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三立新聞出了一則「人力、環境出問題？幼貓收容4天後死內部資料曝 動物之家驚傳犬貓大量死亡」新聞；而在動物之家工作群組中（含公務員和外包工作者），出現的卻是紛紛抛出X字（髒話）。其後，他們為揪出吹哨者，把一位「可能和他們群組不甚合拍」、「對動物較熱心關注」的外包員工在不分青紅皂白下退出群組，並在沒有商量餘地下，解聘這位外包員工。
各位心裡可能會有一個「正義」問號，為什麼他們不去改善真正的問題，而是努力掩蓋問題呢？難道同僚間的氣氛是自欺欺人、屏蔽於現實之外？
案例二：
2024年10月，一隻下巴嚴重骨碎受傷的貓，從收容所配合的急傷醫院送回收容所，四位櫃檯工作人員一致以「未結育、無開放領養」為由拒絕民眾領養，無視貓的病情必需及時送至大醫院；櫃檯人員雖非公務員，但無疑體現了場所文化。原本可向主管請示特例開通、包含「無晶片貓入所後七天始能開放領養」此一規定，但他們從頭到尾沒有商量餘地。
後續議員來關心，資深公務員更是「能不加思量就做出決策」，立刻安排要送回急傷醫院，無視貓的病況是急傷醫院無法處理的；後續又因內部行政作業方便的原因，再拖了好幾天，總共白白耽擱14天，受傷範圍太廣及受傷時間太久，導致手術成功率大幅降低。
誰讓公務員生了病?：面對上級指令、民眾需求與自我價值的矛盾與衝突，基層公務員的日常工作難題如何從個人、群體與管理面尋求解方?
基層公務體系的一個特性是涉及大量的公務規則和規章，民眾通常對這些具體內容不甚了解，而公務員能利用這些規則自我保護。他們會透過熟悉的套路，利用「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這句話當藉口，逃避民眾的批評。
能不加思量就做出決策。
套用行政模板，那是因為這模板能提借隔離外界的屏障，是一種自保的策略。
公務員用最快、最直覺的反應去做安排，並沒有經過反覆推敲的過程，也就是書中提到「不經思考」、「過程中不會有什麽個人損失，但手握大權，可決定個案是否能得到協助」，對案例二更是一針見血。
「規則變得愈詳盡，愈無法提供行為指引，且愈有可能與其他規則產生衝突[…]研究公務體系的學者長期來觀察到，透過增加標準作業程序消除裁量權，最後往往適得其反。」
收容所對領養設下的規定，看來也就是一般通則，未料全體工作人員已被「公務員文化」浸透透，無法變通以致弊病百出，在攸關動物生命的場所更顯荒謬。
容我再說案例三：
某志工見一隻狗狀況不對，要求公務員協助外送至急傷醫院（因收容所本身非動物醫院，無法處置之醫療，另有簽約的醫院）。
公務員：今天沒辦法，還有別的事。
志工：有比生命重要嗎？
公務員：那是你們的想法，還是要照程序走。
（隔天，該隻動物死亡）
志工找另一位公務員申訴，公務員裝忙低頭看文件，從沒有正眼看志工。
志工：你這樣很不尊重人你知道嗎？
公務員才抬頭看他一眼，說：你意思是狗都不能死嗎？
志工：可以死但不是這樣死！
……
諸如此類的案例，我可以繼續寫滿十張。
原本我的生活，和公務員八竿子打不著。介入公立動物收容所的這幾年，眼睜睜目暏多起公務員經手的「有問題」事件，仔細剝開一層一層進去，愈是印證一般人對公務員的印象：一板一眼毫無變通、什麼都拿似是而非的法條來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裡冒出一個又一個問號，於是看到此書如獲至寶，竟然有一本談論公務員的書！除了其不可忽視的「組織文化」、同僚影響（因為他們是如此密集在一個空間上班）、全部是「知情人士」，此書更是花了一個章節來談「當公務規則不敷使用：非正式分類法及同僚問責機制」。不過剖來剖去，還是對現實無助。
有句延伸自漢娜．鄂蘭經典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的話：「一旦人停止思考，大屠殺就有可能重演。」
此話是從職場上「遵守上級命令」延伸來的，漢娜．鄂蘭對艾希曼的著墨和我觀察的收容所公務員，竟有異曲同功之妙，在我做志工的兩年半內，志工督導最常說的話是「這是規定」、或是一再重覆「規定」、「這是長官指示」。我們一般以「官僚」來統稱這一切，但經過此書的深入剖析，又連結上了「奉命行事的平庸邪惡」。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誰讓公務員生了病》作者則提到：漢娜．鄂蘭在她對艾希曼的審判研究中曾提一個觀點：若說艾希曼道德淪喪，那不是因為他的人格有缺陷，而是他變得無法自我思考。鄂蘭在描述這場審判時，不斷強調「沒在思考」（thoughtlessness）。她筆下的艾希曼是「根本無法說出一句不是廢話的話，他的所有言論都是空談」。她又接著補充：「愈聽你會愈清楚體認到，他無意義的言論與他沒在思考密切相關。」鄂蘭的論點雖具爭議，但她想呈現的艾希曼並非窮凶惡極之徒，他最大的錯誤是放棄了自主思考的能力。
無法置信2025年的今天，我親眼見識了公務員身上有諸多艾希曼的影子——「沒在思考」、「謊話連篇」、「根本無法說出一句不是廢話的話」，「未曾看過他們的決策對民眾（動物）產生的影響」、「人性反應被消耗殆盡」、「那些坐在辦公室的公務員作為納粹大屠殺的關鍵人物，實際上很少接觸到受害者。」也就是所謂的 desk murderer。
就算如此，即使民眾有方便的申訴管道，整個相關的公務體系卻是完全合理化他們的行為、賦予正當性，任何「出錯」都可以用「行政裁量權、判斷權限」為由，切中書中寫的「裁量權不光是公務員可以逃脫咎責的手段，更是一種合法並經上級授權的權力。」有關是技術層面，還是道德、價值觀的裁量權，書中也都做了一番梳理。大多非技術層面，而是內在價值觀問題，更是切中核心。
漢娜．鄂蘭寫到艾希曼一個有名的極端段子：
在警方審訊時，他說如果上級命令他殺了自己的父親，他也會確實執行，說這些話不只是要強調自己受制於命令以及遵循命令的程度，同時也是為了展現自己自始自終都是個「理想主義者」。一個完美的「理想主義者」，跟其他人一樣，當然有個人的情感和情緒，但如果情感和理想出現衝突，他永遠不會允許情感干涉其行動。
──《平凡的邪惡》
公務體系為何會變成僵化，基層公務員的道德形成為何從「人」降級為「機器」？《誰讓公務員生了病？》試著提出從民眾、公務員層面去「解決」此事，我不覺得「有解」，因為公務體系不動如山、難以更動。其次，公務員可能不會看這類的書，那位艾希曼，是一位只看報紙不曾看過任何書架上的書的人。但是，可以寄望未來，期許公務員有足夠的靈活度。
書中也提到人的「內在價值」（internal good）和「外在價值」（external good），「外在」較易明白：金錢、權力、地位。延伸為「一個人該成為什麼樣的人」vs「一個人應該怎麼做」。
回到收容所，那些 desk murderer，他們並沒有對動物懷恨在心，但只是遵從命令，送牠們迎向死亡。假有一日被告了，他們可能會說：
「那不是身為一個人的我所做的，我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主動去做任何事；我不過是個齒輪，是可以替換的，換別人在我的位子上也會這麽做；而我會在此受審是個意外。」
不幸的，官僚系統就是無人之治，正因此之故，它也是最不人性、最殘酷的統治形式。但在法庭上，這些定義是沒有用的。因為針對這樣的回答：「不是我、而是系統做的，我只是當中的一個齒輪」，法官馬上會提出下一個問題：「那麽請問，為什麽在這情況下，您會變成一個齒輪，而且繼續當齒輪？」
不幸的，官僚系統就是無人之治，正因此之故，它也是最不人性、最殘酷的統治形式。但在法庭上，這些定義是沒有用的。因為針對這樣的回答：「不是我、而是系統做的，我只是當中的一個齒輪」，法官馬上會提出下一個問題：「那麽請問，為什麽在這情況下，您會變成一個齒輪，而且繼續當齒輪？」
（這二段對白摘自漢娜．鄂蘭《責任與判斷》文集〈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這段再次精闢討論艾希曼的審判。）
責任與判斷
誰讓公務員生了病?：面對上級指令、民眾需求與自我價值的矛盾與衝突，基層公務員的日常工作難題如何從個人、群體與管理面尋求解方? (電子書)
作者簡介
「面對他者的苦難，不要視而不見，不要旁觀，量力而為。」
──
馬來西亞華人，苟生臺北逾二十年。美術系所出身卻反感美術系，三十歲後重拾創作。作品包括散文、詩、繪本，著有：《故鄉無用》、《多年後我憶起台北》、《帶著你的雜質發亮》、《我不是生來當母親的》、《以前巴冷刀‧現在廢鐵爛》、《馬惹尼》、《我的美術系少年》、《馬來鬼圖鑑》等十餘冊。
2020年獲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2021年獲選香港浸會大學華語駐校作家、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臺灣書寫專案〉圖文創作類得主、鍾肇政文學獎散文正獎、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優選、金鼎獎文學圖書獎；2022年《姐姐的空房子》獲選THE BRAW（波隆那拉加茲獎）100 Amazing Books、台北文學獎年金類入圍；2023年《如果你問我收容所做志工遇到過的死》獲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獎；2024年《今生好好愛動物》入圍第48屆金鼎獎文學圖書類，曾任臺北詩歌節主視覺設計，作品三度入選臺灣年度詩選、散文選，獲國藝會文學與視覺藝術補助數次，現於博客來OKAPI、小典藏撰寫讀書筆記和繪本專欄。
Fb/ IG / website : manini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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