文學史確實還有很多空間可以耕耘。看明白水怎麼流,就知道花為什麼那樣開。一些人云亦云的看法,理清了,自己就比較淡定,可以安身立命於小說這門苦差事。

如果在前作《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做為台灣文學研究者的她,面對的是自身對歷史的失憶。那麼《白色畫像》則是小說家對逝去的年代的回應,她名之為「失憶者的喚醒與追尋」。

春山文藝賴香吟專輯:國家與小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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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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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並不是逝去就必然要追憶,而是我們對『逝去的』產生了問號,連自己都看不清、記不得自己的故事,於是產生疑問與探索。

不過,與其強調大寫的「事件」,賴香吟更寧願選擇去理解人物是如何在日常中「感知」到氛圍的變化。「認知」有其整理安排,往往是事後的;「感知」則是更當下的、坦率的、難以言喻的,甚至更直接的說,是反映存在者的。對賴香吟來說,一旦輕易的「事件化」,成為大寫名詞,就有附帶某種價值判斷的危險。在小說裡,就會被制式的情緒與觀點一舉覆蓋。

因此在小說當中,賴香吟透過把事件零件化、個人化、抽象化,藉以抵抗定見與偏見,「有點像手工擦玻璃,把(字詞的)污漬盡可能擦拭乾淨,至少把小說裡的場域做到引人放鬆戒備、赤腳行走,才可能談記憶的澄清或參照。

因為對於事件保持距離,小說所處理的「人物」便自然浮現了。書寫過程中,賴香吟更進一步體認了小說技藝的一句老話:「角色是有生命的。」她說過往並非不理解或沒有感受到這點,而是年輕時往往迷戀或迷惑於小說的魔力與炫技,無法適度理解與說明寫作過程當中的「為何如此做?」。於是這幾年她在寫這些故事的時候,「什麼人會講什麼話」的形象召喚,成了更具體的指引。

她形容,「角色的生命力大到讓作者像個僕人。」因此她不得不找方法來跟角色周旋,包括自己所不熟悉的。

好比,這回的三個故事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語言」,最終也以相當比例的台語對話出現在小說裡。小說家終究從語言出發而返回語言。「我必須處理這三個人物以及周邊的人的語言問題。台語文不是為了寫而寫。語言的轉換,代表人物的心情、彼此的關係、社會的氣氛,這是基於角色的生命力才能思索的。」賴香吟說,這三篇故事,語言最為困難的是〈凱西小姐〉,關於那個時代的台語氣口,不一定是字典等工具書有辦法回答的。過程中,賴香吟靠著台語歌謠,或是聽旅居海外的台灣人說話,才得以稍稍靠近與模擬。

儘管如此困難,賴香吟還是忍不住想,「小說家以文字為業,若不能試著寫得更好,要如何能說這個語言能長得更好呢?」

第一層的問題,是音和字,如何能正確又兼顧可讀性。再來,文字也有形和字,以及句法的問題。台語的音如何轉進漢字,又要如何韻律、和諧。最後,是自己的小說如何消化這些異質性的字,達到自己要求的美感。

提問者,永遠要先面對問題。她在書寫中面臨的不只是對於台灣歷史的失憶,也有失語。她坦承處過程既辛苦也內疚,因為這些角色的語言有太多是現在的我們不知道也不會的。她總是在小地方反覆斟酌,譬如〈清治先生〉裡,老同學劉平對清治說起另一位朋友的遭遇,在最早版本是「酒這樣喝會喝死人的」,但這不是台語的語法,那該怎樣才說得漂亮?她摸索許久才尋獲「酒當作水」,以最簡單有力的方式表述人物的心情。

「小說最來自於作者的全部,卻又最不隸屬於作者。」賴香吟如此結論。繪製白色畫像的作者,既然處理小寫的人,也必然要維持一種身段與耐心,方能聽清楚角色的話語,找到白色與白色之間,那道無比自由的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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