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媒體最好的朋友，似乎是顛撲不破的道理。與其說是因為死亡所掩蓋的事件真相，引誘著媒體假「群眾有知的權利」、「正義」之名予以深掘，不如說是媒體一直都在等待著死亡，如同一頭被慾望豢養的獸，一旦嗅聞到血腥味，便毫不遲疑地竄出。

日本當代處理媒體議題最好的推理小說家野澤尚，在《虛線的惡意》、《沒有城堡的人》等一系列以首都電視台「Nine To Ten」新聞報導節目為核心的故事中，不斷地從各種角度探究著。由五百二十五根虛線交織出的電視螢幕，原本應該要以最客觀的立場，傳遞出真實，並且所有的新聞從業人員，都應自覺地去消除其中隱藏的惡意，這不僅是媒體傳播行業的倫理，更是關於真實的倫理。

但這個社會原本就是人與人交會的虛線所構築而成，其中必然也隱藏著各種人情與慾望，媒體雖然本質上應該具有客觀的立場，但也難逃資本市場競爭下電視台、從業者等不同位置的人，在其中映射自身的欲求。也因此，野澤尚《虛線的惡意》中那雙如舞蹈般剪輯並重組著真實影像的遠藤瑤子手指，以為牽動著的是指向真相的關鍵，但卻是被無名的惡意所利用，其實開啟的是人世間活生生的地獄。

而同樣在野澤尚的《沒有城堡的人》中，更是充斥著各種對於媒體投擲慾望的個體：預告自己將被情人殺害、希望媒體可以為其見證的女子，在訪問中針對案件侃侃而談的嫌疑人，因為錯誤報導致使女友自殺因而控訴媒體的神秘青年。的確，在這個「有圖有真相」的時代，影像的真實性因為具有「見證」的終極意義與力量，不僅可以映照真實，甚至可以「塑造」真實，因而成為信賴與被利用的對象。

的確，媒體因為具有強大的傳播能力，可能成為資訊的利器，就像雫井脩介在《謹告犯人》中，設計出因為傳統偵辦方法陷入嚴重瓶頸，因此必須透過「劇場型偵察」，也就是直接由警方透過媒體向犯罪者喊話，以期能夠有所突破的故事。但當圍繞在媒體周圍的，不僅有被害者、嫌疑者、關係者，甚至包括偵察者時，對於身處於媒體機制中的從業人員，如何在這多方的角力，以及收視率、電視台政策、道德性等種種驅力之間，找出協商的方式與途徑，便是一個永恆的命題。就像橫山秀夫在以日本史上最大空難為題材寫成的《登山者》中，不斷提出的問題一樣，究竟對於新聞的堅持，是來自於媒體內部的派系傾軋？還對於真相的追求？然而這種追求，真的有必要建立在對受難者家屬二度傷害上嗎？

的確，就像野澤尚在《深紅》中透過受害者倖存的家屬口中道出的，不論是媒體或觀眾，只希望遺族扮演他們期待的樣子，永遠地悲傷、哭泣，但當事件已不再新鮮、失去新聞性後，遺族就成為真正被社會「遺棄」的一群，因為失去媒體關注的事件，警方的偵辦與法院審理也都不再積極。在資本主義邏輯中生存的媒體，其實仍是因應於供需關係而生，觀眾與媒體形成一個殘酷的食物鏈，無怪乎宮部美幸經典作《模仿犯》中的犯人，不僅無情地嘲笑著追逐他所犯下的駭人聽聞事件的媒體，更尖銳地嘲笑著那些因為死亡新聞而興奮的人們。

但是否一切都是如此無力與絕望？同樣在宮部美幸的近作《所羅門的偽證》中或許提供了另一種答案，雖然因為媒體的介入使得單純的事件捲起了滔天巨浪，將所有關係人都捲入那惶然的謎團漩渦中，但只要真正秉持著信念，就有超越這些傷害，真的追尋到真相的可能。真相，也許就在不遠處，但不在以虛象見證現實的影像與新聞媒體那裡，而是存在於願意為他人付出心與關懷、人與人的真誠關係之間，在真正的真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