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你也曾遇見陳栢青，讀過與看過他做人、穿衣與贈人的字，你總能驚歎於他精準掌握著自己的拍子，踩著自己的旋律；然而在作品中、在許多專訪裡，他卻成了舞台強光下一閃而過的魅影，想被愛、被擁抱，高唱著我在作戲、我化濃妝，卻又無法給你看到眼淚與卸妝。
陳栢青新作《髒東西》以八篇小說，從上世紀的六零年代寫到近未來，他寫了老總統、寫了同性與異性戀、寫了各種關係、各種團體，如他所言，一次冒犯了所有人。他說，「我本來想寫成一本臺灣男同志全史，寫我們這些受苦的人怎麽樣活過這些年代，可是寫著寫著，我在讀很多史料時發現，有許多人不是男同志，可是他們的處境跟男同志很像，也要把身分藏起來。」
陳栢青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寫到後來，小說主角不只是男同志，而是各式各樣的人。「我發現，這本書不只是寫給男同志，這本書的目的，可能是讓所有人都變成同志。」
髒東西
陳栢青說，剛寫完小說時，出版社社長第一時間給的評價是：「你怎麼可以把每個人都寫得像是自己？」同志們轉身露出了陳栢青的臉，就像《駭客任務》裡的「史密斯探員」，雖有千人仍一面，為此他說，「我在寫小說的那一刻，感覺到故事裡頭那個人的傷心，不管他是變裝皇后、反叛軍頭子、幫蔣經國送葬的人，或者他是反共義士、同婚後的男女，甚至是演員愛雲．芬芝（Edwige Fenech），我都覺得在某一刻，我就是他，我知道他的困境。」
從邪典女演員到大頭兵、從總統先生到尋死的人，每個人都被陳栢青放進了自己，因此即便讀者對某段歷史時空、對某個人物族群不熟悉，陳栢青也認為，「只要願意看我的故事，你都能讀進去。」時代只是一個遙遠的背景，人的情感仍然相通。《髒東西》創作過程中，許多人都問：「現在還需要寫同志的故事嗎？」種種關心與質疑，陳栢青的答案從未改變──寫，是為了記得。
「如果沒有人記得，那就是沒有發生過。每個時代都會一直發生這樣的事情，你必須要不停的寫，不讓人忘記。」所以問題是怎麼寫、怎麼引起別人的感覺，陳栢青始終相信小說會自己進化，它不會死掉。
每一個被他進入與共感的角色，陳栢青都做足功課。像是，為了寫〈晚安，總統先生，晚安〉裡那場世紀國葬，他反覆看過蔣經國的出殯影片，更進入一場與他無關的大人物葬禮，只因聽說它有難得一見的國葬規格。「若我無法進入類似的大典現場，我就沒有辦法感受那種集體哀悼一個大人物的複雜情感。」為了小說，他想親睹一場國葬如何進行，儀隊的行進、蓋棺、國旗覆棺到禮成……為此他徹夜不眠，熬到清晨，騎上很遠的路，悄悄進入未被邀請的肅穆之地。
談及小說中的許多歷史現場，陳栢青坦言，自己真正著迷的並不是國葬或大人物。「我查看當時報紙，頭版是蔣經國逝世新聞，翻開二版，卻見到『愛滋病在臺灣開始流行』的新聞，那才是真正讓我感到恐怖、讓我著迷的。」這兩個故事，不只在1988年的報紙上交會，更帶出了那個「只要變成同志就會死掉」、如同滑坡效應的時代。陳栢青說，「我沒有參加過偉人的國葬，可是我參加過另一場從很久以前就開始的國家級葬禮──人們都認為同性戀會得愛滋病死掉。」
「很多人從小就活在這樣的恐懼之中，活在第二頁的故事之中，我們成為了一條長長的送葬隊伍。」陳栢青說起「我」的時候，經常變成「我們」，就像他總帶著某種身分與許多角色，一起共感。
▌小說家的一千零一夜
雖有強虛構，他卻不否定小說中的真實經歷。比如在〈How to die young in Tokyo〉中，主角是一個飛去東京自殺的中年男子，陳栢青說，「那就是我的故事。」
「有一陣子，我被生活欺負得很慘，想說就去東京一了百了吧，我把全部的錢領出來，最慘的是，也只夠買廉航，還不能選位。」陳栢青跟小說主角一樣，上網預訂了一場與GV男優的約會（就是小說裡寫到的19cm巨根少年Akira），小說與真實經歷的同步率逼近九成，只不過，小說主角最終與男優發生了關係，卻依然感覺悲傷：
「明明已經不會痛了，可為什麼，在更裡面，總有一股癢，搔不到。抵不著。然而現實中，陳栢青困在蓮蓬頭下，流著眼淚對著語言不通的男優不斷喊著：「I am so dirty，You are so clean。」什麼都沒發生，卻也抵達了相同的悲傷。他只是去洗了一場澡。當他返回東京街道上時，突然想著，「好像沒有那麼痛苦了，也許我可以不要死掉，也許我真正想要的是有人聽到我的故事，我只是想跟一個人說說話。」像《一千零一夜》中得一直說故事才能活命的皇后一樣，故事讓陳栢青可以撐下去，「我反覆對自己講故事，如果有機會，我也想把我的故事講給更多人聽。」
或者我們將永遠在山手線晃蕩。無始終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只要一直講故事，你就不會死掉；只要一直講故事，我們都不會死掉。
即使如此，對於那道永恆的提問：「文學會救贖你嗎？」縱有千百種嘻笑亂答，陳栢青心裡想的始終是，「不會，文學絕對不會帶來救贖。如果你想要救贖，就要去能逃避這個世界的地方。」他心中的文學總會帶來痛苦，越難的文學，帶來越高等的痛苦。「像卡繆的《異鄉人》、像杜斯妥也夫斯基，因為這些故事叩問世界的真實，這讓人痛苦。」它讓人無法逃避，它讓人必須面對，所以文學怎麼救贖人呢？
所以陳栢青的答案不是文學，是人，他說，「只有人能夠救贖另外一個人，如果你能夠感覺到文學裡面的痛苦，那你就是能夠體驗別人痛苦的人。你能讀懂文學，就可能拯救另外一個人。文學只是一個過道，而不是終極途徑。」因為共感打開的天線，會在看見黑暗的那一刻，忽然接通，「文學可以讓這些感受變成鑰匙，成為契機。」
▌可是我，忍不住
談起低潮與黑暗，陳栢青笑說，「我經常被朋友罵說是一個假聖母、白蓮花。」或許因為他熟於在不同場合切換臉孔，工作主持、送往迎來，總是應對得宜，但他說，「我非常非常孤獨，我想被群體所愛，想被所有人擁抱，所以拚命的換不同臉，甚至拙劣到會被人看出來。」即使活動聚會後得癱軟在家一整天，他依然願意耗光靈魂血條，一邊深愛、一邊害怕著。
笑著送出的玫瑰，變成反傷的刀，陳栢青的最高準則是，「我還是要站得非常挺，背脊不能彎，我要用我那張臉、弄了陶瓷貼片的牙齒，露出笑容。」傷給自己，刀不向外，因此小說成了他唯一自在的世界，「我在故事裡面可以做自己，我敢冒犯人，我可以躺下來。」
陳栢青是面帶微笑的狠角色，但只限於談到小說，他認為，「現代小說本身就是一種冒犯，小說的技術其實就是一種告密。你要把一個祕密、一個真實的事情，透過小說這個形式，不動聲色的講出來；越好的小說，越是不動聲色的告密。」就像他小時候喜歡在商店裡偷偷搖晃汽水，看到汽水在那，就會忍不住，他說，「這世界就是一瓶太久沒有搖動的可樂，小說家的任務不就是把它搖一搖嗎？」
寫小說就是要挑戰、要冒犯，要動搖他人心中的既定事實，從議題到技術，陳栢青或許都做到了。「很多人跟我講過，他們被我過往小說的語言、資訊轟炸得好累，」他形容自己像是每次忍不住大肆破壞東京卻又希望被愛的哥吉拉，或是恐怖片裡的貞子，明明很孤單，又忍不住傷人，「我會拚命的製造各種各樣資訊，像迷因增生、像饕餮暴食，再不斷的把各種資訊從體內催吐出來，變成小說。歸根究底還是四個字：我、忍、不、住。」就像冒犯一樣、像搖汽水一樣，「我忍不住，可是只有小說能接受這件事，不是嗎？」
只有小說能夠容納他的貪心，其實，他想說的是這個。所有他癡戀的電影、次文化、歷史與一切符號都能在此集散，「這種裡面變成外面、外面變成裡面，克萊因瓶般的模型，就是美麗的地方。文學永遠不可能越縮越小，文學應該是越來越大的。」
那麼《髒東西》到底髒不髒？髒在哪？陳栢青換上招牌笑容，「每次有人讚美我，我就會退縮、會消散，反而被罵髒東西時，我會覺得，哎呀，我本來就是！或許我在情感上是很有缺陷的一個人，可是小說就是一個越有缺陷，寫得越好的東西。」
《髒東西》就是陳栢青目前的全部，「我把我全部會的東西，都放在這邊了。」所有愛恨心意、武功內力，都成為了小說家的不同面具，以假亂真，才能趁亂告白，對讀者說出，「寫小說就是對人說故事，我會一直講一直講。我要跟所有想死的人說，不要死，也不要害怕孤獨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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