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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失智後回到原始,你覺得他難過嗎?其實,是旁邊的人難過。」──專訪張作驥《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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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驥新作《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以下簡稱《陌生人》)榮膺2019年台北金馬影展開幕片,並獲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等四項提名。本片延續前作《醉.生夢死《當愛來的時候》對母親角色的深情刻劃,張作驥注入對母親的濃烈思念,當作寫給母親的最後一封信。

《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等4項提名。

觀察張作驥作品,不難發現他長年聚焦家庭關係。「家是我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家只有三個人,我是獨生子,兩個姊姊很早就死掉了,我從小要打個麻將都不行,以前總要女朋友學個麻將,我們終於可以湊一桌了。我對一個圓桌吃飯充滿了熱情、期待,所以我公司這20年來永遠是一堆人吃飯。」這也反映在他的戲裡,早年作品《美麗時光》吃飯場景尤其多,新片《陌生人》裡張軍雄一家擠在寒傖簡陋的老屋,卻各懷心事,挨著餐桌夾菜抬槓時,仍有家的模樣。

2015年4月,張作驥因性侵案件入監服刑,《陌生人》劇本初稿即是在獄中完成。「那時感觸很深,因為來看我的人都是同事,但我不知道他們外面的生活。明明是你很熟悉的人,為什麼會那麼陌生?之後回來了發現,這社會上其實也是如此,每天住在一起的人應該是最親密的,卻非常陌生。」1999年,《黑暗之光》大放異彩,公司賺了些錢,張作驥決意資助一些大學畢業製作,幫學生支付16釐米沖印費;一看劇本,發現寫的淨是外太空、兄弟殺人,他納悶不解,為何不寫身邊的事、不描繪認識了20年的家人? 「我後來慢慢發現,愈是身邊的人愈難寫。早期我當助理,看吳念真導演寫《多桑》,寫了十幾年,因為生活太近,你不知道要呈現什麼。你真的以為了解一個人,要去寫他,卻發現是一片空白。

《陌生人》敘述一個年邁失智的上校張軍雄(張曉雄飾),記憶如沙掏去,甚至不識髮妻(呂雪鳳飾),生日當晚,昔日部隊同袍登門造訪,擾動了埋藏多年的禁忌戀情。而替男友頂罪入獄6年的女兒小夢假釋出來,卻依然深陷感情泥淖,與兒子阿全的關係陌生疏離……。本片以失智症為題,未料2017年夏,張作驥甫出獄未久,母親竟罹患失智症,張作驥扛起照顧的責任,也將這段心路歷程揉進作品裡。張作驥的母親出身自梁啟超的家鄉廣東省新會縣,曾是村裡唯一高中生。她本是富家千金,一回出遊結識長她十歲的軍人,1949年國共內戰,她堅持非得等丈夫一同上船,不肯先走。「我母親來台灣後,一個月就學會台語,半年學會客語。但她也從此變得非常沒有安全感。」


《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呈現家庭裡的各種陌生疏離,也探討記憶的份量,照顧者的心境。


長久以來,張作驥每天固定和母親通話兩小時,出事後,他最是擔憂母親。官司纏身兩年,被最高法院駁回上訴那天,母親恰巧在擦電視,她的視力退化,看不清電視字幕,偏偏那天她湊近擦拭螢幕,新聞跑馬燈閃過,是他上訴失敗、全案定讞的新聞。母親馬上致電給他。

「我立刻趕回去跟她解釋,我媽說,她會等我。其實我進去時都沒讓她知道,只告訴她我要請3個月的假去美國。紙包不住火,後來她來看我,當場崩潰。」入獄期間,張作驥母親一人去市場買菜摔跤了,後來還是他同事去看她。「母親老了,無法照顧到她,兒子進監獄,這是很丟臉的事。我就是因為夢到媽媽全身是蛆,才拍《醉.生夢死》,我這輩子虧欠她太多了。」


張作驥工作室架有一台監視器,讓他得以自遠處看照母親在永和住處的生活起居。出獄後某天開會至半夜,看到母親走出房門,擦起電視,打電話過去也沒接。翌日,發現她摔在門口,爬不起來,張作驥隨即帶了幾個男同事趕回家,將木門、鐵門全踹開,趕緊將母親扶起。「那一刻開始,電影籌備停下來,我住回去24小時照顧我媽,一兩個月過去,公司全部停頓。」適逢農曆過年,張作驥將母親哄騙至他位於景美的工作室兼住所,以便近身照顧,同時兼顧工作。這段期間,他將電動床安置在他書房,他就躺在一旁塌塌米上。失智症患者日夜顛倒,他也幾乎夜不成眠。有一天,母親突然把東西全部打包,高喊:「船來了!趕快上船了!」母親時空錯亂,舊時情節重又上演。

5個月後,母親在半夜辭世,沒有驚擾任何人。「她的忌日與我父親同月同日,連走都安排好了。母親的事讓我非常震撼,兩個月走不出去。」張作驥說。

《陌生人》片中,呂雪鳳飾演的妻子王鳳任勞任怨照料失智丈夫,為他洗澡、憂慮他走失,甚至因著他一段隱密的舊情而悲憤欲絕;反觀失智的張軍雄,浮蕩在漸漸消逝的記憶裡,模糊了過去與現在、世俗期待與自我渴望的疆界,彷彿掙脫了束縛。「我的主題是談回憶、記憶。如果一個人沒有回憶,你是快樂還是不快樂?失智症的人,我們看了很難過,因為他怎麼衣服穿反了、忘了回家的路了,但他快不快樂呢?但他沒有包袱你知道嗎?我母親嚴守生活準則,自我要求這麼高,一旦失智,忘記所有東西時,什麼都不重要了。記憶到底對人而言是什麼?人失智之後就回到原始,你覺得他難過嗎?其實,是旁邊的人難過。」記憶是選擇的結果,張作驥有深切的感悟。


張作驥服刑兩年多,斗室大小的牢房,關著8個大男人,吃喝拉撒睡全在其中。除了他,其餘幾乎是刑期30年以上的重刑犯,不奢望有生之年能脫離這狹迫牢室。他自嘲,「上天覺得我書讀得少,所以把我關進去一趟,那兩年多運氣也好,正好有圖書館在旁邊,幾乎每天讀三五本書,這輩子不會看的書。」他採列櫃方式閱讀,架上所有的書,一櫃一櫃的看。閱讀之餘寫日記和讀書心得,足足寫了70幾萬字。

「我在獄中看到蘇軾的〈定風坡〉,非常感動,眼淚一直掉,那就是我啊!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提起蘇軾的詞,張作驥不無慨歎。

「現在要我這樣專注閱讀,我做不到,雜念過多。」張作驥坦承,這些年的生命經歷令他對「自由」有了不一樣的思考,「有些人是外表自由,其實內心不自由;裡面很多人雖不自由,但內心是自由的。這會影響我後面的片子。《陌生人》是跟我母親告別,也對我自己告別。我覺得之後應該去做一些新的東西。」事實上,《陌生人》已帶入張作驥對自由的辯證。片中描摹失智者的狀態,當一個人遺失了記憶、不再遵照生活常規,某種程度上是否也趨近自由呢?影評人李幼鸚鵡鵪鶉小白文鳥在劇中飾演一名離家出走的父親,為的也是找尋自由。

2017年假釋出獄後,張作驥不急著拍片,他說,「我要先重新認識一下這個社會。」住了20年的景美,竟然有了自行車道;去到公館的書店,站在路邊,不見半人抽菸。這城市於他如此陌生。以前他總說「我的電影是我的生活」,他以工作室為家,任何人、任何時間,按個門鈴都能輕易找到他。「但我回頭去看,後面十年住在這裡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是被電影綁住的生活,所以我回來第一件事情,就是搬離這裡。我不是要把電影跟生活切割開來,我只要下班就好。

以前他留守工作室,張羅三餐,現在他五點下班,回到位居頂樓的住處,忙著蓋魚池、種花,「我種香草類,說得出來的香草我都有。光薄荷我就有七種,巧克力薄荷、檸檬薄荷……我喜歡這種生活,我喜歡鄉野、魚池,所以你會看到我所有電影都有這些東西。我沒有被電影綁住,我要去找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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