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榮彬│關於譯者與作者的那些事】如師如友，大愛彷彿春風：魯迅與他的譯者們

先前英國譯者Deborah Smith幫韓國小說家韓江翻譯《素食者》的爭議事件在國際文壇鬧得滿城風雨（請參閱書偵探何穎怡的OKAPI專文），但也讓大家重新注意到：有時候，譯者與作者的關係可不只是幫忙把文字作品翻譯出來那麼簡單而已。譯者與作者的關係可以是如師如友，若鬧翻了也可能會視對方為仇寇（例如老舍把譯者Evan King告上美國法院），甚至也可以是夫妻（是真的夫妻，例如陳竺筠幫王文興把短篇小說譯成英文，卞麗莎幫哈金把Ocean of Words 翻譯成《好兵》），或者作者自己就是譯者（例如白先勇翻譯《臺北人》與張愛玲翻譯《秧歌》、《赤地之戀》等作品）。接下來我將以一系列專文帶領大家一窺這複雜關係的究竟，首先要介紹的，是可能最受譯者們歡迎的魯迅。

遷居上海，走向世界舞台的「翻譯家」魯迅

1927年十月，魯迅遷居上海，距離他最後在上海病逝，只剩八、九年光景。這決定雖然讓他被牽扯進「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案」（所幸有日本友人內山完造掩護，躲在內山書店而避免遭國民黨政府緝獲），但也因為上海的出版業特別發達，讓他有機會藉由被翻譯而讓國際能見度大大增加。

與魯迅關係匪淺的上海內山書店

先前我在看韓劇《未生》時發現，劇中人隨口丟出魯迅小說〈故鄉〉裡面的名言「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大感訝異之餘，深入研究後才發現魯迅的〈狂人日記〉早在1925年就被韓國流亡學生柳樹人譯為韓文（魯迅的這位韓國粉絲本名柳基石，因為崇拜魯迅而改名為「樹人」——只因魯迅本名周樹人），而且據悉這也是魯迅的作品第一次被譯為外文；梁白華翻譯的魯迅中篇小說〈阿Q正傳〉也在1930年問世，連載於《朝鮮日報》。此外，當時上海的英文平面媒體特別發達，像是《大陸報》（The China Press）、《中國論壇》（China Forum）等週刊，還有由孫科資助成立的《天下》月刊（T'ien Hsia）都曾經在1930年代刊登過魯迅作品的英譯版。而魯迅去世後，上海的中英出版社、北新書局與世界英語編譯社等單位也都曾於1940年代出版過英譯的魯迅小說。

魯迅的翻譯與被翻譯

域外小說集

曾有人統計過，在魯迅留下的一千多萬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譯文字。而且，通曉日語、德語的魯迅總共翻譯過14個不同國家將近百位作家的兩百多種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像是他與弟弟周作人合編的《域外小說集》，還有他翻譯的Jules Verne經典科幻小說《月界旅行》與《地底旅行》（都是由日文譯本轉譯為白話中文，而非由法文直譯）。因此已經有很多魯迅研究的學者把重點擺在他的翻譯家身分上。

翻譯的確是魯迅極為看重的文學志業之一，他除了自譯小說，也曾在1930年代中期於上海跟茅盾共同創辦《譯文》月刊，專門刊登外國文學作品譯文，且譯者團隊包括黎烈文、巴金、傅東華、蕭乾、卞之琳等等，都是現代華語翻譯史上的大家。

紅星照耀中國

對於要翻譯魯迅作品的青年譯者們，魯迅總是很有耐心地提供各種幫助。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姚克與Edgar Snow：這一對青年作家主動寫信表示要翻譯他的小說作品，魯迅除了欣然同意，也屢屢與他們倆見面，幫忙解決翻譯上遇到的問題。後來魯迅甚至幫Snow牽線，讓他認識孫文遺孀宋慶齡，而宋又幫他安排前往陝西的中共大本營與毛澤東、周恩來見面，最後在1936年推出《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成為像西方世界介紹中共的第一人，進而擠身世界知名作家行列。只可惜，魯迅還來不及看到Snow所編選的《活的中國：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選》（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就已經撒手人寰，因此姚克才會與Snow合送輓聯「譯著尚未成書 驚聞殞星 中國何人領吶喊／先生已經作古 痛憶舊雨 文壇從此感彷徨」表示哀悼。

魯迅精品集6：中國小說史略(全新足本)

另外一個例子是，日北青年增田涉因為心儀魯迅而在大學畢業後前往上海，在內山完造的牽線下認識魯迅，1931年魯迅用三個月時間每天下午抽三、四個小時幫增田講解他的名著《中國小說史略》，甚至常常請增田吃晚餐，再度顯現出他照顧青年譯者的文學導師風範。

看過小說家蕭紅傳記電影《黃金時代》後，任誰應該都會覺得魯迅與蕭紅之間近似父女情的文學情誼令人動容：魯迅除了對蕭軍、蕭紅這對戀人照顧有加，甚至還自掏腰包幫蕭紅出版成名小說《生死場》，並且為她寫序。這樣的情義也擴及了魯迅欣賞的一些青年譯者，像是瞿秋白。瞿曾留學蘇俄，返國後才24歲就在于右任等人創立的上海大學當上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但因為他是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在1930年代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氛圍中被逼得走投無路，生活極其清苦。魯迅愛才，除了常常幫瞿介紹俄文翻譯的工作，某次還幫他與上海合眾書店洽談，希望能出版一本俄國小說家高爾基的短篇小說集。但合眾書店因為瞿的身分敏感而有所顧忌，為此魯迅甚至將自己的雜文集《二心集》交給合眾出版，才順利促成瞿秋白的翻譯作品問世。

譯者版「野蠻網友」：敬隱漁

魯迅譯者敬隱漁

但魯迅是不是對所有譯者都來者不拒？那也未必。少數的例外之一，是〈阿Q正傳〉法文版譯者敬隱漁。里昂大學留學生敬隱漁原籍四川，赴法國留學後他的〈阿Q正傳〉法文譯文在法國文學大家Romain Rolland的推薦下，於1926年五、六月間在《歐羅巴》月刊上連載，後來這法文譯文又被英國譯者E. H. F. Mills轉譯成英文，改名為〈阿Q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h Qui）。

照理說，敬隱漁對於魯迅文學聲譽在歐洲的傳播有一定貢獻（Mills翻譯的短篇小說集裡面還有魯迅的作品〈孔乙己〉和〈故鄉〉），與魯迅之間的關係本來相當友好，曾屢屢通信，可是卻在1930年二月留下這一則簡短的日記：「二十四日曇。午後乃超來。波多野種一來，不見。敬隱漁來，不見。」魯迅到底為何不見敬隱漁？這已變成一樁文學公案，眾說紛紜，但各方頗具共識的說法是當時敬隱漁已經出現精神失常的狀況——事實上他就是因為精神問題而遭里昂大學遣送返國的。或許此時敬隱漁已經變成了魯迅的譯者版「野蠻網友」，魯迅才給他吃閉門羹吧？後來敬隱漁甚至人間蒸發，不知所終，文壇盛傳他是在西湖邊投水自盡的，一代才子居然落得此下場，令人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