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海洋史觀已經不是新鮮的概念，從它被首次提出來至今已經有快30年，但從系統性的建構而言，它還是個少年。其中重要的理論建構人是曹永和老師。
曹永和老師最為獨特的地方——也是他可以創造典範的原因——乃是他並非歷史專業出身，故可擺脫專業史學研究的各種羈絆。請問20世紀後半葉的東亞、使用漢字的歷史學者（即便懂英文），有幾個人可以擺脫費正清史學？大部分人都還是沿著費正清提出的概念和架構，討碗學術飯吃而已。
曹老師不一樣，他自學出身，服務於台大的圖書館幾十年。他最初的台灣史論文，是發表在《台灣銀行季刊》這樣的經濟專業刊物上的。大致說來，他是透過對「物」的研究，再推及到「人」（台灣人），再推及到「地」（台灣的歷史地理空間），最終他借用布勞岱爾的研究方法，在1990年代他提出了「台灣島史觀」，從而開創出一個卓然不群的史學新典範。
曹永和的史學典範創新讓我非常感慨。因為「由下而上的歷史」（study history from bottom up ）本來就是針對傳統的以政權為研究核心的做法，就像司馬遷的《史記》那樣是以皇帝和權力繼承為核心的歷史研究方法，而去突破，故強調底層、強調無產階級、強調大眾文化史，最後建立一個新典範。但這種研究方法從西方傳到了漢字文化圈，卻很容易停滯在單純的「物」的上面津津樂道，bottom是有了，但沒有up。所以還是沒辦法顛覆以皇帝為中心的大一統史觀。
但曹永和老師因為不被條條框框所束縛，所以格局大開，他從台灣的bottom做起，向上up，而提出了台灣島史觀。其實任何一個不被某種框架束縛住的人，只要認真閱讀台灣史料，就會遇到中文以外的文獻，而他如果和曹永和老師一樣也通曉英語、日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拉丁語及台灣荷蘭統治時期所使用近代荷蘭語（early modern Dutch），他就很難畫地為牢，把台灣史和中國史簡單對接。
曹永和認為，台灣的地理位置正好位於東亞縱向群島的中心點，東接浩瀚廣大的太平洋。它又位處「季風國際航道」上，從史前時代以來，就是大東亞地域的族群移動的重要通道。而16世紀歐洲海權列強的「地理大發現」後，更將台灣捲入世界性的競爭中，島嶼的主權因此與周邊國家之間幾度分合。「海島地理，使台灣在荷蘭、明鄭時期具有某種程度的海洋性格，可惜未能形成一個文化單位。」他因此認為，現在是台灣轉型為「海洋文化」的最佳時機，而「台灣島史」的想法，或許有助於海洋文化基礎工作的建構。
曹永和老師用「海洋文化」一詞，而審慎的並未採用「海洋史觀」一詞，但他實際上是已經提出了「台式的海洋史觀」這個命題了，而自從他提出這個概念距離今天已經有30年！
文明的海洋史觀
而相比之下，日本學者是亞洲最早提出「日式海洋史觀」的，日本的思想界和歷史學界在戰後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系列建構。我這裡要提及川勝平太的《文明的海洋史觀》，雖然在一般的認知裡，「近代」是誕生在英國，表現為工業革命，然後伴隨著船堅砲利、沿著海洋而來到封閉的亞洲，故日本才出現明治維新（成功！），大清才有戊戌變法（失敗！）。然而川勝認為，「近代」這個概念並不能為西歐（尤其是英國）所獨占。他認為所謂「近代」，乃是誕生自亞洲的海洋之中。更正確地說，正是因為必須回應「海洋亞洲」帶來的衝擊，所以日本和歐洲才會出現嶄新的文明。所以，在舊文明東西兩端的日本和英國，其實透過海洋亞洲，共享了歷史的時間與空間。
「海洋亞洲」一詞，和「大航海時代」一樣，無疑是日本人的偉大而獨特的發明。而這些概念的出現，背後是一種擺脫西方中心和中國中心的辛苦努力。在這種解釋體系裡，亞洲大陸是乾燥的和半濕潤的舊世界，「文明的陸地史觀」雖然可以解釋它的歷史，卻無法解釋日本的歷史發展，尤其是無法解釋近代日本的發展。
我推測曹永和老師的「台灣島史觀」或許是受到了川勝平太或其他日本海洋學者的影響。他日文很好，博覽群書，他也熟悉西班牙文和荷蘭文，看到了基隆或台南的殖民商業據點，而馬上理解到它們是橫跨全球的大航海時代的產物。畢竟，任何歷史學者在思考台灣這座島嶼的歷史時，都會覺得把它粗暴地塞到來自中國的灰姑娘姐姐的鞋子裡，目的只是嫁出去，那一定是異常不舒服的狀態。
我之前曾經說過，台灣史一開始就是世界史，無論是從有史料的時代算起（所謂的台灣四百年史），還是從沒有史料的時代，只能依靠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和基因研究的時代算起（史前的東南亞型的歷史）。總之，台灣史從頭到尾都是和海洋密切相關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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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跨國公司如何創造二百年歐亞整體史 (電子書)
富察延賀
八旗文化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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