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過去熟悉成「當代」，時代就是彈珠台：專訪陳柔縉《大港的女兒》-\ 本月大人物 /-OKAPI閱讀生活誌

關於陳柔縉，自1993年她寫《私房政治：25位政治名人的政壇祕聞》、《總統的親戚》（1999），一路到《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2005）、《宮前町九十番地》（2006）、《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2009）與《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2018），是一條從政治線記者、政治評論轉身，面向時代、歷史與民間生活的軸線。

若她無比熟習的日本時代物質生活與人物傳記是土壤，那麼新作《大港的女兒》則是一朵驚奇的花，這是陳柔縉第一本長篇虛構小說。她自述，「這幾年，每次受訪我都會說很想要寫小說。在看歷史的過程，我經常感覺某些人跟事可以發展成故事。」對她而言，是因為這個故事的到來，才讓一切水到渠成。

從傳記到小說，從真實到虛構

大港的女兒(首刷限量隨書贈送：昭和六年『高雄鳥瞰圖』復刻版)

《大港的女兒》中，那位出身港都苓雅寮、嫁去台南麻豆，再輾轉隨丈夫到東京經商的主角孫愛雪，原型亦有所本，她正是有著「海外台獨運動金主」之稱的旅日台人郭榮桔之妻：郭孫雪娥。

陳柔縉在後記裡，生動描繪了郭孫雪娥女士家族後輩如何找上她的那一夜。與之前寫《榮町少年走天下：羅福全回憶錄》不同，羅氏夫妻一類的傳主，已有很完整的資料，能夠在青壯時期完成口述，記憶都還清楚，而郭孫雪娥的家族故事則是，「這案子來得有點緊急，當時老太太已經88歲了，像是搶時間的概念。而且老太太本人並沒有特別想要做傳記。當我去日本拜訪她，其實多半是在她的工作場所進行訪談，沒有那種『我們現在好好來寫一本傳記吧』的心情。」

「從時間與資料的考量，如果要做一個談得很清楚、有所本的傳記，對傳主、對我來說都不容易。一開始，我就決定要將它寫成小說。」而將故事交到陳柔縉手上的委託人，其實是郭孫雪娥的女婿、經年在美國的法學博士陳隆豐先生。當時，他只這麼回答陳柔縉的小說構想：「我岳母的故事即使占百分之零點零幾都好，只要能講出台灣有這樣女性的故事就好。」

於是，面對《大港的女兒》這本長篇小說，陳柔縉明言，「我的態度是，我在寫一個虛構。她是那個啟發我的人、那個故事原型。」

從短篇文論、人物傳記到長篇小說，陳柔縉在不同類型的創作上，也有不同的應對。「我沒寫過小說，依照我原本寫文章的習慣，當我要寫一篇三千到五千的字稿時，我應該會把資料、想法、段落都想好。但寫小說，我發現就是不管了，啪！寫下去再來改，反正大家都說小說要改啊。」

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附1935年『台灣博覽會紀念台北市街圖』、『台灣博覽會鳥瞰圖』復刻版古地圖

雖然如此，《大港的女兒》依然如她之前作品一般，從發起到完稿，拉出了一條數年的軸線。「2015年到2017，我一邊寫小說，中間也在寫了《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2016年，已經蒐集很多相關筆記、圖畫。2018下半年，小說大約寫到一萬多字，2019年決定認真寫。」那時，陳柔縉請出版社婉拒所有邀約，完全閉關。「2019年我每天都在寫小說。一天只能寫一兩百字而已，在捷運上把它打開，從淡水到新生站附近的工作室，我發現捷運上反而是我最好寫的時候。」最好的狀況，她一天能產出三百多字，但其他多數的時間裡，東查西查，一天就過了。

即使《大港的女兒》是虛構作品，她強調依然有非常、非常多要查的資料，比如書中出現的「福州裁縫師傅」、「中華民國領事館」等角色與背景，都不能等閑視之。或許，長篇小說也是她將腦中所有故事解壓縮的去處，「我把我知道的很多很多故事，壓成一個。我講述它時，也會運用到其他我知道的故事、不完全是傳主的事。」

那麼，故事開篇，送給孫愛雪父親一匣子鑽石的高雄富豪，是真的嗎？陳柔縉這時卻跟我們聊起好萊塢影星喬治．克隆尼。她看到一則新聞，談喬治．克隆尼曾準備了十幾個皮箱，裡面各裝有百萬美金，聚齊曾對他有恩的友人們，感謝他們當時對一無所有的他提供幫助。當然，克隆尼的新聞被證實了。陳柔縉則是慧黠笑答我的鑽石之疑，「妳問我鑽石是真的嗎？多麼好玩，若把它當虛構小說看，那趣味不是又多了一重？」

以虛構包裹真實，確實將小說變得有滋有味。陳柔縉也給了閱讀此書的中肯建議，「我很難跟人說，虛實是怎麼在這本書裡交錯的，講了讀者可能更亂。請把它當成虛構。」她想像最好的情況是，原來的讀者能理解她對事實的掌握能力，在她把它轉化成虛構的時候，他們能像她一樣滑溜地在真假、虛實間享受。一如後記裡所寫，這本書，意在感受「百年流轉」，而不是「超現實」。

把過去熟悉成「當代」，時代就是彈珠台

陳柔縉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出手即無生澀，或許，過往作傳與資料的收整，都讓她更有餘裕轉戰小說。她說，「以前沒寫小說，是覺得自己對『時代』還沒完全掌握好。是到了這一兩年，我才開始抓到感覺，更進入那個日本時代的世界。」那麼，對於一個時代、一段歷史的理解，到底要如何才算足夠？她的答案，正完美側寫了一路走來，她為「故事」付出的心力，「比如我們現在寫當代，很輕鬆就知道咖啡廳長什麼樣、怎麼穿衣、買衣等等，能把一個時代變到像當代，就可以了。」

陳柔縉以這本小說問世過程的心情，談這幾年的自我變化，「我不知道我小說寫得怎樣，現在，我把這些都放掉了。年紀輕時，我對人情世故比較放在心上。現在老了就皮掉，這老也有不好。」她坦白的不得了，不只是現在的她不太想聽別人的，而是，「我從頭到尾就不想聽啦。」

「講實在話，我真的沒去看或接收外面的回饋，可能是我性格的懦弱。我也沒認識那麼多人，從前寫政論時，就刻意不去認識太多人。」不是多麼想保有單純，而是她自認頭腦沒法太複雜，只想順心而為，「像是我那時不想寫政論了，也會有『使命感』與『我很累』的拉扯，但最後還是都順著自己。」

因此，面對何時會想處理「大歷史」、「大人物」的提問，她以對歷史和時代的周延思考來回應，「寫大歷史，要有一個很強的立場，對與錯、是與非，我認為這是必須的。歷史一直被政治所用，比如『漢奸』，該怎麼看呢？若歷史不是這樣轉動，若日本戰勝呢？」她以當時國共兩黨的政策思考，到底主張和平停戰還是一直殺下去，哪個正確？「談日漢、談國共，大的討論對我來說很困難。想的簡單，可以說誰誰誰就是英雄；複雜來細談，也許又會被解讀成兩邊都討好、兩邊都處理不好。」

過去的她，從事多年政治新聞評論，因為不想再碰，轉而書寫歷史。「我還是無法想像我什麼時候會寫大歷史。我想寫的，可能是那些離歷史主舞台很近、卻沒被看到的人。」《大港的女兒》雖然貼著歷史大事件，骨子卻是寫「緣の下の力持ち」（無名英雄）的人物，也就是如支撐屋房的下柱般，「隱身在看不見的地方，使出力氣的人」。於是，小說的「孫愛雪」被擴散成一個時代、一個海外女性的共相。像陳柔縉本來一直想寫的另一個故事，談台北永樂町的一位老太太，就與這本小說的主角異常貼合。「那一代有許多女性背景近似，比如都是高等女校出身；父母都是老師、差不多1927、28年前後出生。」

戰前受過高等女校教育的女性，是陳柔縉關注的一大主題，她們共有一個很特別的歷史情境，就是：優勢忽然斷裂。「她們原來是很菁英的，勝過日本人，可是一到戰後，ㄅㄆㄇㄈ來了，一切從頭開始。原本可以接受更高的教育，也因此斷掉了。雖然大都嫁得不錯，但也好像沒有發揮。」以郭孫雪娥女士為例，陳柔縉最常聽她們說的詞句是：「有用／沒有用」，「她們認為人生必須要有價值，對她們來說，那個價值往往是『付出』，為先生、為家庭、為養育子孫，但自己不必留名。」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不一樣面貌，就像小說中也出現許多日本時代的典型「紳士」角色。一如陳柔縉所言，「人是有時代性的，會有一個樣子，那就是他的價值。」《大港的女兒》書名一度想取作《緣下之力》，也是為了突顯過往女性的時代感與價值觀。

許多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事，像是戰前欠款，戰後不再追討；或是克隆尼的百萬美金到這本小說，都是如此。陳柔縉說，「為什麼我小說裡要寫錢這事？因為台灣太重視『利』，我們所有的問題都在利上面。台灣從文化到教育，都是利的思考，我們不大能為很抽象的事情獻身。」

與陳柔縉聊天，我經常想起她在《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寫下的：「不是沒有故事，只待發現。」當人們抱怨無故事可寫，陳柔縉以不同時代、無盡故事做出回應。「這個時代，就像打彈珠台，點都扣在那裡，彈珠在不同點之間撞擊，就會出現不同樣子的故事。」

陳柔縉果然是時代的女兒，把自己不斷丟進彈珠台裡，迴旋與書寫，只為了給我們看看，每個「人」都有的故事。

陳柔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