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5日，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大阪府警察的偵訊行為違法，逼使「東住吉事件」嫌犯青木惠子做出「虛偽自白」，落入長達20年的冤獄，並命令大阪市府賠償1224萬日圓。產經新聞的專題報導中，引用心理學家濱田壽美男在著作《解讀「虛偽自白」》(2018)提出的各種觀點，解釋這起近年最受日本社會矚目的冤罪成因。「儘管法律明文規定自白不得做為有罪認定之唯一依據，猶需有補強證據，法學理論也再三強調因自白成冤者數見不鮮，但司法實務依舊偏好自白，自白仍然是證據之王，且經常就是有罪認定之唯一根據──」
──尤伯祥（現任大法官，江國慶案及蘇建和案義務辯護律師團成員）
1995年的東住吉事件中，一名住在大阪市東住吉區的小學六年級女孩被燒死，警方認為是縱火殺人案，逮捕死者母親青木惠子與同居男子。兩人在偵訊階段自白，雖在公審時翻供宣稱是在警方嚴訊下才認罪，仍遭判無期徒刑。直至2012年再審，宛如中山七里「御子柴律師系列」戲劇化的情節：依據辯方完整重現犯罪現場的實驗，確認與自白行跡有明顯的不合理之處而改判無罪，但又在檢方抗告後，多等了三年才獲得高等法院釋放，至今，青木仍未得到檢察官、警察等當事人半句道歉。如果對日本冤罪事件有所研究，會發現從昭和到令和，固然司法實務有在演變，但相似情況的冤罪事件仍持續輪迴，其中最關鍵因素便在難以突破的證據之王：「自白」。
根據我國幾次最高法院判決解釋，「自白」（口供），就是指被告（或嫌疑犯）承認自己全部或主要的犯罪事實，與「認罪協商」並不相同。即使不知道自己的行為違法、或犯案當下神智不清，也不會影響自白的效力。不只日本與台灣，過去全世界都有許多案例在缺乏證據下，只憑目擊者證詞與嫌犯自白便定罪，例如1967年的「布川事件」：明明沒有任何指紋、毛髮等客觀證據，卻從一審到最高法院都判處兩個年輕人無期徒刑，花了29年才確認是冤罪獲釋。
顧名思義，「虛偽自白」就是假的、並非真兇的自白書。而現況告訴我們：即使是複數以上的法界專家，也難以看穿「外行人」做出的虛偽自白。
「就算被嚴厲偵訊，如果真的沒幹的話，堂堂正正挺起胸膛、不斷主張自己的無辜不就好了嗎？而且有些案件是可能會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的重罪，正常人才不可能隨便就認罪！」這是社會大眾想當然爾的「正論」，尤其20世紀已經不太會有古代那種「屈打成招」的酷刑苛求，哪需要冒著被判死刑的風險自白對吧！？然而，曾任法官的知名人權律師森炎指出，回顧日本最重大級別的「第一級冤罪」，在死刑事件及無期徒刑事件中，各只有「一位」案例能全程否認罪行，其他人都作出虛偽自白，更有半數在三天內就投降。
日本長年具有全世界最高的「檢察官起訴、法院即判罰」的99.9%定罪率，嫌犯若不慎做出虛偽自白，便足以萬劫不復。難道心知清白的嫌犯毫無警覺嗎？究竟，在沒有「嚴刑拷打」的二戰以後，還選擇做出虛偽自白的原因為何？冤罪研究界權威、奈良女子大學榮譽教授濱田壽美男，在著作《解讀「虛偽自白」》詳盡分析「足利事件」、「狹山事件」、「清水（袴田）事件」等代表性冤案幕後，為讀者揭開冤罪「大魔王」：虛偽自白的真相。
書中最先指出，法界至今無法識破虛偽自白的關鍵，在於思維停留在傳統模式。濱田以「傳統／新型」的模型提出說明，「傳統虛偽自白」的流程為：①偵訊者使用暴力、欺瞞的手法偵訊→②單方面強迫嫌犯照本宣科偵訊者所說的犯罪過程→③嫌犯離開偵訊室後會立刻否認自白，強調自己是被逼的。也就是說，普遍認定只要偵辦中有一項沒落入這個流程，犯人的自白就是有公信力、不需質疑的。
然而，真實情況卻不是如此簡單，狹山事件的被告石山一雄維持認罪自白達一年兩個月，足利事件的被告菅家利和遲至一年六個月後才翻供，他們甚至在法庭上被判處極刑以後都沒有立刻改口主張清白，這在擁有言論自由的社會上看起來匪夷所思。當然並非他們「不想活了」，《解讀「虛偽自白」》首度提出的新型虛偽自白過程模型，揭開了這些深藏於複雜人心的謎團。
新型模型的流程是①，警方「沒有證據的確信」。濱田指出，無辜的人會作出虛偽自白最巨大的影響因素，就是偵訊人完全不考慮嫌犯無辜的「可能性」，只是一味要求嫌犯認錯道歉。試想，即使你說破了嘴，密室中也沒有任何人肯聽，輪番上陣的警察只會凶狠地要你承認行兇，眼前所見盡是敵意，這種看不到盡頭的無力感與絕望感，就算沒有使用肉體暴力，也會擊潰大部分的凡人。
更何況，沒被拳打腳踢，就代表「沒有使用」暴力？「足利事件」冤案被害人菅家利和與辯護律師佐藤博史合著的《冤罪：一個冤案被告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控訴》(2009)裡，菅家自述1991年被逮捕後的狀況，他在自家還沒同意前往警局，就先遭到警方下馬威（一記裝作無意的強力肘擊），然後是：
「他們常常用力敲打桌面以示威脅。他們就像流氓一樣，我被他們粗暴的動作嚇得半死。他們光是吼著：『別給我裝傻！』就能把我嚇到，我連反駁都做不到。」角田光代在《坡道上的家》(2016)也寫過，犯罪婦女的丈夫被認定沒有家暴行為，但他一不稱心就會用力摔門、怒吼，或故意多天沉默擺臭臉，使用卑鄙的精神虐待與言語暴力，逐漸打擊太太的心靈，達成上對下的控制目的。或許警察偵訊時不帶有邪惡意圖，但執行上恰恰造成一樣的錯誤結局。東住吉事件的青木被釋放後，當年偵訊的已退休刑警仍對她當面表示「我認為妳是兇手。」──刑偵劇所歌頌的「刑警的直覺」，往往以「沒有證據的確信」，大量生產虛偽自白。
「就算說我是自暴自棄也沒關係，總之我只是強烈地希望能趕快逃離這種恐懼。所以最後我說：『是我幹的！』我完全喪失了沉著，只想著再這麼沉默下去，不知道會被痛罵到什麼時候，我只希望趕快逃離那個狀況。」
冤罪：一個冤案被告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控訴
最後的流程③，是撤回自白轉向否認，其實也需要超乎想像的勇氣和契機。「假性的人際關係」與我們生活中的人際關係一樣不是說斷就能斷，對處於關係的下位者（嫌犯）更難。菅家與石川等冤罪者的回憶都很類似：他們害怕在法庭上翻供，會讓旁聽的刑警翻臉，又再度落入流程①的地獄。於是，必須出現強力信任他們清白的外部支持者，方能協助他們切斷假性關係。
至於，為什麼被判重刑還不馬上自清？濱田指出：因為無辜者對於能預見的刑罰沒有現實感。這就是人類心理的奧妙了，真凶對自己動手的殘酷案件有鮮明記憶，會清楚認知到可能被判死刑的「現實感」，因此謊話連篇逃避刑罰；無辜者是「什麼也沒做」，自然不會產生「我會被判刑」的恐懼，反倒認為總有聰明的法官或律師，能看破他們的虛偽自白，自己可以先被動等待。冤罪犯的心理狀態，不能以我們的常識來解讀。
理解新型態的虛偽自白模型後，除了警察得放下「沒有證據的確信」，接手後續審判的法官或檢察官，也得培養出「識破虛偽自白」的觀察、推論能力，才能打破上述流程，減少冤罪發生。濱田也在書中提供幾個重要方向，首先是他早年著作《自白的心理學》(2001)中的論點：屬於冤罪犯認罪時特有的「無知的暴露」（相對於法律術語「祕密的暴露」）。
「祕密的暴露」是指，在警方調查中尚未得知的事情，藉由犯人口中道出。例如尋獲不著殺害死者的凶器，由犯人本人告訴大家藏在哪裡。至今「祕密的暴露」是判斷自白信用性的一大標準，但這個判斷有時仍會出錯，因此法檢要看的不只是經過潤飾的「自白作文」，而是回顧偵訊過程的影像或錄音帶，注意有無不合理處。「無知的暴露」來自於流程②，被告扮演犯人的想像中，因為自己得從現有情況去「逆向推論」，一定會在言論中出現難以理解的不自然感。
舉例來說，1961年的「名張毒葡萄酒殺人事件」，被告奧西勝自白，他在家自製「竹筒」，將農藥倒入後塞進衣領帶到案發現場，準備倒進會場上的葡萄酒──然而，為何沾到即有危險的農藥不裝在密閉容器，而是容易漏出的竹筒？怎麼看都很莫名其妙，且葡萄酒是主辦人當天決定要準備，怎麼能預先設計為毒害的工具呢？1984年的「日野町事件」，被告阪原弘的自白說，殺人後用自己的小卡車載走屍體；但他沒提到有用布蓋住屍體，只放在車廂於傍晚人潮眾多的地區移動，甚至路線還經過警察局門口，行徑顯見偏離常理。這些就是奧西、阪原只知道現場沒有容器（只有竹子燃燒殘餘物）、或死者屍體有被搬動的「事實」後，自己反推過程虛構出「計畫」。這些破綻反映出「無知的暴露」，反倒證實被告的清白。過去，因要突破虛偽自白是被徹底忽略的一環，東住吉事件能藉由推翻自白來逆轉判決，格外不容易。
《解讀「虛偽自白」》提出的分析，還有一大盲點需要我們認知與理解。菅家利和、阪原弘在現場重現犯罪過程時，都帶著偵查人員找到位置偏僻、路線不好找的證物，這些是警方刻意沒有向媒體公開過的情報，成為讓檢方認定他們是真凶的絕對心證。但濱田的研究舉出，看似不可思議的現象其實來自心理學上著名的「聰明漢斯」效應──漢斯是德國1900年代一匹會算數的名馬，對於旁人出的算術題目，會以蹄踢地板的次數回答正確答案。
1900年代一匹叫做「聰明漢斯」（Clever Hans）的馬，據稱能表演算術和其他智力任務。（圖片來源 / wiki）
謎團在多年後才解開，心理學家發現，漢斯是經由觀察周遭群眾不自覺的「肢體語言」而得到答案。例如「12+9」的題目，由於人類都知道答案，當漢斯踢到第21下的時候，觀眾瞬間產生的緊張、晃動等情緒，讓察覺到的漢斯認為是暗示而停下動作。既然馬兒都懂「察言觀色」，那麼社會性緊密的人類更不消提。雖然冤罪犯本人不知道證物在哪，但圍繞在他四周的偵查人員都知道，藉由說難聽是「亂猜」、說好聽是「聰明地觀察」偵查人員洩漏的言語、表情的變化與細微動作，不斷地轉換路線，最終抵達目的地。法院過往認為要有人「蓄意誘導」才是誘導，事實上，即便沒有蓄意誘導，人類的智慧也能做到正確解答，因此造成冤罪。
過去的審判出現過不少爭議，法官被批判不食人間煙火，台灣「國民法官」制度於2023年正式上路，繼日本的「裁判員」制度後，一般公民也得到裁決他人生命的權力。正因如此我們更必須謹慎充實法學素養，了解「虛偽自白」的問題是內在於司法系統中、兼具結構性與組織性的難症。重視客觀證據，放下過激的偏見與正義感，秉持理性與時常被遺忘的「無罪推定原則」，我們才能迎來真正的司法改革。
解讀「虛偽自白」：無辜者為何會承認犯下罪行?心理學家解析錯誤自白形成的過程及其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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