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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發生的格列佛遊記?德川幕府當時如何「馴服荷蘭人」?讀《公司與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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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讀書筆記bn


歷史之所以能不斷重寫,在新史料的發掘之外,更重要的,是新觀點和新視角的出現。

歷史學每隔一段時間總有新的流行,每一時期史學主流的移轉,都是對既有定論或陳說的挑戰,成功的歷史研究,就是要以當代的關懷和視野,顛覆讀者的既有印象,不見得都是粗暴的狠狠打臉,但至少也是帶著狡黠的微笑,溫柔地提醒著:過去可不是你理所當然認為的那樣喔。

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

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

《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承繼著近年來海洋史、全球史的視角,以深入淺出的說明,試圖擺脫傳統「西方征服東方」的敘事。歷史不再是一個又一個的西方強權,像大隊接力一般從大航海時代不斷向外擴張、征服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歷程。作者亞當.克拉洛(Adam Clulow)以17世紀東亞海域裡,荷蘭東印度公司和德川幕府的互動為例,指出被迫低姿態臣服乃至曲意迎合的,反而是努力想打入亞洲的荷蘭人,他們被迫放棄了西方主權或國際法之類的堅持,逐步遵守著幕府所定下的規範。或者,用作者的形容,兩者的接觸是德川幕府「馴服荷蘭人」的過程。

全書一開始引用了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後人往往為這部小說的奇想所吸引,忽略了情節暗藏歐洲早期向海洋擴張時,心態上的無力、渺小。不同於魯賓遜的無人荒島,格列佛漂流在不同的王國間。即使在小人國,身材巨大的格列佛,也發現自己影響力有限,被迫從軍,表達對小人國君主的順從。這樣的虛構故事,在《公司與幕府》作者的詮釋下,隱喻著西方和東方的實際景況。當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來到東亞,在這片由德川幕府主導國際秩序的海域裡,荷蘭人就像格列佛,最終只能順服權威,依照幕府的遊戲規則行事。

即使在小人國,身材巨大的格列佛,也發現自己影響力有限,被迫從軍,表達對小人國君主的順從。這樣的虛構故事,在《公司與幕府》作者的詮釋下,隱喻著西方和東方的實際景況。荷蘭東印度公司有如格列佛,到了東亞只能依德川幕府的規則行事。(圖片來源/ wiki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本質,並不是一間現代意義的「公司」,而是一「混合型組織,成功結合了企業和國家的性質」,具有行使主權的能力,可以進行外交談判,也能發動軍事攻擊,和建立要塞等區域控制的能力。一開始,東印度公司也試圖以武力和外交,主導和亞洲諸國的貿易關係,但遇到了各式各樣的阻力,尤其以德川幕府的衝突為最。此時德川政權正好試圖在中國體系之外,以對中國華夷秩序的模仿,建立自己的國際秩序,即「日本型華夷秩序」:以自身為文明中心,周圍環繞一圈一圈愈來愈「野蠻」的夷族。

荷蘭的出現,勢必造成兩者間一連串的「有限衝突」,經由不斷衝突確認彼此的關係。作者經由外交、暴力與主權三個有限的衝突,勾勒出一個由東方而非西方主導的世界。

在外交上,荷蘭東印度公司和其他西歐諸國不同,無法直接等同於王室,但他們一直企圖用盡各種方法,如建立巴達維亞城(今雅加達)營造出和幕府平起平坐的對等外交關係,但始終不為德川政權承認。在數度派遣使節團失敗後,只能選擇江戶方面唯一能接受的關係──成為幕府忠實的臣屬,變成德川治下的「大名」之一,學習、琢磨著日本官場的禮儀和潛規則。這不只是場面話,荷蘭方必須肩負起各種義務,包括定期的赴江戶上呈禮物,甚至替日本出兵平亂。也許一開始這套臣屬幕府的說法,只是為了貿易進展,暫時以退為進,但隨著時間經過,成為了荷蘭人在日本無法去除的頭銜和位階。

如果外交的戰場發生在日本本土,那麼暴力的衝突就發生在海洋。

德川幕府以「朱印狀」這樣特許的頒發,做為管理海洋秩序的手段,擁有朱印狀就擁有來自德川的認可和保護,確立幕府在東亞甚或東南亞海域的支配。尤其長崎地位的崛起,長崎奉行這位日本沿岸最高階的官員,逐漸成為東亞海事糾紛的仲裁者,即使在鎖國令之下,依然是亞洲海域實質的國際法律中心。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打入這片海域,抵抗各方的競爭者,武力是必然手段,於是進行海盜般的私掠。荷蘭方面當然有提出合理化劫掠的說法,但最終受制於長崎的強勢。尤其在外交上的「臣屬」角色,也令「海盜」荷蘭在以武力的擴張上有所忌憚,每一次出擊都得擔心受害者前往長崎申訴,換來嚴厲的制裁。


巴達維亞城在荷蘭殖民時期,城局限於牆內,城外只有村莊、果園和稻田。(圖片來源 / wki

徳川家康朱印狀/荷蘭國立公文書館蔵(圖片來源/wiki)徳川家康朱印狀,荷蘭國立公文書館蔵。(圖片來源/ wiki


武力的綁手綁腳,最直接的表現,是和鄭芝龍、鄭成功勢力的衝突。鄭氏的海洋網絡代表著來自華人社群的力量,龐大的海上網路和荷蘭高度重疊,控制相同的市場,不時發生大小摩擦,鄭成功攻占台灣可以說是雙方衝突的最高峰。但當德川幕府基於中國方面的商業利益,並試圖擴大影響力的諸多考量下,選擇加強對荷蘭的管轄權,逼使荷蘭放棄了對鄭氏的報復。荷蘭人以西方法律觀念,想要做為征討鄭氏的合法性基礎,但對幕府官員毫無效果,反而困在德川幕府所打造的「管轄權迷宮」之中,失去了戰鬥的能力。

1628年發生在台灣大員的主權衝突,是另一更好的例子。荷蘭原本希望以澎湖為據點,和中國明朝大規模衝突,最後雙方達成協議,讓荷蘭人在台灣大員建立「熱蘭遮城」(安平古堡)當作基地。荷蘭依據西方的法律和慣例,宣布擁有對該地的主權,但日本幕府拒絕承認,除了不符合日本的商業利益,日方也沒有「主權」的概念。最後以濱田彌兵衛持朱印狀來台買賣生絲為引線,雙方徹底決裂。當幕府以查扣日本本土荷蘭商船做為報復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只能退讓,甚至引渡大員長官諾伊茲(Pieter Nuyts)至日本監禁,四年後再以巨大的銅製枝形吊燈為禮物,將他贖回,並經由種種儀式,再次表達了對日本幕府的順從和效忠,徹底被日方所「馴化」。


大員港市鳥瞰圖(17世紀),藏於荷蘭米德爾堡哲烏斯博物館。(圖片來源 / wiki


如本文一開始說的,《公司與幕府》除了提供史事的補充外,最重要的還是觀點和視角的突破,呈現給讀者的不再是「征服者」的西方,而是在衝突中不斷被「馴化」的西方。本書也顛覆了從陸地出發看待東亞歷史的視角,描繪出以德川幕府為中心的海洋秩序,以及在這秩序下,同時於海洋上競逐的各方勢力。經由海洋的視角,重新將過去訴說成新的故事,而這則新故事又讓讀者抛棄陳見,重新加深了對歷史的理解。

大陽底下或許沒有新鮮事,但總有一些因為光影交錯,讓人忽略或誤判的暗角,好的歷史研究就是要引領人們認識這些暗角的重要和意義,這也正是《公司與幕府》一書的價值所在。

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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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稷安
歷史學學徒,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長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大眾史學、數位人文學。理論上應該是要努力在學院裡討生活的人,但多半時間都耗費在與本業無關的事務裡,以及不務正業的事後懊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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