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第一位女性犯罪側寫師李珍淑。(圖/ EZ叢書館提供 )
不少人可能看過韓國燒腦神劇《信號Signal》,劇中男主角一出場就頂著犯罪側寫師的身分,從一個垃圾桶便看出明星戀愛緋聞,但真正做為韓國犯罪側寫師、並在這個行業打滾將近15年的李珍淑(이진숙)表示:「沒那麼神。」
李珍淑取得心理學、社會學博士後,於35歲錄取韓國第一屆犯罪側寫分析官,成為韓國第一位女性犯罪側寫師,曾接觸過知名的「李春在華城連續殺人案」、「高有情殺害前夫事件」等案件兇手。多數人應該都很難想像,跟犯罪者面對面交談是什麼感覺、該以怎樣的專業態度來應對?抱著同樣好奇且敬畏的心情,我們邀請到《今天也要去見殺人犯》作者李珍淑進行筆訪,請她談談這本新書與犯罪側寫師這一行的甘苦。
至今仍奔波於犯罪現場,試圖從每一個細節、每一次談話中找出真相的李珍淑,不僅僅希望破獲案件,更希望能讓每一位讀者了解,很少人是天生的犯罪者,深入罪犯背後的成因,才能真正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Q:由於台灣沒有「犯罪側寫師」的專門職稱,能請您說說韓國的側寫師的工作內容嗎?
A:側寫師不像美劇演的那樣,會直接出動現場、逮捕犯人,也無法在24小時內解決所有案件,但是像劇中透過使用各種系統重建犯案行為,以及提供搜查來源的部分則是相似的。
Q:您入行多年,也見過多少位罪犯, 一開始與其接觸時是抱著什麼心情,跟自己預想的有何差別呢?
A:雖然我沒有一一細數,但我當側寫師已超過14年,每年似乎都會與30名以上的犯罪者見面,所以應該已經見了超過300名犯罪者。我見到的第一位犯人是一位除了殺人前科外,共有超過10次前科的殺人嫌犯,我還記得他的長相非常兇惡,但實際見面之後,並不覺得他是會威脅我安危的人。
通常跟嫌犯見面時,都會聽到對方目前的生平故事,雖然我必須讓他們對自己的罪行負責,但同樣生而為人,也會替他們感到遺憾。
Q:您在書中提到,在跟犯人面談或對峙時也會有恐懼,您都如何克服?
A:「不想讓被害者受冤屈」的想法,幫助我把恐懼轉換為勇氣。我反而是在不確定犯罪者的罪行時才會感到恐懼,但當我確信坐在我面前的就是案件的犯人時,比起恐懼,想讓犯人自己承認罪行的決心,總是更加強烈。
「不想讓被害者受冤屈」的想法,幫助我把恐懼轉換為勇氣。(圖/ EZ叢書館提供 )
Q:擔任側寫師這麼久,您碰過什麼工作困境嗎?會因為妳是女性而更加艱辛?
A:剛開始的前5年我遇到很多不同的案子,不知道該從何下手,也不知道該用什麼方法,因此感到非常煎熬,所以中間有1年半左右,我也曾在其他部門工作過。反而是過了10年之後,我開始對自己的工作感到驕傲,目前似乎也沒有倦怠感。
我認為身為女性,遇到的並非困境,反而在觀察案件的細節與犯罪者時,其實是更有優勢的。但我也記得,在我孩子還小的時候,曾因為必須同時做好母親與側寫師這兩種角色而比較辛苦的回憶。
Q:您提到側寫師是「善於聆聽之人」,且大部分的犯罪人其實都會選擇傾訴。除此之外,在您接觸過這麼多罪犯後,有歸結出一些共通性嗎?
A:犯罪者在願意傾聽自己故事的人面前,即便知道會受到更重的處分,好像還是會說出犯案相關的陳述。我覺得這不只是犯罪者的共同點,而是只要是人,包含犯罪者,都希望受到尊重、支持和愛。
Q:《今天也要去見殺人犯》中特別講述幾起家庭案件,您也指出,很多後續衍伸出的犯罪,問題一開始都源自於家庭。面對此一常態,我們「個人」有什麼可以改進的地方嗎?
A:我覺得大家應該付出個人的努力,找出自己憤怒的來源並想辦法紓解。並非所有受到相同傷害的人都會做出一樣的選擇,所以大家要想辦法回頭端倪自己成長過程中的傷口。
Q:個人力量無法改變整體社會,但從「教育體制」角度來說,是否有加強家庭犯罪防治的建議?
A:若兒童在家庭中無法徹底獲得情感支持,就必須透過幼稚園、國小、國中等學校教育的教導,協助他們在社會化之下學習並熟悉這樣的感覺,並且當他們察覺到自己是在自尋毀滅時,就不會做出導致毀滅的不合理的選擇。
李珍淑工作照。(圖/ EZ叢書館提供 )
Q:「家人是我們無法選擇的社會集團,即使不滿意也無法任意脫鉤。」依您觀察,現今韓國家庭功能有所缺失嗎?原因是?
A:我認為這個問題不單存在於韓國,因為沒有任何人能在出生時選擇自己的父母、家人,任何國家的社會結構若不能讓兒童在最需要情感支持的嬰幼兒期與家長共度正向時光,應該都有相似的問題。
在韓國,不論男女皆必須參與經濟活動、社會活動,個人主義日漸強盛,家庭功能逐漸萎縮,所以漸漸衍生許多問題,我認為這需要由社會和國家共同扛下責任,攜手解決。
Q:您曾說過無法原諒「對自己的犯行毫無悔意的人」。您認為冷血、毫無羞愧之心的人算是心理變態嗎? 面對真正的心理變態時,您的因應之道是?
A:我們不能把所有不知反省的犯罪者都歸類為心理變態,因為有些人只是需要更多察覺錯誤的時間。但若是完全沒有意願觀察對方情感,抑或完全不嘗試理解他人情緒的人,這些人就算是心理變態,反社會傾向者當中,有部分便是心理變態。
我見過的犯罪者中,有確切被診斷為心理變態的約有10人左右,和心理變態進行面談的難度相當高,如果可以,我也想盡量避開這類人物。
Q:長期面對沉重殘忍的案件與犯人,您有感到徬徨的時候嗎?工作與日常之間,您如何找到平衡?
A:透過與一起工作的同仁見面就能排解許多壓力,我也很努力區分個人生活和工作,如果非必要,我會把所有案件相關的思緒都留在辦公室再回家。
Q:對於這本書,您特別想帶給讀者哪些訊息?
A:多數人會認為犯罪者與自己無關,但如果我們不找出心中憤怒的來源,並想辦法排解它,就有可能因爆發的怒氣而瓦解人際關係。
然而,尋找憤怒來源並治癒它的力量,就在我們心中,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正面追求幸福選擇的力量就在我們自己手上,希望我的書在讀者做出創造幸福的抉擇時能帶來些許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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