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時代的「失敗者」──韓國作家千明官與他的創作（微）法則-\ 本月大人物 /-OKAPI閱讀生活誌

2026年台北國際書展來台的韓國作家中，千明官站在多位童書、BL作家之間，顯得像一匹孤狼。比起韓國評論界為他冠上的「文壇黑手黨」、「這時代的說書人」、「韓國的馬奎斯」等稱號，眼前這位回答問題時經常遲疑、不斷為自己在採訪時進食感到不好意思、又對同世代男性處境有著複雜情緒的韓國大叔，讓人覺得「孤狼」是更貼近他的文壇形象，而且是可愛的那種。在與他暢談寫作態度與閱讀養分、韓國文學類型的時代特性，乃至當代女性主義運動的大勢後，更清楚感覺到，他在當今韓國文壇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讀者的法則

成為作家之前，千明官做過保險推銷員和高爾夫球具推銷員，三十多歲進入電影業，之後一直在電影圈耕耘，在韓國電影製作聖地忠武路（충무로）寫下不少電影劇本。但有十年期間他感到一事無成，生計岌岌可危，快四十歲時弟弟建議他試試看寫小說，結果就是獲得文學村新人賞的《法蘭克與我》（프랭크와 나，2003）讓他正式登上文壇。隔年他出版《鯨》，獲得上面提到的各種稱號與極佳評價，但也不算大發，卻在近二十年後的2023年，入圍了國際布克獎決選名單。

千明官說，「我是偶然地被推到小說創作的領域，我並沒有主動追求文學，也沒有成為偉大作家的夢想，直到我寫了《鯨》之後才改變了想法。」即使《鯨》受到國際書獎矚目，將千明官的作家生涯推到高峰，他本人卻十分淡泊。「當我接到電話得知自己獲得布克獎提名，老實說，我從未覺得這有多了不起。」他謙稱自己不是嚴肅作家，入圍獎項更多是巧合，「這並非因為我的作品本身，而是某種社會現象的結果，或許是因為韓流文化吸引到的關注。」

鯨(布克獎決選作品，譽為韓版《百年孤寂》)

那麼，如果是電影獎，會比較興奮嗎？畢竟千明官對電影的投入、文學的養分，或許會讓台灣讀者想到李滄東（이창동），兩者都同時寫劇本與短篇小說。看似身處充滿熱誠的藝術實踐現場，他卻沮喪說，「韓國電影業的現狀已經糟糕到難以繼續拍下去了，所以我最後決定重拾小說創作。獲得文學獎提名後，作品得以在海外出版，我也結識了許多讀者。」這個看似水到渠成的收穫十分重要，因為對他來說，「寫作」本身的意義，是由「讀者」驅動的，而這個讀者，也包括年輕時的自己。

「我曾經是一個非常認真的讀者，讀了許多我最喜歡的作家的作品，珍惜與作者之間那種親密的情感連結。」回望自己的閱讀經驗，他意識到如今也有人像當年的他那樣讀著自己的作品，這使他感到肩負重任，「也因為這樣，寫作對我來說才如此重要，這份責任感激勵我在未來寫出更好的作品。我由衷感謝那些閱讀並喜愛我作品的人。」

▌敘事的法則

談到對他有影響的作家，他眼神一震，「太多了，作家、小說家、電影導演，我都喜歡。我從年輕時就很喜歡海明威、福克納、馮內果，後來還有亨利・米勒，以及瑞蒙・卡佛和約翰・厄文等。」他在其他採訪也提過幾位歐洲作家，但這份名單幾乎指向特定類型的美國作家？「比起歐洲作家，這些作家更注重類型。他們的作品情節緊湊，在故事的建構和敘述上，我受到了這種類型的影響。我想我也是其中一員。」

除了受美國作家的敘事風格影響，他也提到幾位中國作家，如莫言、蘇童、余華。他直言，「我看他們的作品時，感覺就像是我自己寫的。但我看韓國作家的作品，反而覺得陌生。」作為讀者的千明官，喜歡故事性強的作家，他觀察到過去三十幾年來，韓國作家往往注重內在描寫，「但以前不是這樣的，像是朴婉緒、黃晳暎那一代就有很多故事性強的作家。到1990年代以後，文學風向似乎受到日本的影響。」

這個「日本」影響，正是從1980年代開始影響力屹立不搖的村上春樹，即使知道這麼說可能會被批評，千明官仍表示，「這是事實，我還沒遇過哪個作家脫離了村上的影響力。」他提及村上帶來一種被稱為「瑣碎主義」（쇄말주의）的敘事影響，過著厭世、虛無生活的主角，往往是一些菁英知識分子或藝術家，大多講述發生在大學或藝術圈的故事，「因為作家通常屬於這類群體，但我從未屬於那個世界，所以寫不了關於他們的故事。」

這也是為何千明官閱讀余華等作家的書時，會感覺自己好像寫過這些故事。這些故事來自他認識的人、生活過的環境，而要描述這些經驗，就需要特定的敘事方式。例如《鯨》雖是長篇小說，但分段方式非常特別，有著古典的樹下說書、章回小說底蘊，讓人清楚感受到他的「說書人」特質。小說中的村落原型，來自千明官的家鄉（京畿道龍仁市），一個普通的農村，跟1970年代的其他農村一樣什麼都沒有，在他腦海裡，卻留下了磚廠、平原等鮮明畫面，以及讓他不斷以寫作重訪的社會底層經驗。

▌底層的法則

千明官的作品經常以「低學歷」、「農村／底層」角色為敘事主軸。在抵抗與社會性的議題上，或許台灣讀者會聯想到與千明官同世代的《熔爐》作者孔枝泳，以及她在學運和社運的經歷。事實上，他們這個世代，正好經歷1970-80年代韓國文學的蓬勃發展，談及此處，千明官突然切換到「文學史」聲道，回憶起那個時代的集體氛圍，「當時韓國處於獨裁和軍事統治之下，整個社會都在為民主奮鬥。因此，作家們感到自己肩負推動社會變革和民主化的使命，也懷著這種意識進行創作。」然而，隨著韓國民主化、總統直選制度確立，韓國文學在1990年代開始轉向現代主義的潮流，逐步走向內在描寫。

千明官自陳，「雖然當時（1970-80年代）我並沒有積極參與文學創作，但我相信自己深受影響。特別是，當時的參與式文學作品都有強烈的寫實主義風格，著重描寫社會底層的經驗。」事實上，千明官的真實人生也來自底層，這與孔枝泳等頂尖大學出身的菁英作家截然不同，他作品裡的「底層」角色並非生來如此，而是有明確因素，例如貧窮、低學歷、家庭失能、破產、離婚，甚至犯罪入獄等，尤其是《帶著火雞奔跑的體力勞動者》（暫譯：칠면조와 달리는 육체노동자，2014）中的人物群像。

帶著火雞奔跑的體力勞動者

韓國評論者曾指出，千明官作品有一種「悲劇雖有其因，最終卻無從知曉，也無法揭示」的特質。我也感覺他的小說不在探討或批判社會結構（如《鯨》裡不斷出現的「法則」），而是以底層人物的「生命力」來抵抗上層經濟階級與社會法則。對此，千明官補充，「我不想談論法治。我覺得重點比較在於個人的生命，以及我們該如何過生活。我想知道，社會中的邪惡勢力與個人生存策略之間，是否存在許多衝突，而面對這種衝突，每個人怎麼用自己獨特的方式應對。我發現這點極為重要，也是人生最關鍵的部分，它深深觸動了我。」

韓國文學從未停止描寫「被世界遺忘的人」、時代的「他者」或「失敗者」，但千明官從事編劇、電影製作與寫小說時，特別著重刻劃「失敗者中的黑幫男性」角色。就如1980年代深受香港流行文化影響的韓國年輕人一樣，《英雄本色》這類電影對他有重要影響；但對千明官來說，他更傾向於尋找彼此的相似之處，而非差異，「我發現所有電影的主題都很相似——武林的忠誠蕩然無存。」他舉例，「無論是好萊塢黑幫片、史柯西斯的電影，都展現了一個類似美國小義大利的世界，拓展並深化了人類宗教救贖的問題，但基本上，這些電影都是男性的幻想，所以現在都消失了。」

▌性別的法則

千明官觀察，當代社會將黑幫分子視為徹頭徹尾的失敗者，所以瀰漫著嘲諷他們的氛圍。他對男性的評價，就如他小說中反覆出現的一種角色原型：假裝聰明，結果卻愚蠢至極，最後落得身敗名裂。很傻，某種程度上甚至還有點可愛，而他們身上的傷疤總是接踵而來（比如，不斷地砍掉自己的手指），喝酒、抽菸、賭博、冒險，最後毀了自己的人生。「我認為這是男人的一個特徵。男人是不完美的人。」

相對地，《鯨》裡的重要角色是三代女性，而且與千明官其他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一樣，都不是典型的「受害者」。雖然她們同樣身處社會底層，但千明官直言，「女性比男性更強大。這就是為什麼這部小說的三位女主角都很堅強。我認為她們擁有某種專注力。」小說裡，女性角色的強大能量來自她們回應生命困境的各種神奇能力，其中「性」是一個很生猛直接的元素。由於《鯨》寫於2004年網路興起之初，將近二十年後再度獲得關注，勢必受到新時代性別觀念的檢視和挑戰。於是，請千明官以小說中的女性角色、或上述的男性認知來回應當代性別平權、#metoo運動時，他打趣地說，「如果我是同性戀，我就可以暢所欲言了。但我是個（異性戀）男人。」

千明官很驚訝台灣街頭能自然地看見許多男同志伴侶，他也試著練習自己的「雷達」，拉著口譯一起辨認。面對韓國的性平落後與嚴重厭女，他指出，「韓國的厭男症也非常嚴重，而且目標通常是年紀較大、教育程度低且貧窮的男性。」他有些嚴肅地說，「人們憎惡這些人，以至於沒人想提及他們。他們不會出現在電視劇、電影，甚至文學作品中。」然而，若回到千明官的閱讀經驗，這些人是1970-80年代文學作品中的主角，因此他認為，「與其站在他們那邊，不如寫一些關於他們的小說。」

無論是失敗的男性或堅強的女性，閱讀《鯨》時，令人強烈感受到某種底層特有的粗礪生命力，就如韓國評論家這麼形容他筆下的角色「雖無處可去，仍必須去到某個地方」。在千明官的小說世界，底層人物並非被動的受害者或命運的接受者，無論是《鯨》或其他作品，角色那種頑強的能動性，一再觸動人心。在千明官的訪談與公開發言中，都意在以這樣的精神持續與當代韓國社會對話。或許，這就是千明官的（微）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