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德克．巴萊】郭明正：試試看，和長輩用他們的語言聊他們的生活-\ 本月大人物 /-OKAPI閱讀生活誌

（攝影/林阿讓）

在看兩集《賽德克．巴萊》電影之前，你一定不能不注意到這件事：導演希望這部電影裡的不同族群，都是用情境裡真實的語言說話，所以這部電影有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篇幅，說的是賽德克語。

即使算上語言基本上相同的太魯閣族（Truku），目前這地球上，只有三萬多個賽德克人，仍能聽說這種語言的人，更又得用百分比去折算了。對於全世界絕大多數觀眾來說，看這電影除了看字幕，聽到的也只能是聲音表情，彷彿境外的語言說的是我們這土地上真實的故事，這本身大概就是一個充滿態度的象徵吧？

「我一開始也想到，這電影幾乎都是講我們的族語，這樣行嗎？」連本片顧問、族語翻譯與指導的郭明正老師，當初都不禁擔心。

能作賽德克語翻譯的人當然還有，但導演當時堅持要找郭明正老師。對於曾聽說過郭明正老師的人來說，大概會很信服這個決定。除了他是清流部落、霧社事件的遺族後裔，他也花了許多時間，以口述紀錄與文件著述，參與「賽德克正名運動」、為「霧社事件」整理史料。

但這些其實不是他的正職，他是埔里高工的老師，教的是機工科。族名Dakis Pawan，在部落出生長大，能聽說族語的他，考上了師大。在那年代的校園裡，他就是個會開朗把「山地人」身份主動表明的大學生，「更小的時候唸書，當然也會有人用『番仔』來叫人，通常那樣一講之後就是打架。」

但真正開始有意識地對於賽德克語言與歷史作研究，卻在三十七歲左右一場大病之後。在療養的期間，定期得去埔里的一個檢驗所抽血驗血，這裡的醫檢師他認識，正是《風中緋櫻》作者鄧相揚，「鄧相揚會說賽德克語，雖然他的口音聽得出是用日本五十音學的。」檢驗所的二樓滿是鄧相揚的藏書，中文的、日文的、關於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的相關書籍與資料。人少的時候，其實甚至都是直接到二樓抽血一面聊天。

「我一開始想，這個平地人為什麼對這些這麼有興趣？又為什麼我們自己卻都不瞭解？」總是習慣說「想一想」的郭明正，這段時間自然對此想了一想，「他很鼓勵我，說我的族語比他好，更適合、也更應該去作這些口述歷史的研究。」

但他自覺族語其實不夠好，「我的族語經過這些訪談研究之後，是不錯，但還不能跟我爸爸或者阿公那代相比。」口述歷史的訪談，許多時間就是得和老人家談話，「其實大家也應該試試看，比如用台語和你的長輩聊他們的時代、他們的生活，他講的話裡很多詞你可能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可能那是他日常裡種菜或餵豬會用的工具，你沒遇過不會知道那是什麼；如果讓你用台語講自己的生活給他聽，其實也一樣。另外還有些習慣的比喻和用詞，我們已經不太會用了，他們的用詞用語比較典雅。」

聯合文學 9月號/2011，之中有郭老師的文章

他用自己工作之餘的時間，自學訪談與研究的格式，並開始和這些長輩作訪談、蒐集整理資料、論文著述，也超過了十年，現今關於「賽德克族」三大群的論述、「霧社事件」裡比如究竟哪些社哪些人有無參與的細節等考證確認，都有郭老師的一些貢獻。後來他偶而還得應邀上台，講這些歷史與文化研究心得，最緊張的，是曾遇過台下聽眾都是族裡的老人家的場面，「我得全程用族語，對他們講他們時代的故事，雖然全貌是我整理才知道的，但生活與事件細節他們可能都比我懂。」這樣的場景，其實也反應出文化流失的現況。「我都會先跟他們講，待會哪裡有說得不正確或遺漏的，請大家一定要跟我說。」由郭明正老師主筆，配合電影可能引起的賽德克熱潮，也希望能稍微提供基本的霧社事件歷史與賽德克文化，預定出版將《真相．巴萊》一書；但他念茲在茲的是，之後一定要把他訪談紀錄與研究的資料文獻出版。「我在訪問老人家的時候，常常會想我也能給他們什麼。我覺得為了他們，我一定要把這之中他們傳承的文獻留下來。」

真相．巴萊：《賽德克．巴萊》的歷史真相與隨拍札記

這樣的郭明正，被導演請來擔任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族語總顧問」，第一件工作就是得將用中文寫作的劇本完全翻譯。「其實我剛拿到劇本，看了開頭，就想把這個工作推掉。我想：『你們這電影跟霧社事件有什麼關係？』，後來我太太點醒了我，這是電影劇本，不是歷史。我想一想，覺得這有道理。我是以期待看到一部歷史的角度，去看到了一個劇本。」開玩笑說「夫妻間其實很少討論這種話題、吵架比較多」的他，真的開始認真翻譯，卻常常一面翻譯一面就哭了，「一想到那些事、和裡面的這些人，就是我的先祖和認識的那些長輩，有時候會忍不住眼淚。」

身為電影的「族語總顧問」，除了得翻譯劇本上每句台詞，還得幾乎全程都在拍攝現場監看顧問。而電影裡演出的族人演員，其實多是泰雅族，並不會說賽德克語，他得在翻譯之後，用MP3錄下每句台詞，配合著劇本情境裡該有的語調，讓演員學習。「我知道這些演員其實也很不簡單，因為要背一種自己不會的語言。但他們都很用功，會去瞭解整段劇本的意思。像羅美玲、溫嵐還會特別來問她們角色的故事，或把台詞唸給我聽過作修正。」

無論是演員發音、場景擺設、器物使用，如果差距太遠他是會提出意見的，因為他知道他的兒女這代，很可能有些人就得從這樣的影視作品裡得到自己祖先與生活的樣子了。但他謙虛地說：「我對電影不太懂，這次參與才知道比想像中還複雜。那麼多人那麼多件事得配合。我有時候也是有忍耐一下啦，會想：若因為我覺得哪裡講得不好要重來，影響好大。」他有點半開完笑地接著說，「像有場戲，我有跟導演提一下說，你把我們祖先砍的頭加了好幾倍，戰鬥場面裡，我們死一兩個、對方死十幾二十個，這樣會不會有點太神勇、有點太好萊塢電影啦？後來導演有調整了一下。」

霧社事件距今才八十一年，他訪談過的老人家裡，有好幾個曾經見過莫那魯道本人。那該是什麼形象？「他很高大，話不多，都等大家先討論提意見，但他一講話就已經是決定，很強勢。我們的文化不太有戰爭，有爭執都是小規模的、甚至一對一的戰鬥，其他人對結果都得接受，所以那時候能當領袖的，都不會是泛泛之輩。」對於挑大樑演出他的祖先莫那魯道的林慶台呢？「他是壓力最大的，而且他的賽德克台詞都得用背的，有時候記得動作就忘了台詞。在片場我有時會激他：『有那麼難嗎？』但我自己後來有試過一次，真的很難啊。哈哈。」

大家大概能想像，整部劇本的翻譯工程應該十分浩大。「翻譯真的很難，簡單舉例，光是劇本裡那種『衝啊！殺啊！』的台詞，我們賽德克語沒有這種話，我們也沒有像漢人會講的『把你殺掉』這種威脅的話語。」那麼怎麼翻譯呢？「我後來想一想，要激勵大家衝出去的吶喊，演員講的是：『把你的肝提起來！』，這在我們的文化裡，類似『把你的脾氣拿出來』。」這確實能讓我們開始發現，他得做的是兩種文化的轉譯，而不是考試卷上的翻譯題目而已。

「真正最難翻譯的，是魏德聖導演寫的某些比較詩意的句子。」他舉了個例子，「比如有一段寫了像是電光像是切割了石頭這樣的意象，我如果照字面意思來翻譯，在賽德克語言與文化裡，我們不會覺得他是美的。我只好去問人去、去想一想，另外自己寫了我們文化裡會覺得美的、接近的、可以替代的意象。」這簡直就是種詩意轉譯之不可得的處境了，「另外，有些關於GAYA的句子，用漢語直譯過來反而不正確，我其實就另外自己依照場景故事，改得更貼近GAYA。」他雖然還帶著笑容，但眼神裡有種確定：關於一種語言與文化的距離，他就是該這麼去把這些賽德克語的對白唸出來。

先想一想，若將這場景當作一種意象：對於絕大多數觀眾來說，當我們坐在電影院裡，透過字幕捕捉語意，去掌握影像裡的故事與對白；而耳朵裡聽的對白與情感，可能說的是不同語意，能以更充足飽滿的文化全部去補足影像裡的故事；這本身就帶有另一種詩意。

若你會進電影院看這上下兩集電影，習慣「想一想」的郭明正老師，可能還會希望你再想一想，若這故事震動了你，別忘了其中這些語言，與所隱含的整套歷史與文化，就在這塊你本以為熟悉若此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