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人生第一場戰役｜書評】童偉格／成為黑人──讀摩里森《最藍的眼睛》

字母LETTER：胡淑雯專輯

每一個社會的真相會展現在兒童身上。世間最美麗與最醜陋的，也往往是兒童經歷的人事物。兒童因此不該被當成下一代，而是完全的社會行動者，他們在形塑其日常經驗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童年，人生第一場戰役」專題評論《羅莉塔》、《最藍的眼睛》、《麥田捕手》、《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五本與童年有關且極度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這些少年角色做為行動者，深刻見證了種族、性侵、階級、性別認同的世間悲劇。評論者將帶我們到小說家描述的成長現場，文學使童年抵抗具備永恆的人性之姿。

成為黑人

Song of Solomon

所羅門之歌

自個人第三部小說《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1977年）起，摩里森（Toni Morrison，1931∼）成為我們理解的摩里森：一位寫作目標，「不是去對抗白人威權」，而是「想誠實描述一個黑人的社會，並在她的描述中寫出黑人語言韻律中的文學性及美感」的非裔美籍小說家。接續前作《蘇拉》（Sula，1973年）遙置的時序終點，1960年代，《所羅門之歌》直探這一美國種族民權運動勃興時期裡，黑人社群的內部衝突。在前作裡，本於同一原型的兩位女性角色，妮兒與蘇拉，由小說家在《所羅門之歌》中，延異並更確切分化為一組男性角色，即奶人與吉他。兩者共有童年情感記憶，在成年後因現實認知而別異，最後，且又相遇於曖昧終局—不知「兩人究竟是誰遭到另一位弟兄雙手扼殺而畢命」—的這一整體敘事設計，示現了摩里森想在相似空間跨度裡，以更多現實細節，針對黑人主體尋索此事所做的討論。

做為角色，吉他的動機相對可解：經歷了種族與階級的雙重壓迫，他加入暗殺團體「七日社」，本於自言的，對黑人同胞的「愛」，但逢同胞遭白人殺害即行報復，源本複製殺害手法，以牙還牙。復仇行動引致自身混亂，使他起而獵殺奶人：也許，是因對「愛」之純粹性的想像，使吉他心中，深恨那些模仿白人的同族之人，更甚於恨白人。

奶人則承載相對複雜的辯證，帶起對黑人存有之純粹性的反思或自譴。早在他能自覺前，在成長過程中，他已由父親隔離於資產階級生活內。這生活型態仿擬白人資本家，無處，不銘印父親獨力脫貧的自矜暨自傲，匱乏與貪婪，及對窮困親族的徹底鄙視：父親的自我成就，在於終獲立場，去賤棄那些與自我根源相似之人。小說後半，當奶人代父重探美國南方，一方面，他複製父親感知，惶惑於這「一群可鄙的黑人」，「究竟是什麼樣的野蠻人」；另一方面，就自我根源而言，他開始對藏存祖父一系集體記憶的黑人口傳敘事，及祖母所來自的美洲原住民血統與文化，均不無矛盾地，產生了鄉愁般的感懷。奶人的自我覺察，是在親歷裂痕重重的過往後，他已然失去單純立場，去指陳因於特定的某種傳統，「我」，該當是誰。

祖父系歷史，與祖母輩故土。《所羅門之歌》的終局，收束且離散於個體的多向鄉愁，直證了橫亙近半世紀，黑人詮釋社群對自身之「黑人性」（négritude）的艱難重構。就此而言，摩里森後續小說，不為提出單向而恆定的解答，而為將此命題重新問題化：原鄉既已渺無定址，往歷重建者，能多大程度，傾身容受此時此地，多元並存的現實；一如《所羅門之歌》全景明喻的，那種起於「慈愛」，終於「若降服於大氣，便可御風而行」的悖論式飛翔。

這是摩里森為美國文學史重置的起點：小說家擬以作品前瞻歷史想像，平議排他論述，從而，可望以自身創作，點出如薩依德（Edward Said，1935∼2003）所定義的複數「起源」（beginnings）：星群一般，摩里森作品，無論實踐上純熟與否，無疑的，均一體呈現了反思己身的勇氣；皆是對意義之刻意製造，與和既存典律決裂的第一步。這些作品的企圖，是在觸發後續文本的可能性，且也為將來的「我們」，更寬廣地預演了，什麼是應該被共同理解與接納的。

The Bluest Eye

最藍的眼睛

摩里森的首部小說《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年），即以極端貼近小說家本真情感的方式，明白標注上述反思勇氣，與未來意向。就修辭本真而言，《最藍的眼睛》直觀近於詩，類似王安憶對作家第一階段作品的著名見解：既「帶有非常純粹的感性」，尚未被作家將來識見，或技藝進步給「汙染」；也呈現了作家本人，非常難以在後續創作裡複製的「原始」詩學。

或許，這個詩學的原始目的，尚不在提出辯證，而在落實斷言。大概因此，

摩里森發動書寫的聲明（thesis statement），很奇妙的，即是小說結論，寫明在《最藍的眼睛》最後幾頁—小說家想說，最後，且也卸下虛構審酌去正面直說的，是「一位黑人女孩渴望有一對白人女孩的藍眼睛，她的渴望其核心誠然窩藏了某種猙獰可怕的東西，但更猙獰可怕的是讓這渴望得以實現的邪惡」。當小說的聲明即結論，就敘事結構而言，《最藍的眼睛》的重點，已不在如何完整鋪陳虛構情節，而是在如何將一切情節，截出相似的銳利斷面，導向上述結論的一次次具實。簡單說：小說的目的，是在以勾勒出活在「邪惡」裡的真確體感，直接刺痛它的讀者—即摩里森想像中，這名黑人女孩的同族之人。

於是，《最藍的眼睛》最簡明扼要的解讀法，是將整部小說，定視為發生在主角琵可拉身上的苦難，向著場景前後延伸的複寫。這是說：雖然小說篇章，依著四季線性分布，而顯得若有進程，且摩里森也的確為琵可拉，設計了初經來潮之震撼，這類「女孩們經常被告知」的啟蒙橋段，然而，線性時程，僅是聚合敘事跳躍與轉換的必要機制。一如就我們所知，當摩里森首次潛入主角內裡（第一篇章，「秋」），去摹寫這名黑人女孩的感知時，我們不確定究竟是從何時起，但總之，已有「整整一年」，她夜夜禱告著，祈求能有一對漂亮的藍眼睛。一方面，是她猜想，若能擁有這樣一雙怡然明淨的眼睛，她那深陷貧窮泥淖，也因此愈發彼此虐待的父母，就會在她的目視下莊重相持。另一方面，是因向來，備受歧視的她，「只看得見那要她看見的：另一種人的眼睛。」

在一個人行道地磚碎裂、蒲公英蔓生，一切皆使人心生柔慈或自憐的秋日，她走入街區小雜貨店，沉默且卑怯地，容受白人店東的嫌厭，終於買得喜愛的瑪麗珍糖。她走出店外，被地磚絆倒，自己再站起，覺得憤怒或恥辱，一時都好了，因包裝紙上，金髮藍眼的瑪麗珍正對著她笑。「她吃起糖果，甜得恰到好處。咬囓這糖果彷彿咬囓眼睛，咬囓瑪麗珍。愛瑪麗珍。成為瑪麗珍。」這場景使人悲傷，不僅是因歧視本身，更因這名承感歧視的女孩，衷心渴慕著，想成為那能歧視自己之人，以異於奶人父親的方式，以自己齒牙，以血肉，以如摩里森所言的，「受限於年齡和性別，只能實驗各種隱忍的方法」，這般靜默地消解可憎的自己，在自所據在之地，甜滋滋的，同化成一個不是自己的，「另一種人」。

小說循此精神分裂式的自我解離，從過去，越過上述場景，到未來，為我們先後追蹤琵可拉父母的相仿體驗。在「春」之篇章裡，我們首先見歷一個冷酷場景：在白人家裡幫傭的母親寶琳，重視廚房地板的清潔，更甚於燙傷的女兒；她無比憤恨，一巴掌打倒彷彿入侵者的琵可拉，隨即轉身變貌，溫言撫慰雇主那名金髮小女孩。繼而，摩里森以第一及第三人稱交錯的雙聲部，為我們細說從頭，檢視何以寶琳，會以替白人幫傭、討他們喜愛為榮；何以當執行白人家管的工作時，她「把這次序，這美麗，當作一個私密的世界，為自己珍藏著，從不引進她住在店頭的家，或者讓她的孩子分享」。

接著，摩里森轉而回溯琵可拉的父親韭里，那千里流徙的一生，從出生才四天，就被自己母親拋棄於鐵道旁廢物堆上，直到撿回、並庇護自己的姨婆之死。從情竇初開的他，與女孩達琳在野地歡愛時，遭兩名持槍白人，如觀看兩隻幼獸交配那樣，喝令他們「繼續他媽的幹，黑鬼。」的那一屈辱場景，直到他穿渡整個令他深覺「汙辱是人生必須忍受的煩擾，就像蝨子一樣」的美國南方。從他與寶琳墜入情網，兩人北上俄亥俄州，依憑勞力，尋索自由生活；從在國境北端，無望地察知事實上，對黑人而言，舉國並無自由之境可去，直至最後，在一個陽光稀薄的春日午後，在自家廚房地板上，恍惚的他，強暴了再度自我消解的女兒，琵可拉。

由此，在摩里森的藍圖裡，上述家族病歷史的追蹤，乃揚長始終、疊合且收納於琵可拉的受創體驗。直到這般體驗仍然持續，在最後的「夏」之篇章裡，我們重見琵可拉，仍然在祈求一對藍眼睛，依舊，一如走入故事之初那般渴慕。像之前已述的，關於她的具體遭遇，事實上，並無法再更加重她本就沉重的存有處境。當時間進程的意義如此，在《最藍的眼睛》裡完成自我抵銷時，關於琵可拉的重複受創場景，也就沒有任一個，是心理學意義的「原初場景」（primal scene）了：那最初的銘印或撼擊，彷彿來自個體已無可考察的更久遠之前。於是，做為敘事之不變歸向的琵可拉一人，也就全景轉喻了她父母的普同存在癥狀；一如摩里森嘗試以寶琳和韭里，轉喻再更長程以來，美國黑人的普遍處境。

梅岡城故事(唯一授權全新中譯本)

個人短暫的生命履歷如此，指涉向集體長程受辱經驗。也於是，《最藍的眼睛》雖然動用成長啟蒙小說框架，但也許，這框架亦注定形同虛設。主要因為對主角琵可拉而言，並無個人啟悟，需要由成長小說仰賴的情節編排來序列發展與陳明。也因為初始，雖然摩里森設定了童蒙旁觀者，來敘述整個事件，並承當受啟蒙的任務（這是成長小說的另一常見套路：一名稚幼的「我」，借著「旁觀他人之痛苦」獲致啟蒙，從而走出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一如哈波．李（Harper Lee，1926∼2016）的《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1960年），然而，相對於《梅岡城故事》裡的白人女孩「我」，可以用孩童式的直接修辭，有力表述她對種族歧視之不義的直覺，摩里森想藉《最藍的眼睛》，向女孩同胞（即想像中的讀者們）指明的，同族之人的可悲與可鄙，顯然，超出了孩童「我」的單純視角，所能負荷的程度。

大概因此，在《最藍的眼睛》裡，摩里森的敘事，必須不時拋開敘事者「我」的視角制約，一再曝現小說家自己的聲音；因此，不免也就讓整部小說，在過度無知，與極端全知間搖擺不定了。全書不乏強作解人之處，例如對敘事者「我」，事實上不可能窺知、亦不可能聽人完整細述的強暴場景，摩里森著意敲磨細節，代言，獨語論斷其為一個充滿「憐憫」、「柔情」與「愛」，甚且不無宗教氛圍的行動—也因此，琵可拉一家的姓氏「哺愛」（Breedlove），終究顯得像是一種過於刻意的覆核。例如對小說家自言的所謂「愛」，在小說結語處，頌歌式的熱切言表。所有類此修辭，可能，均不具有太大說服力：當小說家並未（如她保留給寶琳的那樣）給予韭里充分的自訴空間時，她對強暴場景的細描，也許無論如何，均無法不顯得太過一廂情願地浪漫化了。

Sula

蘇拉

另一個過於刻意的覆核，或意義製造，是摩里森將強暴場景，及是年的土地不毛，綁定於1941年。原因無它：這是美國開始參與二戰的殺戮之年。我個人認為：這誠然是十足「美國化」的想法；彷彿二戰殺戮，不是早就在美國境外，舉世且經年長存。事實上，要到《蘇拉》，小說家才能藉由虛構小鎮裡，一戰倖存與病廢者薛德瑞的感知，為這時點設定，做出更具意義的討論。而如上所述，要到《蘇拉》之後的《所羅門之歌》，摩里森才能以奶人和吉他的角色共構，與敘事任務分化，更豐富地統合前作未竟的啟蒙陳述。

這具體說明了小說家之虛構技藝的持續進境：從《最藍的眼睛》、《蘇拉》，到《所羅門之歌》，這三部完成於1970年代的小說彼此索引，一方面，為我們將一種內向詩學，逐漸外顯為未來，更具對話能力的摩里森小說。另一方面，比較三部小說所調度的場景，我們當然也能明確看見，小說家正緩步將牽涉更廣的空間，從個人履歷童年的時代，延伸向距寫作時間更久遠之前，或聚焦於更當下的此刻。這是說：在面向自身詮釋社群，當小說成為一種以「文學性」，去繞徑對話的載體時，摩里森的創作，其實已是個人，對「黑人性」之提問的，一次次更全面，且再更深思的答覆。

也於是，做為個人首部作品，《最藍的眼睛》以其迫切源湧的直訴，為我們封存的，正是摩里森的最初答覆，與總結向後續作品的重新提問。小說為它所刺痛的讀者，表明了種種苦境裡的病變，或摩里森直言的「邪惡」。其中一種最使人不忍直視的也許是：在「體悟出對白種人的恨」之前，黑人總已先憎恨自己，與「那個親眼目睹他的失敗、無能，他無法保護」之人。一如與女孩達琳，自野地生還時，韭里的當下感知。而在終於悟出這樣一種恨之後，韭里無論如何，會更需要自所憎恨之人。韭里需要自己的妻子寶琳，因「她是少數幾個令他厭惡但卻搆得著因此傷害得了的東西」。因為「恨她，讓他自己豁免於受傷」。

小說亦為未來的摩里森，與她面向的理想讀者，動態重啟種種關於「我們」的探索。其中，最牽引小說家後續作品的質問也許是：是否「成為黑人」此事本身，終究是一種令人悲傷的另類啟蒙體驗，因為「我們」，不會一次性地跨過「過渡」階段，就重新而永遠地與世界「融合」了── 一如世人對成長儀式的預期。是否，意識到自己是黑人一刻，所肇啟的痛苦，不僅是因從此，「我們」只能在自己國家裡流徙，且也更是當這理解一發生，「我們」也就注定了，要終身與自我離異，就地成為自己的陌生人。無論「我們」，能暫且安身何處。

（本文轉載自衛城出版《字母LETTER：胡淑雯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