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天安門》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
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前夕，自由廣場前出現了「綠色坦克與白衣黑褲男子」的充氣氣球，用來紀念「坦克人」事件（王維林先生隻身抵擋坦克車前進），這裡向來是中國遊客訪台必到景點，不少中國遊客開心與「坦克人」合照，他們的笑容絕對不是源自於這段被紀念的歷史，因為當全世界都看得懂這個裝置藝術時，只有中國人看不懂。
曾為英國廣播公司（BBC）、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派駐北京十年的記者林慕蓮，在天安門25周年時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重返天安門》一書，又等了五年，終於發行中文版。多一個中國人能讀到這本書，就多一分讓歷史真相曝光的機會。
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出版社來找我提案時，我不是興奮，是害怕！」直到今日，林慕蓮還是記得那股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中國工作很多年了，心裡覺得『不能寫』，但也知道『應該寫』。」林慕蓮還是下定決心要寫，她知道自己的外國記者身分是最好的擋箭牌，只要拿出採訪證，她想訪誰、想去何處都不像中國記者處處受限。
採訪六四過程對她來說像是一場冒險遊戲，她不在電話與電子郵件中提起任何這項採訪任務，必須去拜訪的受訪者，她全列了毫不相干的約訪題目，直到親自與本人碰面，她才據實以告，「如果看我那幾年的報導，就會讀到書裡受訪者的故事，只是全非六四事件。」
《重返天安門》的寫作歷程無疑是一段孤獨的旅程，當時她與其他來到中國的外國記者住在「外交公寓」，大家都懷疑有被監視的可能，所以林慕蓮即便在家中，也絕口不提六四；用來寫書稿的電腦從不連上網路；當她要出門時，就把電腦鎖在臥室的保險箱。
「我確實有點著急，如果洩漏出去，我害怕的不是自己會有什麼遭遇，畢竟我是外國人，隨時可以離開；我擔心的是受訪者們，他們都是在理解『有後果』後同意受訪，讓自己暴露在危險中，我怎麼能不好好寫出來呢？而且中國環境一直在變，今年可以說，不知道明年還能不能說，現在出版了，會不會三年後被拿出來檢討？我感覺自己就像『Juggling in the dark』。」林慕蓮說。
在黑暗裡雜耍，林慕蓮不知道手中的球下一刻還能不能再接住。當她離開中國後，帶著書稿和許多人權機構討論，哪些內容不該寫出來？哪些人物必須受到保護？最後她選擇拿掉幾位受訪者的故事，有些是無法確定內容真實度，有些則是考量到寫出來的風險已超過故事本身的重量，「但我能放的都放，因為他們都渴望被寫出來，就像那些『天安門母親』這麼多年來一直說自己的故事，做了內容詳細的中文網站，卻因語言隔閡無法散播出去，不懂中文的人沒辦法閱讀，懂中文的人也看不到。」她願意成為一座小小的橋樑，讓真相不至於就此沉沒於歷史長河。
其實也沒多長，不過30年不到的時間，中國人就彷彿全體失憶。林慕蓮曾被幾位中國年輕人質疑：「知道這種事對中國的和諧社會有什麼用？」、「中國現在是個完美的社會，這樣的資訊會不會傷害到我們的完美社會？」
對於這些年輕人發自內心、毫無嘲諷之意的真誠發問，她內心十分震撼，「中國維穩的洗腦教育系統多麼成功！深深影響了人們對知識的認知、對歷史的看法。」這也是她迫切期待中文版問世的原因，「中國環境改變太快了，如果是十年前，要在香港出版都沒問題，五年前就不可能了。」但她相信，中國年輕人還是有各種管道能讀到這本書——只要他們想讀，而不是懷疑自己是否有必要了解更多，或是認為：即使共產黨曾經犯了錯，仍然值得人民的信任和諒解。
林慕蓮和其他異議作家對抗的是中國自1991年全面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六四之後，為了鞏固專制共產政權，中國發起針對青少年的宣傳與教育，一方面突顯過去外國侵略者的殘暴，塑造中國的受害者形象；一方面忽略政府的暴行與錯誤，只強調中國正在興盛，國民都該為此感到驕傲。
「不只是從上而下的洗腦教育，控制意識形態，共產黨也推動平行的監控系統，以舉報文化，加緊言論管控。」這麼多年來，林慕蓮不斷探究，為什麼中國政府可以讓這麼多人一起忘掉六四？這對其他國家來說，無疑是天方夜譚，但中國藉由天羅地網的監視、媒體控制、教育洗腦、輿論左右，全面滲入人民思想，成功讓中國人集體認為，記住六四有弊無利，光想到必須付出的代價，就不會有人願意記住這段歷史。
不只是六四，中國不能說的歷史片段太多了，文化大革命、大饑荒……，中國人已經習慣，什麼事不該提，什麼話不能說，中國作家閻連科說，「遺忘是這個國家的體育活動。」彷彿在比賽誰忘得快，如今就算政府還沒有動作，中國人也已經能察覺哪些是「敏感話題」，主動自我審查了。
「對這一代的中國人來說，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必要。他們必須相信政府的決策都是正確無誤，不然可能會威脅到所謂的和諧世界，他們心中的完美社會可能會崩潰。」——《重返天安門》
這讓中國政府成功將六四定義成「反革命的騷亂」，參與者都該自我批評，來不及參與的年輕一代，就算有機會聽聞，也會認為那是一場西方陰謀，全是為了阻止中國崛起。
連自己國家歷史都無法明說的盲目感，讓事件無法問責，沒有人為六四負責，沒有被紀念的真相，也沒人在反省。封閉自己的心、抗拒了解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多年的洗腦教育成果，因為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一代中國人有的是焦慮感與玻璃心，例如當台灣和香港被稱為「國家」，或是任何一點民主國家常見的批評，都能讓中國人跳起來，以不理性甚至偏執的反應，宣稱傷害了他們的感情，藉此表達自己的「愛國心」。
儘管如此，林慕蓮還是希望《重返天安門》的出版，能讓一些中國人意識到：「對於國家機器積極抹去的歷史，我們更有記憶的責任。」以香港來說，年年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一直都頗具規模，表達了香港和中國的不同，「至少香港還能紀念，那代表了思想自由，香港正在利用這些自由，也在保護這些自由。」她說。
林慕蓮看台灣，一座經歷了政府屠殺、專制獨裁、戒嚴38年的島嶼，如今卻是朝向民主化發展，這樣的結果也非一蹴可幾，台灣人等了49年，才在1996年等到國家元首（前總統李登輝）公開為二二八事件道歉。然後2011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才開館營運，距離事件發生已64年。那麼中國二、三十年後能走到台灣現狀嗎？林慕蓮無法預言，如《子彈鴉片》書中的人物，最初每個人都相信三、五年後就會平反，誰知道30年後的今天，希望更是渺茫。
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新版)
然而最矛盾的一點，就是中國成功改寫了歷史、讓所有人遺忘六四，偏偏記得最牢、最深刻的也是中國政府。2014年有一個人穿了黑衣、撐著黑傘在天安門廣場前拍照，一句話都沒說就「被帶走」。2015年四川維權人士陳雲飛為六四受難者掃墓，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４年。各種類似型態與規模的小型活動，如果政府不處理，根本沒有人會注意，中國卻疑神疑鬼，不斷提醒大家六四要到了。
日子久了，大家也都習慣了，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門母親」就是會被帶走，強大的中國政府是真的害怕這些老太太接觸國際媒體，「所以她們每年發表的聲明越寫越早了，因為不知道六四前她們還能不能相聚。」林慕蓮苦笑著說，今年自然也不例外，她書中受訪者丁子霖在五月中就傳出被強制「回」無錫老家，其他人則是被祕密警察貼身監視，或是外出必須搭乘警方派遣的車輛，防堵與外界有連繫的可能。
林慕蓮雖然擔心，這本書的出版勢必讓每一個受訪者承受了各式各樣的壓力，她當年選擇切斷所有聯繫，以免讓情形惡化，但她也相信文字的力量，「越多人知道這些受訪者，他們受到的保護越穩固，大體來說，對他們反而有些幫助。」讓她煩惱的是，身為一名記者，她理當在採訪報導時保持超脫和客觀態度，但面對六四，她責無旁貸地站上前線指責中國抹去歷史真相的卑劣手腳。
這是一個有罪國家，面對否認犯罪的政府，想要保持的中立位置早已蕩然無存，所有的人只能被迫選邊站，若還想保持沉默，就是默許自己成為掩蓋真相的幫兇，如林慕蓮在序言所寫下：「歷史事實不應該被挾持，服從與共犯兩者之間的界線，已經變得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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