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摩托車是一輛SUZUKI的打檔車，綠色的油箱兩側印有大同公司的紅標誌，是公司派發的公務車。小學時，家中的轎車主要是媽媽在開，她教書的地點比較遠，爸爸會在下班後趕來補習班門口接我回家。
是那種家庭式的兒童美語班，課前有麵包吃，課後有飲料喝，開在南門路旁的窄巷裡。下課後我會站在老公寓前等著，聽見引擎聲由遠至近，正值壯年的爸爸瀟灑地騎著打檔車出現在街角，我雀躍地跳上後座，享受父子倆在馬路上穿梭的時光。
當時我十歲，是真能稱作「兒童」的年代，開始對國語流行音樂產生興趣，每週五晚上會守在收音機前聽中廣流行網的「知音時間」，聽主持人羅小雲用飛快的口吻報榜。1980年代，當紅的藝人過半來自飛碟與滾石，偶爾穿插一些寶麗金，獨立廠牌的概念在台灣還不時興。
我們的行車路線必定會經過北門路，台南的唱片行幾乎都集中在那裡，有想買的專輯，我會請爸爸停在店門前，自己下去找。他會在我下車時從西裝褲的口袋掏出兩張皺皺的百元鈔給我，找剩的就當零用錢，當然，前提是我在學校得表現良好。
1989年7月，光南唱片行架上堆滿了同一卷卡帶，牆上則貼滿同一張海報，彷彿全天下只有那張專輯是重要的。封面上有一名穿軍服的阿兵哥，對前方敬禮，他戴著黑框眼鏡，木訥的表情散發濃濃的書生氣息（或者說，菜鳥氣息），一行小小的標語寫道：「向學生告別，向明天致敬。」
那張專輯是張雨生的《想念我》。
歌唱事業如日中天，也在連續劇和其他電影中露臉，這時卻碰上所有男歌手都得面臨的關卡──兵役。那時當兵可不是夏令營式的隨便當當而已，得數兩年的饅頭，也無替代役那樣的機制，這期間會發生什麼事情，退伍後會不會繼續走紅，實在無人可以擔保。
國民偶像從軍去了，多麼振奮人心，無疑是全國民眾高度關注的一件大事，加上當時娛樂新聞不多，有本名為《星期漫畫》的雜誌甚至以營中的烏龍趣事為主題，連載了一系列的四格漫畫《張雨生大兵日記》，後來集結為單行本。
古今中外還有哪名歌手當個兵也能出成漫畫的？我真想不出來。
「買了什麼？」爸爸問我，我將卡帶從塑膠袋裡取出，他看了一眼便說：「喔，學弟呢！」爸爸是政大的校友，張雨生雖然小他很多屆，讀的是不同的系所，稱呼學弟仍有份親切感。
跟隨他們的腳步，8年後換我進了政大。1997年10月20日傍晚，大二的學長帶我到憩賢樓吃自助餐，餐廳的電視機正播著晚間新聞，就在那樣的時空環境中，我得知張雨生出了嚴重的車禍。在我周遭是一張張擔心的臉，餐廳裡沒有一個人說話。
校園內發起祝禱活動，學生在四維堂前點上祈福的白蠟燭；演藝圈也火速串聯，由張惠妹演唱〈聽你‧聽我〉，發行為募款單曲。三星期後，張雨生走了，嘹亮高亢的歌聲從此成為絕響，追思會在政大半山的藝文中心舉辦，記得那是週日的中午，起床後我從山上的男生宿舍往下眺望，排隊入場的人群一路延伸到後門。
1989年到2014年，整整行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現在的學子已完全錯開張雨生的年代了。3月24日清晨五點，我和幾名比我小十歲的朋友坐在青島東路上，大家為剛從忠孝東路那裡被水車驅趕回來的人鼓掌打氣。
冰冷跋扈的國家機器，讓他們垂頭喪氣，微光的十字路口，我想起那首〈沒有煙抽的日子〉。
六四學運時期，台灣的藝文界隔岸聲援，先有群星義唱的〈歷史的傷口〉，後有張雨生以王丹的詩譜下的〈沒有煙抽的日子〉。
六四與三一八學潮本質當然極不同，不能一概而論，然而如王丹所說，相同的關鍵詞也有很多：學生、理想、熱情、付出，還有愛。
我們在街上坐到六點，直到日出，「天亮了，感覺比較安全。」身旁的朋友說。我和他們告別，走回家的途中點起一根菸，在灰色城市的街頭抽掉了一些無奈，天空或許也飄下了幾縷雨絲。
我慢慢走著，希望天別再黑，這條長路能一直延續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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