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賴香吟。（攝影 / Achim Plum，照片提供 / 賴香吟）
1918年，畫家卡濟米爾．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 1879-1935）發表了《白色上的白方塊》。顧名思義，一片白色底上，有個方方正正，卻歪斜著、不置中也不水平的白色方塊。底色的白與方塊的白是略有差異的白。馬列維奇出生於基輔附近的波蘭家庭，經歷過十九世紀末的帝國吞併、瓜分下的逃亡與遷徙，亦見證著帝俄與奧匈帝國的瓦解，以兩種白色構圖，在觀者眼中留下難忘的印象。據他所說，底色的白帶有極微的暖紅，方塊的白則是極微的冷藍。在這之中，馬列維奇發現「自由的縫隙」。而在我們眼前，是無限的自由。
2021年底，旅居於德國的賴香吟，則給出了《白色畫像》小說集，猶如三聯畫的形式展現三名人物：清治、文惠、凱西，他們都是台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下的小人物。若台灣歷史是那片白色地景，這三個人物則以一種微妙的方式，順應著時代與背景，卻又在白中取出那麼一點不同的白，細緻塗抹，調和在整個畫面中，成為畫面的一部分。
馬列維奇代表作《白色上的白方塊》。（圖片來源 / wiki）
賴香吟最新作品《白色畫像》
人如何彰顯自己的存在，不致於被背景吞沒，卻又甘心成為往後之人的背景？如何被記下，又能夠讓後者放心前行？是以小說家這頭的挑戰，是繪製三幅白色畫像，在抹平一切的巨大失憶與失語中，浮現出「小寫的人」的形象，最終留下三個簽名？
越洋連線之中，賴香吟像是等待了許久，終於能暢談關於作品、文學與生活的一切，自然地說起許多的事。如同這回的作品所呈現的，人活在怎樣的時代氛圍裡，那些細小的事，所呼吸的空氣，所說的話，所想之事，那些微不足道的煩惱與難受，對於小說作者而言都無比重要。
問及在大疫時代的兩年，寫作是否有救贖？賴香吟回答，或許不是以救贖這字眼，而更像是個浮木、泳圈方舟。在現實生活的驚濤駭浪中，能夠稍有喘息，透過書寫調整自己，完成構想多年的作品。
賴香吟說，三篇小說之中，〈清治先生〉是最早構想、多年發展後精刪完成。2020年在《春山文藝》首度發表後，成書期間亦多次琢磨。〈文惠女士〉同樣關注已久，在〈清治先生〉完稿後，才將稿件整理出來完成。最意外的是第三篇〈凱西小姐〉，原本估計要花上更長時間處理當中的海外政治運動，用更多年採集散佚的資料。不過在前兩篇完成後，因為身分與境遇的參照，催生了這個作品，2021整年，都在打磨此篇。
這三幅「畫像」各自有其時光的投影，譬如〈清治〉將當下的苦悶投往未來，或〈文惠〉與〈凱西〉因為年老的懷舊與物逝感，擦亮了回憶的某些部分。也許小說家面對時代與人物，並非以時代形塑人物，或以人物代表時代，而是代之以細心的感受：人物的形象要怎樣從時代中辨認出來？身處其中的人，究竟以怎樣的姿態活著？
賴香吟說，「因為寫，必須理解各種不同的人，也就知道時代的無情與無奈。終於寫成這些故事，也就明白文學史確實還有很多空間可以耕耘。看明白水怎麼流，就知道花為什麼那樣開。一些人云亦云的看法，理清了，自己就比較淡定，可以安身立命於小說這門苦差事。」
如果在前作《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做為台灣文學研究者的她，面對的是自身對歷史的失憶。那麼《白色畫像》則是小說家對逝去的年代的回應，她名之為「失憶者的喚醒與追尋」。
春山文藝賴香吟專輯：國家與小寫的人
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
不過，與其強調大寫的「事件」，賴香吟更寧願選擇去理解人物是如何在日常中「感知」到氛圍的變化。「認知」有其整理安排，往往是事後的；「感知」則是更當下的、坦率的、難以言喻的，甚至更直接的說，是反映存在者的。對賴香吟來說，一旦輕易的「事件化」，成為大寫名詞，就有附帶某種價值判斷的危險。在小說裡，就會被制式的情緒與觀點一舉覆蓋。
因此在小說當中，賴香吟透過把事件零件化、個人化、抽象化，藉以抵抗定見與偏見，「有點像手工擦玻璃，把（字詞的）污漬盡可能擦拭乾淨，至少把小說裡的場域做到引人放鬆戒備、赤腳行走，才可能談記憶的澄清或參照。」
因為對於事件保持距離，小說所處理的「人物」便自然浮現了。書寫過程中，賴香吟更進一步體認了小說技藝的一句老話：「角色是有生命的。」她說過往並非不理解或沒有感受到這點，而是年輕時往往迷戀或迷惑於小說的魔力與炫技，無法適度理解與說明寫作過程當中的「為何如此做？」。於是這幾年她在寫這些故事的時候，「什麼人會講什麼話」的形象召喚，成了更具體的指引。
她形容，「角色的生命力大到讓作者像個僕人。」因此她不得不找方法來跟角色周旋，包括自己所不熟悉的。
好比，這回的三個故事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語言」，最終也以相當比例的台語對話出現在小說裡。小說家終究從語言出發而返回語言。「我必須處理這三個人物以及周邊的人的語言問題。台語文不是為了寫而寫。語言的轉換，代表人物的心情、彼此的關係、社會的氣氛，這是基於角色的生命力才能思索的。」賴香吟說，這三篇故事，語言最為困難的是〈凱西小姐〉，關於那個時代的台語氣口，不一定是字典等工具書有辦法回答的。過程中，賴香吟靠著台語歌謠，或是聽旅居海外的台灣人說話，才得以稍稍靠近與模擬。
儘管如此困難，賴香吟還是忍不住想，「小說家以文字為業，若不能試著寫得更好，要如何能說這個語言能長得更好呢？」
第一層的問題，是音和字，如何能正確又兼顧可讀性。再來，文字也有形和字，以及句法的問題。台語的音如何轉進漢字，又要如何韻律、和諧。最後，是自己的小說如何消化這些異質性的字，達到自己要求的美感。
提問者，永遠要先面對問題。她在書寫中面臨的不只是對於台灣歷史的失憶，也有失語。她坦承處過程既辛苦也內疚，因為這些角色的語言有太多是現在的我們不知道也不會的。她總是在小地方反覆斟酌，譬如〈清治先生〉裡，老同學劉平對清治說起另一位朋友的遭遇，在最早版本是「酒這樣喝會喝死人的」，但這不是台語的語法，那該怎樣才說得漂亮？她摸索許久才尋獲「酒當作水」，以最簡單有力的方式表述人物的心情。
「小說最來自於作者的全部，卻又最不隸屬於作者。」賴香吟如此結論。繪製白色畫像的作者，既然處理小寫的人，也必然要維持一種身段與耐心，方能聽清楚角色的話語，找到白色與白色之間，那道無比自由的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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