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受苦的人們獲得正確的治療和應享的服務與資源？──5本書更理解精神疾病

精神醫學在上世紀50至90年代間發生一場革命，使疾病成因從潛意識衝突，轉為體內化學失調。根據精神藥理學等相關研究迅速累積之資訊，精神科醫師開始告訴社會大眾：遺傳與生理因素，不但決定思覺失調症、雙相情緒障礙症等嚴重精神疾病的病程，也左右你我日常生活中，或焦慮或抑鬱的情緒表現。換言之，任何能干預大腦神經傳導激素的物質，將影響腦功能，甚至治療精神疾病。

診斷是一切治療的基礎。不斷向生物醫學靠攏的精神醫學，必須提高臨床診斷信度。也就是說，不同醫師對同一位病人，或是同一醫師在不同時間對同一病人，要能做出一致的診斷。此外，診斷還需具備足夠的效度，亦即任何一個疾病類別，（理論上）要有特定的臨床症狀群、病程、還要有相同的檢驗發現，以及比一般人高的家族發病率。為了滿足信度及效度兩大需求，「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於焉誕生。

這場科學典範轉移的革命，使精神醫療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病人不僅走出以收容為主的精神病院，也不再長期且密集地接受精神分析，醫師則按照劃一的診斷準則甚至治療指引，為病人處方藥物，並提供各種處遇。

自閉群像：我們如何從治療異數， 走到接納多元(上、下套書)

羅絲瑪麗：啟發身障人權、特殊教育和醫療倫理的甘迺迪家族悲劇

然而，如今再尋常不過的治療情境，半世紀前還是另一種樣貌。翻開《羅絲瑪麗》，您將驚覺，甘迺迪家族輕度智能不足的成員羅絲瑪麗（1918-2005），為矯正發展遲緩，接受了不計其數的治療，包括生長激素注射、每天吃小黃瓜加青豆等今人看來極其荒謬的療法。但讓羅絲瑪麗一生陷入萬劫不復深淵，非23歲那年動的一場手術莫屬。為控制情緒起伏，醫師切斷羅絲瑪麗的前額葉大腦白質，賠上行走及言語溝通能力，也使她無緣受惠稍後發生的精神醫療革命。

時至21世紀，人類對精神病理的掌握，仍遠不及傳染病、糖尿病等內科疾患，一些精神狀態不但無法「根治」，甚至受限於過於狹隘或模糊不清的界定（亦即疾病診斷效度不佳），影響了病理研究與治療發展，以至病人權益受損。以自閉症為例，《自閉群像》作者史提夫．希伯曼爬梳史料，發現肯納醫師1943年發表的「幼兒自閉症」嚴格定義、左右了相關研究與資源配置，致使全球數以萬計的自閉兒家長飽受誤解的異樣眼光。直到英國學者約翰與羅娜．維恩夫婦，因家有自閉兒而深入研究十數年，大幅更動診斷準則，融入亞斯伯格的「自閉性性格違常」概念，並納入青少年與成年自閉者，讓他們有權獲得相關社福資源，並增進社會大眾的理解。

未料，因診斷標準放寬，致使疾病盛行率大增的必然現象，竟為媒體渲染成「自閉症大流行」；好巧不巧，「打疫苗得自閉症」的不負責報導雪上加霜，幾乎埋沒了一整代自閉症者及其家人與學者的努力。

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

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

無獨有偶，過動症與兒童雙相情緒障礙症（躁鬱症），也隨著美國精神醫學會1994年修訂的第四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發行，受到類似挑戰，令主導第三版與第四版修訂的杜克大學精神醫學教授艾倫．法蘭西斯戒慎恐懼，退出了將原有疾病診斷準則放寬，並加進更多新診斷的DSM第五版編修小組。他甚至在第五版面世同年（2013）出版了《救救正常人》，呼籲精神醫學界不要亂貼標籤，「製造」新病人。

早法蘭西斯3年，醫療科學報導作家羅伯特．惠特克，從20世紀後半精神製藥產業蓬勃發展的視角切入，著成《精神病大流行》一書。惠特克雖憂心過度診斷與大量使用精神藥物所造成的危害，仍深切期待精神醫學研究者，擔負起發現精神疾病生物學成因的責任，並進而運用相關知識，發展新治療。

我發瘋的那段日子：抗NMDA受體腦炎倖存者自傳

從事臨床精神醫療逾20年的我還認為，小心翼翼為受苦的人們貼上「標籤」，使他/她獲得正確的治療，以及應享的服務與資源，不正是臨床醫療的真義？蘇珊娜．卡哈蘭的故事，一位罹患抗NMDA受體腦炎、險被診斷為酒癮或情感性思覺失調症的新聞記者將親身經歷寫成《我發瘋的那段日子》，便是最佳寫照。

杜絕浮濫診斷，救救正常人；保護神經多樣性，欣賞不符常規之人；社會才能傾有限的資源，解嚴重精神病患之倒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