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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匯聚採訪寫作和田野的實務範本──讀何偉《埃及革命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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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讀書筆記bn


第一次讀到「何偉」時,他的作者名還是「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

2007這一年內,完成兩次中國旅行的我,對這個「存在於教科書」的「敵人」產生興趣,於是被書店架上的《甲骨文:流離時空裡的新生中國》(久周出版)吸引,取下翻閱幾頁,便決定買回家。我幾乎在一天之內就讀完這五六百頁的「鉅作」,但仍意猶未盡,只能不斷重讀,過程中一次又一次讚嘆這書寫技巧與精彩內容。只恨自己沒有這樣的好筆。

即便當時我已閱過幾位西方記者所寫的中國,更奉紀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為師,但讀完《甲骨文》才發現,原來紀實作品也可以如此自由(畢竟記者或學者有寫作的框架與包袱),並證明了異國/異文化的評析角度可以不畏主觀。這位美國作者的筆,在文學、歷史、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之中輕鬆游移,創造了一個穿梭古往今來的文本,而我在這淵博中墜落無法自拔。此後,我開始搜尋「彼得.海斯勒」的書,在澳門發現他的第一本著作《消失的江城》後,甚至在這短短兩三天的旅行中不顧其他,只窩在圖書館一口氣讀完。

2011年起,這兩本已在台灣絕版的作品,由八旗文化重新出版,「彼得.海斯勒」也變成「何偉」。之後還從總編輯富察口中得知何偉正在埃及學阿拉伯語,並且將書寫記錄革命與考古的一切。

因為「中國三部曲」,何偉的名字幾乎與這亞洲古文明大國分不開,讓人以為他這一輩子就只會寫中國,因此,初聽到他將以埃及為題,一邊訝異,一邊也有某種陌生感:何偉為何要這麼做?何偉還是何偉嗎?

今年初在台灣出版的《埃及的革命考古學》,回答了讀者的所有問題。

埃及的革命考古學

埃及的革命考古學

何偉一家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開始不久,舉家搬往埃及。這個計畫,對他來說有些隨性,最初僅是打算以放鬆的步伐,到一個無事發生的國家學習阿拉伯語。出發前一年,當他告知編輯這個決定時,對方還警告:去過中國之後,埃及看起來可能太平淡,「開羅簡直就是一灘死水。」殊不知,女友(即另一書寫中國的華裔記者張彤禾)懷孕並於同年生下雙胞胎,計畫只好拖延;當埃及革命發生,穆巴拉克遭到推翻時,雙胞胎已經八個月大,兩人也決定啟動計畫。

何偉先在美國報名兩個月密集的阿拉伯語課程──他到中國教書時,得力爭才有中文課可學──甚至為了避免麻煩(如果外國配偶間姓氏不同,埃及當局有時候會刁難不給同居簽證),出發埃及前一天和張彤禾完成婚姻登記,然後帶著孩子上了飛機。

和計畫一樣,何偉到埃及上起了語言課,但更多是計畫之外的,例如多了兩個嬰孩需要照顧,或是動輒停電的生活,而不斷變動的政治環境、沒有停止的革命活動,打破了他「無事」的期待。編輯所說的「一灘死水」從來沒出現過──至少在這本書中感覺到的只有大風大浪。

《埃及革命考古學》內容相當豐富,我一邊閱讀一邊忍不住跟朋友分享、和編輯討論書裡的人物與細節,簡直冷靜不下來。正因為有太多可以聊,所以我想以何偉的「書寫」為主軸切入討論──

嫻熟何偉作品的讀者或不難發現,他第一本書《消失的江城》裡的四川小鎮「培凌」,跟他學過中文後描述的中國很不相同,擁有中文閱讀能力後,他的觀察與寫作(文本與文字)開始產生扣合:例如《甲骨文》是從「關鍵字剪報分類」來呈現當代中國的議題元素;《尋路中國》是以「駕照考試試題」來展現對中國社會理解的路徑。不會中文的何偉,有敏銳的觀察力,而懂得中文後,他更多了洞悉文化的武器。

到了《埃及革命考古學》,這種如人類學家般透過語言精準解析國家社會的方法,更為明顯。而何偉並不打算讓語言成為工具而已,他甚至讓「語言課」內容直接成為主題,並適當地將之裁取為其他故事或經歷的眉批或解釋。

初學埃及阿語的何偉,之所以能如此善用語言課,是因為他接受的並非語言補習班那樣制式簡化背誦的教育。他的老師里法阿特不僅對政治相當熱中,也喜歡談今說古,好發議論,讓一邊探索埃及社會文化、一邊採訪革命時勢的何偉,不但學習到與當時社會同步的語彙,還迅速掌握進入埃及現狀的鑰匙──畢竟每個文化都有一些屬於自己的重要字詞,只能透過其文化脈絡去理解、詮釋,能掌握這些字,便抓到這個文化的精髓。

例如「Nizam」(體系),在埃及就是個很難被具體翻譯的字詞。這個字幾乎貫穿全書,成為何偉描述埃及文明乃至當代動盪的字眼。這個字在書裡第一次出現在一場關於埃及人數學能力問題的對話,而他的老師回他:埃及人數學不好的現象同時也是文化與政治問題,「沒有nizam可言。

表面上看,有著秩序、體系的意思,但在何偉的筆記本中,nizam是個因情況而異的字:

在解放廣場上,示威人士用這個字時,意思是「政權」。阿拉伯之春最強力的口號──人民要推翻政權──一開始是由突尼西亞喊出來的,接著被埃及人和其他人挪過來用。但這個詞也可以指任何一種體系,埃及人批評本國社會時,就常使用到這個字。

但關於「體系」或「系統」這個概念,在書中一開始是以考古的討論出現。考古學家認為:將古代社會運作視為一個體系會有些問題,體系可能是經過安排的。這句話意指現代人以自己的框架與系統去解構過去的荒謬,但下一次nizam的出現,又是一種體系的荒謬──何偉正式將nizam用於體系,是在講述穆斯林兄弟會創辦人哈桑.班納的理念,即是透過體系來描述「將伊斯蘭信仰用於解決當代社會所有問題」的做法。

穆斯林兄弟會在1928年成立後,即成為埃及最重要的組織,活躍於清真寺及慈善機構中,其組織龐大,但成員數不明,埃及歷任政權都排斥他們,卻也會與之合作。儘管他們在埃及近代政治上相當重要,卻直到穆巴拉克下台後,才在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而代表穆斯林兄弟會參選的穆爾西,亦在2012年埃及首屆總統大選中勝選,真正取得政權。

埃及看似從長年的獨裁統治中脫離,進入民主,或至少讓問題都能得到解決,殊不知,只是再次陷入混亂,證明埃及「沒有體系」而已。革命過後的埃及,遠比穆巴拉克時期還糟,人們再次走上街頭,革命再起,而政變發生。

事到如今,反覆進行這些民主程序只是讓它們變得更沒意義。…埃及史上唯一經公正選舉產生的總統,眼下出現在公眾面前時卻是關在籠子裡。自三年前爆發的革命以來,埃及已七度舉行全國大選,每一次選舉都沒有暴力與舞弊發生,但這個國家至今無論各個層級都沒有一位由民選產生的官員。

又一次總統選舉後,選舉又來,掌管軍權的賽西當上總統,而他的鎮壓手段比穆巴拉克還強硬,媒體控制更為嚴峻。民主與自由離埃及更遠了。

埃及總統左起:埃及在任最久(第7~11屆的總統穆巴拉克(1981~2011),埃及史上首位民選總統穆爾西(2012~2013,第12屆),現任總統賽西(2014~,第13屆)。(圖片來源 / wiki


何偉就是在此時,見證且記錄了一切──從考古學家的角度暢談埃及古文明,耙梳埃及近代歷史與政治發展,深描現下發生的一切,一個立體的埃及就在他的筆下呈現:

埃及「阿拉伯之春」爆發將近兩年之後的這一刻,革命就像是攜帶式工具組:所有的重要組件都可以裝進包裡,在城裡的任何一個地方迅速重組。小販馬上出現在總統府周邊,賣革命活動的主食:蕃薯,麵包,葵花籽。老太太在街上拉著攜帶式瓦斯爐,沿街叫賣熱茶和雀巢咖啡。還有人賣防毒面具、實驗用護目鏡,以及中國製的高出力綠光雷射筆。我在解放廣場上的夜間衝突期間目擊過最具有詭異之美的景象,就是當警方發射催淚瓦斯時,會有半打雷射光指向那個物體,在夜空中畫出一道明亮的弧,好讓群眾能在催淚彈落地前散開來。

但如同過去的作品,何偉寫得最好、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那些在土地上、在大歷史下活得有血有肉、有喜有苦的平民眾生。他在《甲骨文》就時常提到記者報導的野心與方法,但自己並非那樣的人:

就算我真的嫻熟於日常的新聞報導——我有間真的辦事處、真的聯絡網路、學著愛上講電話,我對這套報導方式還是沒什麼信心。我不喜歡以第三人稱的語氣寫作:有可能兩個記者同時在一個事件現場,寫出來的報導卻完全不一樣,但他們不帶感覺、事不干己、只帶權威的語氣是一致的。在這類報導中,作者很少出現在他們寫的故事裡,也不會對他們的寫作技巧多作解釋。在中國,很多外國記者請翻譯或「調停者」幫他們找訪問對象,但是記者在報導中很少提及這些人。就算你是單槍匹馬,你是外國記者的身分還是會影響受訪的中國人的反應,但是在一篇以第三人稱寫的報導中,這一點很難被交代得很清楚。

我比較喜歡寫有戲劇性、長篇幅的故事。像我幫《波士頓環球雜誌》(Boston Globe Magazine) 寫老趙先生的四合院的故事,雜誌有足夠的空間刊載那樣的長文章。不過即使是長篇,由於受限於一些特定的美國新聞價值觀,在海外透過翻譯後還是可能失去原意。…

何偉這段話,和反思人類學所探討的一樣:具有某種背景的研究者,遇上不同的報導人,使用不同的方法,就會引導到不同的觀察與結果。儘管這位非虛構寫作大家受的是文學訓練,但他那社會學父親,及其年輕時學習做的田野工作,或許都讓他的寫作有所不同。因此,他的書寫不僅匯聚採訪和田野的「結果」,也清楚呈現「過程」,並充滿「方法」。八旗總編富察老愛提醒我:閱讀何偉時,試著拆解他的寫作技巧;我卻認為,比起文學書寫,他的作品更是值得參考的田野實務範本。這本《埃及革命考古學》即證明了這點。

以書中最亮眼的幾個角色為例:薩伊德是個垃圾回收者,做為一個傳統埃及人,他的人生過得很像每個國家都會有的家庭連續劇,充滿親子、夫妻、階級與喜劇張力,革命過後,他生活的改變只存在於自己;馬努是何偉的翻譯,身為同志,他在伊斯蘭社會顯得格格不入,生存相當不易,也過得戰戰兢兢,原本應該創造更自由空氣的革命,卻逼得馬努變成難民,在異鄉成為一個愛國者。

他們都是何偉的「關鍵報導人」,他不只訪問並採集他們的故事,甚至參與且介入其生活,再透過他們的引導,拓展並加強對這個國家的認識。而這正是何偉可以在短時間內深入一個陌生國度,解剖異文化的肌理──他真正看到了人,看到了城市,也看到了這個國家。

何偉寫作的成功,除了「浸淫」在田野和語言文化裡,也因為他撇除了記者的「客觀」,甚至不避諱地介入──他還跟20年前培凌的學生通信,陪薩伊德進行婚姻調解,也跟著馬努到了德國,記下他的掙扎痕跡。而且,比起先前的著作,何偉在這本書的寫作似乎更放膽評論,做出更主觀的詮釋,也因此創造更多幽默

拜訪革命:從加德滿都、德黑蘭到倫敦,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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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因何偉花了許多篇幅在寫人、寫生活、寫社會細節,對我等不熟悉當地歷史文化的讀者來說,政治變局與社會情勢的篇章,顯得有些混亂(我連人名都很難辨識)。為了抓出一個清晰的脈絡,我重讀香港記者周軼君《拜訪革命》,阿語系畢業的她,單刀直入「革命」這個主題,清晰暢談阿拉伯之春的社會改變。《拜訪革命》亦是一本好的非虛構寫作,畫面穩健、邏輯分明、問題意識清楚,且負起讓讀者不混亂的責任,在鋪排上以讀者優先,很容易明瞭埃及近代的政治脈絡與人物立場。

又比起《埃及革命考古學》紀錄長時間的局勢混亂,《拜訪革命》談的是2014年賽西上任後的景狀,切面清楚,明顯是新聞人的作品。而何偉顯然不是這樣的路線,他在《甲骨文》裡早說了:

我不想寫那種報導──那種代表媒體工作唯一迷人的地方只有新聞、別無他物的報導。新聞在中國沒有什麼意義:這個國家雖然每年都在改變,但步調平穩且動作微妙;沒有任何偉大的領導人物,照理說應該是大事件的飛機爭議也草草落幕,就像大海巨浪表面濺起的泡沫。我們已經跳過了歷史,新聞不再重要。

埃及的混亂、無體系,正好顯示了中國古來就在一個體系中,始終穩定。因此,《埃及革命考古學》比「中國三部曲」更貼近時事來理清問題,也動感許多。而不想要寫報導的何偉,在本書屢屢搬出中國與埃及比較,或是在埃及找「中國」,像是跟內衣商聊天,或造訪工業區。而這些受訪的中國人,對於當地的一切都不關心:

我在埃及從沒有遇過哪個中國人對這個國家的改革流露出關心。他們常常提到自己認為是缺點的地方──民眾缺乏工作倫理、政府缺乏制度──但口氣卻跟許多西方人大不相同,其間沒有什麼失望之情;中國人似乎如其所是地接受這些缺點。他們身上也沒有原罪,畢竟中國沒有殖民這個地區的歷史,而中國政府也同時跟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來往。不像西方人,幾乎沒有中國業者對埃及革命的結果感到失望。原因倒不是因為他們相信「阿拉伯之春」帶來正面的結果,而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對此不抱任何信心。

做為中國人,周軼君也做了類似採訪,《拜訪革命》中,某個在開羅的中國女孩認為埃及人的集會遊行只是一種「意淫」:

當然啦,中國有很多問題,我也恨腐敗,但是,你硬要搞西方那種民主的話,就像埃及,你看看亂成什麼樣子。年輕人成天遊行,荒廢學業。

「革命」或是周軼君的主題,恐非何偉的,因為《埃及革命考古學》多樣多彩難以歸類,但《拜訪革命》書腰上的文案,反倒很適合套在何偉這本書:「革命,不只是新聞頭條,而是他們的日常。

《埃及革命考古學》讀到一半,我從體系(Nizam)與考古學相關討論中,明白了何偉的書寫為何比起新聞本身更有價值,即是:「每一件事情都無法脫離當下。」當考古學家用今日的眼光來研究古埃及的結構,只能看到那些王室留下的東西,不能看到人民的生活,而人民與王室並不能放在一起理解。新聞也是,若記錄的都是政治人物、世界大事,那麼那些可以反映真實、現代、生活的材料跟視角,就不會存在。

這個說法於我很有啟發,我以為這正是何偉之所以要寫庶民或生活,而不像一般記者寫政治人物或大社會的原因。

逝者之城手記

逝者之城手記

最後,我想對喜歡埃及古文明的讀者推薦這本《逝者之城手記》。而讀《埃及革命考古學》後,讓我想到有一年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看到的《我是人民》,片中的埃及人對革命很是失望,只能自嘲:「反正我們有解放廣場。」最喜歡一幕主角對導演說:
「擦甘油對治身體很有效這件事,是你說的唯一真話。」
「我們認識三年來?」
「不,三千年來。」
「三千年?」
「對,你們文明國家對我們發展中國家,三千年來都沒有真話。你不要再說民主了,你閉嘴。」



作者簡介

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曾擔任記者、NGO工作者以及研究員,資歷多樣。曾獲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類獎、開卷好書獎等。
著有《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日常的中斷》,合著有《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夢想》《咆哮誌》等。在轉角國際、鳴人堂等媒體平台持續筆耕。
Facebook:「島嶼無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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