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作者白先勇、廖彥博。
九月上旬,白先勇的新作《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上市,描述父親白崇禧將軍與蔣介石之間的恩怨情仇。這次OKAPI 特別邀請白先勇老師以及共同執筆的青年史家廖彥博,一起分享這段民國史中極其重要、卻往往受到忽略的時光,同時也聊聊父親對其創作,帶來什麼啟發及影響。
白先勇的《台北人》出版後,知名文學研究者夏志清及劉紹銘教授將其評為「民國史的縮影」,不僅從此成為文學經典,其中不少名篇也收錄在學校課本中,更譯介為多種語言版本,掀起一股研究熱潮。書名雖為《台北人》,實則追憶國共內戰後,隨蔣介石播遷來台的外省人生活,行文充滿時代感,讀者或可從中窺見大時代的繁華與落寞,乃至歷史的洪流下,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談及為何以這樣的時空背景創作,白先勇說,除了受到傳統「文史不分」的概念影響,父親白崇禧熱愛閱讀史書的家學淵源,無形中也影響了他的創作。此外,他的童年因為八年抗戰及國共內戰,不斷逃難、搬遷的經歷,也融入到寫作之中。1960年代現代主義思潮風起雲湧,當時他就讀台大外文系,深受時興的西方思潮影響,但對中國傳統文學仍抱持頗大興趣,有時甚至翹課去中文系旁聽葉嘉瑩教授講詩,鄭騫教授說詞,因此在他當時的作品中,不時可以見到西方現代主義揉合中國文學傳統的風格。還有,大一讀國文時老師選擇《史記》為教材,更是讓歷史的意識深植心中。後來,白先勇浸淫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不僅曾以《紅樓夢》為題在台大開設通識課(課程內容可線上觀看),也出版了《白先勇細說紅樓夢》一書。
多年之後,白先勇以讀者的角度回首當時的創作,發現某種程度上似乎冥冥中自有注定,例如《台北人》開篇〈永遠的尹雪艷〉,其實是他在愛荷華大學念書時寫的,他笑說,當時放眼望去全是玉米田,自己卻在這美國鄉下的玉米田間,寫上海這個繁華都市中,交際花尹雪艷的故事,還引用唐朝詩人劉禹錫追憶西晉東遷時殊事異的詩作〈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那個六朝金粉的時代,朝廷由北方遷往南方的建業(今南京),似乎也可呼應國民政府後來從南京遷往台北,這個主題貫串了《台北人》全書14篇短篇故事,也就是作家歐陽子(白先勇的台大外文系同學)所謂的「今昔之比」。民國史的架構,就這樣在創作中漸漸成形:《台北人》的主要角色莫不因為1949年國府遷台而遭逢人生鉅變,只能於台北緬懷自己在北京、在桂林、在南京或上海的黃金歲月。
不過《台北人》畢竟不是歷史小說,並非描寫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書中人物形象多是在生活中耳濡目染,從旁觀察父親及其部屬,再自行拼貼而成,包括喜怒不形於色的威嚴將軍、忠心耿耿的副官或參謀等,經過文學手法重塑後,再度躍然紙上。而《台北人》全書朦朦朧朧間也透露著一股哀戚,似是悼念中華民國在大陸的那段時光,白先勇認為,「如果沒有從小的成長經驗,以及我父親的親身經歷,這些故事不可能成形。」但另一方面,書中描述的將軍角色,卻不一定指涉父親本人,虛構與現實的關係總如千絲萬縷難辨。
現在看來,白崇禧將軍那些珍貴的回憶,是直到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才有機會向兒子述說,「當時年輕的我,一如每個世代的青少年,只覺得老調重彈,已經說過無數次,直到父親已不在人世,方知後悔莫及。」白先勇說。
近年,白先勇將創作重心從文學轉至紀錄父親的過往歲月,除了照片集《父親與民國》、與廖彥博合著的《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加上甫出版的《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父親三部曲」暫時告一段落。
那麼,當初又是為什麼起心動念,想要將父親的人生紀錄下來呢?
雖然白先勇是在1994年從教職退休後,才開始著手進行相關研究,其實早在1970、1980年代便已開始關注此議題。「當時我念的是英美文學,但在圖書館讀的書以民國史居多,包括中文和外文的,因為有個問題一直縈繞在我心中:到底為什麼國民黨會丟掉大陸?國民黨抗戰勝利後,挾人數、裝備、美援等優勢,照理說應該能把共匪殺得落花流水,為什麼到頭來反而將河山拱手相送?」懷著這樣的疑問,他遍遊書海,也在過程中興起紀錄父親人生的念頭。
中華民國首任國防部長白崇禧生於1893年,為國民黨軍隊「桂系」將領,另有「小諸葛」之稱,曾參與辛亥革命,並逐漸嶄露頭角,統一廣西後,和李宗仁成為桂系代表人物,後在國民黨北伐、八年抗戰、國共內戰等多場重要戰役立下汗馬功勞,可說一生戎馬。晚年移居台灣後,因蔣介石猜忌而被架空權力,1966年因心臟病發逝世。
白先勇提及當初父親參與辛亥革命的一則趣事。當時白崇禧的母親聽聞「老五」竟然要去參加革命,雖然已經18歲,心中仍是掛念不下,馬上請其他兄弟到城門堵人。沒想到兄弟們守在北門,機伶的白崇禧卻從西門出城,從此捲入革命的洪流。這一步,不僅決定了他的一生,也開啟了一路南征北討的軍旅生涯。
白先勇說,「後來發現,我父親抵達漢陽時,革命其實只差臨門一腳,真槍實彈他大概只打過兩槍。即便如此,仍是意義非凡,他見證了中華民國的誕生,因而和民國有血肉相連的革命感情,這種原始情感一路伴隨著他,使他成為孫中山思想最堅貞的擁護者。」
這段困頓的時光,因無法洗澡身上長滿蝨子,簡陋的草鞋也因長期行軍磨破,腳都走到出血,成了白崇禧一生難忘的回憶,心中對中華民國的認同,也就此根深柢固。這段往事,在白先勇筆下化為《台北人》中〈梁父吟〉的故事背景,在故人的回憶之下,王孟養將軍在黃鶴樓上登高疾呼:「革命英雄——王孟養在此!」這句話是何等豪氣干雲,等於重現了他父親青年時期「革命報國」的崇高理想。
另外,白崇禧當時帶著桂系軍隊一路從廣西打到北京,完成民國統一大業,號稱從「鎮南關打到山海關」,這段時間是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刻,時年35歲的他,不僅受到報紙力捧,在知識分子與新女性的眼中,也成為英雄般的存在。一般都說,廣西的部隊在北伐時才頭一次完成打進北京的成就,就連曾經差點滅掉清朝的太平天國,也只是打到天津而已。
廖彥博補充,由於白崇禧親眼見證民國建立,這種視如己出的情感,顯現在他看待國家的態度上。「以現代公司經營來比喻,民國是白將軍一手參與創立的公司,自然會有強烈認同,當公司遭到危難,傾力挽救也是理所當然。這也解釋了,1948年國共內戰情勢大致底定時,為何白仍力勸蔣迅速採取和平措施,讓美國介入談判,希望促成『劃江而治」局面,但是美國的條件是蔣必須下台,此舉因而被蔣視為逼宮。」
由此可看出,白蔣二人的核心價值有非常大的差異。針對國家和個人間的界線,白崇禧劃分得相當清楚,為了拯救國家,個人是可以犧牲的;但對蔣介石來說,自身的存在就等於國家,違逆自己便等於叛國。
至於,為什麼派系本來不同的白蔣二人,最後會走到一塊?廖彥博說,在北伐之前,兩人其實只有一面之緣,沒有私交,當時白代表廣西前往廣州談兩廣統一,席間便遇見蔣。後來據白崇禧同鄉晚輩粟明德先生回憶,白將軍曾跟他說起,某次蔣召集各將開會討論北伐大業,但各將領唯唯諾諾,都沒什麼具體意見,惟白之意見振聾發聵,頗受蔣之賞識,因而私下前往白下榻的飯店請其出山擔任參謀總長。時年33歲的白,雖已在統一廣西時獲「小諸葛」之稱,仍以自己年齡與資歷尚淺本欲推拒,蔣表示,只要找個老鳥來掛名就行,便以李濟深為總參謀長於廣州指揮,白崇禧則以北伐軍副總參謀長之職代行總參謀長職務,後來更膺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在南京龍潭等戰役屢建奇功。
這支北伐國民革命軍,人數雖不及北洋軍閥,但由年輕軍官帶領,身負革命理想,散發年輕朝氣,同時以「國父孫中山繼承者」自居,討伐的對象又是陳舊腐敗的北洋軍,恰符合革命及五四運動後民間的進步氣氛,到哪都受到百姓歡迎,北伐大業自然順利開展。
蔣介石(中)與桂系兩位要角白崇禧(右)、李宗仁(左)在二十幾年間幾度分合,牽動中華民國的發展。圖為三人於「台兒莊大捷」前在徐州留影,時間為1938年春。
「從鎮南關打到山海關」,帶領廣西部隊完成北伐的白崇禧將軍堪稱中國史上第一人。1928年9月23日,白將軍(圖中著黑褲者)在河北灤州肅清張宗昌、褚玉璞等軍閥殘部後,返回唐山,接受歡迎時留影。
蔣在北伐過後,已深知白的軍事才能,仍因派系及個性不合,對白有所忌憚。白的個性較為剛直耿介、有話直說、黑白分明,辦事也劍及履及、言出必行,在長官看來或許便有些我行我素之嫌。據黨國元老張靜江(本名張人傑,號靜江)所述,蔣常私下批評白以下犯上,張勸蔣不要打壓白時,蔣回:「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總是合不來,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喜歡他。」白先勇說,「可見兩人的關係有某種非理性因素作祟,或可說雙雄不能並立,一山不容二虎。」蔣雖以軍事家自居,厲害的卻是在政治手腕;白擁有軍事長才,卻時常受上級制肘而無法發揮。
不過兩人的合作,仍是曾帶來豐碩戰果,例如抗戰初期的「台兒莊大捷」,當時日本和國軍的實力根本不在同一個層級,國軍只有落後的裝備可以和日軍抗衡。白崇禧則奉命監督李宗仁的部隊,兩人同為桂系出身,素有交情,因而如魚得水,立下不少戰功。白先勇提到,「當時駐守台兒莊的國軍,在日軍精良的坦克車面前不堪一擊,無計可施下,只好在身上綁手榴彈,打算跟日軍同歸於盡。但雙方實力過於懸殊,日軍坦克儘管輾過手榴彈引起爆炸,仍紋風不動繼續前進,國軍大驚。白崇禧親臨前線後,發現台兒莊的戰略位置位於全中國的樞紐,絕對不能丟,因此把當時全國唯一的反坦克炮部隊,從開封調至台兒莊,第一天就擊毀日軍六輛坦克,換日軍大驚。」這「台兒莊大捷」可說是白崇禧繼北伐後的另一軍事成就,他甚至成為1938年五月號《良友畫報》封面人物——這聞名中外的雜誌素以美女名媛當封面,白以軍人身分登上封面極其罕見,可見當時他的戰功普遍受到民間肯定。
然而,白崇禧個性低調,不以彪炳戰果自居,偶爾才會談及,這也是為什麼白先勇認為必須將父親的事蹟如實記錄下來。上述事蹟,也是廖彥博不斷挖掘檔案史料,才重見天日。其他還包括,在抗戰初期為李宗仁招兵買馬,召集當時可說是「國軍邊緣人」的川軍為國家賣命,以及後來日軍打算發動全面攻擊,兩人看勢頭不對果斷撤軍,以避免更大傷亡等,歷史應該要為白崇禧記上一筆。為了蒐集資料,廖彥博除了遍覽台灣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搜尋系統」所藏8500多筆資料,也親赴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抄關於抗戰、內戰期間的資料。迄今,他鍵入電腦的白崇禧史料,已高達60萬字。
白先勇也加碼「爆料」,歷史課本中大家耳熟能詳的抗戰策略「以空間換取時間」,其實源自白崇禧提出的「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靈感來自19世紀拿破崙遠征失敗,俄國就是用這消耗戰策略拖垮他:一方面把戰線往後退,拉長法軍補給線,另一方面以游擊戰術侵襲法軍。這也顯示,白從早年於保定軍校就讀時就遍讀各國戰史,才能在緊要關頭派上用場。以往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常見「盧溝橋事件發生後,蔣委員長以空間換取時間進行全面抗戰」等類似的說法,甚至中國也說這種「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戰略思想是由毛澤東提出,最早出現在1938年五、六月間的〈論持久戰〉講稿;白先勇說,「但事實上,白崇禧早在1938年初就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武漢召開的會議上提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打算跟日本打持久戰,直到日軍因戰線太長而拖垮自己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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