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崇倫／文安立眼中的百年冷戰史──導讀《冷戰》-作家專業書評-好書指南-OKAPI閱讀生活誌

在國際冷戰史學界，原籍挪威的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以研究中國與冷戰的學術成就而著稱。到了倫敦經濟學院後，他開始將研究視角擴展到整個第三世界與冷戰方面，不但使用了公開出版的史料集、回憶錄、博士論文，而且駕馭多國檔案史料的功力驚人。文安立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美國與東亞關係史講座教授，也是當今的冷戰史權威，他的著作《冷戰》被譽為冷戰新史學集大成之作。

在文安立之前，冷戰研究多為歐洲中心史觀，只在意大國之間的關係與衝突，很少討論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影響與干涉，更狹窄的甚至以美國外交史角度來寫冷戰通史，譬如我在當研究生時必讀的，耶魯大學冷戰史泰斗蓋迪斯（John L. Gaddis）所著的冷戰史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描寫冷戰另有角度，稱其為「長和平」。如果從美、蘇兩大國之間七十年沒有戰爭來看的確如是，但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並非如此，因此有人批評蓋迪斯的書「是從美國的角度，基於美國的經驗，以最適合美國讀者口味的敘述」所寫成的著作。

冷戰：從兩強爭霸到全球衝突，當代地緣政治的新世界史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長和平：冷戰史考察

在《冷戰》中，文安立開宗明義定義冷戰為一種「國際體系」，其實與16、17世紀英國與西班牙的兩極對立，或是11世紀中國宋朝與遼國的兩極對抗，都有相似之處，這種國際體系的特點是兩極意識形態尖銳的對立，積極動員盟國參與各個領域的激烈鬥爭。

但是文安立不只是要描寫國際體系而已，他要挖掘更根本的因素，最主要的面向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甚至還有南北之間的冷戰，以及中國革命成功後的新因素。他承認冷戰並不能解釋20世紀所有的歷史事件，但冷戰卻是其中最重要的，而且是「塑造世界」（World Making）的歷史現象，前所未有。

因為文安立從資本主義的興起與轉折來看冷戰，所以他對冷戰的編年有其獨到之處，將之分為四個時期：一、冷戰萌芽階段（1890-1917）；二、冷戰初始階段（1917-1941）；三、冷戰激烈對抗階段（1941-1971）；四、冷戰衰退與結束階段（1971-1991）。

冷戰萌芽期，文安立並沒有定在雅爾達會議，或是1946年伊朗危機，而是採取百年觀點看待冷戰，定在世紀之交時，對抗性意識形態崛起之際，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與興衰，到蘇聯解體，美國於1991年一躍成為全球霸權而終止。文安立的論述不僅長遠，而且宏大，擴及全球五大洲，他眼中的冷戰，其實就是美、蘇兩國在第三世界的爭奪，凸顯冷戰對第三世界的深刻影響，包括紅色高棉的種族屠殺，南美洲的軍人獨裁政權，還有非洲的動亂等。冷戰雖然影響不一，但是對各國內政都有巨大的影響。

文安立的冷戰論述與他的背景有關，他1960年出生在挪威東北沿岸地區，那兒正好是和蘇聯接壤的地方，他承認自己一生有三次思想轉變：

第一次思想變化發生在1980年代，在美國攻讀研究生學位，當時他的政治立場非常左傾，但後來認知到，是80年代雷根保守主義推動了冷戰的終結。

第二個思想變化與中國有關，他早在1979年就來到中國，對於改革開放的過程與成就，一開始都抱持積極評價的態度，但現在就會多些批判性的眼光來審視。

第三個變化則是對蘇聯的看法，起初覺得它很沉悶無聊，社會運轉得不好，但現在則抱持更積極的評價。蘇聯能夠在意識形態、經濟體制、政治模式上，創造出一個完全不同於美國並與其相抗衡的國家，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也因為這些想法的改變與衝擊，讓文安立兼容並蓄，2017年他在北京大學客座一年，在一次演講中談到他的治學方法，首先是「國際史的擴大化」，「國際史」超越了狹義上的外交史或是國際事務史，愈是以一種更巨闊的方式看待歷史愈好。他舉第一次大戰爆發為例，固然可以透過研究一戰前的外交互動（diplomatic traffic）了解到一戰爆發前的事情，但是一戰並非僅僅是由1914年7月的危機造成的，它也是由戰爭爆發之前，一代人的時間裡，一系列不同層面的社會轉型所導致的。

其次是「方法論」問題，歷史學者必須獲得好的資料，但更重要的是，嘗試提出反事實的問題，關於事情如何可能變得不一樣，以及事情如何可能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如果想成為優秀的歷史學家，就必須學會自我反思，你必須能夠思考：為什麼我會問這些問題？為什麼這些問題對我重要？我還可以提出哪些其他的問題？為什麼擁有不同背景（民族背景、社會背景、世代背景）的人，會對同樣的材料提出不一樣的問題？有這樣的反思，並不容易。

第三，可以稱作「研究的國際化」，過去由於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創造了現代世界體系，所以研究這些處於衝突中心的國家最好的方式，就是從它們的內部入手。因此，對於美國和冷戰這一主題而言，討論的中心始終是在美國政治人物與決策本身；或者如英國和克里米亞戰爭，討論時往往集中在英國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現在，即使是那些主要研究美國史的學生，也傾向於學習掌握其他的語言和文化，這使得他們能夠進行更多的國際比較研究。這對於國際史的未來真的非常重要，可以從中發現更多的東西。

文安立並不是一般的美國歷史學家，事實上，他曾經出版過中國外交史專書《躁動的帝國》（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所以他對現實政治有獨到的看法。像是美國人常有誤解：美國和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的接觸，是因為「尼克森意圖改變中國」；但文安立說，更大程度上是中國領導人希望基於中、美關係的變化而改變中國。

躁動的帝國：從清帝國的普世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部250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史(全新修訂版)

當時他是在批判國務卿龐培歐的演說，在演說中，龐培歐把中國描繪成一個與西方以及與其他東亞國家完全不同的國家，並剝離中國政黨和國家的概念，強調「中共非中國」。但從文安立的眼光來看，這些論調與冷戰期間的論調沒有什麼兩樣，都在突出意識形態差異。他強調：「中國發展並不是由美國所創造，而是來源於中國本身的需要」，所以美中還是盡力要找到可以合作的模式。

文安立也隱約地批評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同事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論點──「中美注定衝突」的觀點，是對中美關係的一種誤解，這並不是大國政治的歸宿。而同時，從歷史經驗看，認為「衝突不可避免」的觀念常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冷戰》書中第十五章〈尼克森在北京〉，就是在描寫當時毛澤東的心境：蘇聯在北，美國在南，「兩者攜手完成對中國的包圍之勢，而中國必須突圍」，在這個心態下，四位老帥的報告成為毛戰略思想轉變的契機，這就是中國自己選擇的決定。

這個冷戰中重大的轉變，文安立只用一頁交代，但是在熊向暉的回憶錄《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談到了那時的背景：在文革的時代，1967年參加「二月逆流」的四位老帥──陳毅、聶榮臻、葉劍英與徐向前，分別在四家工廠蹲點，但被交付一項特殊任務「研究國際形勢」。周恩來當時說，現在各外事部門集中力量「鬥、批、改」，熟悉國際問題的幹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於處理日常工作，實在擠不出時間過細地考慮天下大事，「你們都是元帥，都有戰略眼光，可以協助主席掌握戰略動向，供主席參考」，並且指派後來任總參情報部副部長熊向暉、外交部歐美司司長姚廣協助，提供外國材料參考。

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

1969年6月7日至9月16日，在中南海武成殿，共舉行了16次48小時的國際形勢座談「議論天下事」，陳毅在開場白中說：歡迎長篇大論，也歡迎三言兩語；可以插話，可以打斷；可以質問，也可以反駁；講錯了允許收回，更重要的是「第一，腦袋裡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戰略格局的發展變化」。

當時蘇聯與中國的關係緊張，邊界挑釁，南邊美國參與越戰（1955-1975）正值高峰，官方的調子是擔心蘇、美勾結反華，但老帥們並不這麼看，他們認為：反華大戰不至於輕易發生，判定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蘇修擴張是在擠美帝的地盤。

1969年9月11日蘇聯總理柯錫金參加越南國父胡志明葬禮後，在北京停留，與周恩來舉行會談，震動國際，當時美國情報部門限期蒐集柯錫金在中國三小時的詳細情況，老帥們在討論時稱，中蘇首腦會談震動全世界，一旦舉行中美總理會談，一定更會震動全世界。其中陳毅尤其有戰略眼光，提出：在華沙會談恢復時，要主動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問題，只要舉行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動作，不提先決條件，並不意味在臺灣問題上改變立場，而是在會談中可以逐步解決。

老帥們的建議勾畫出剛剛成形並延續十餘年的國際戰略格局，為打開中美關係提供了路徑圖。1971年4月，毛澤東決定透過巴基斯坦邀請美國總統代表訪問北京，與中國領導人直接對話。同年7月9日季辛吉訪問北京，老帥們的戰略遠見證明是中國當時的最佳策略。

文安立書中特別寫中國的只有兩章，另一章是第九章〈中國的災禍〉，談中國建政之初以及文革期間的革命暴力，導致「舊中國」的消亡。據說北京大學在2018年要出中文版，但當時決定基於政治考慮，要刪掉整個第九章；現在已經2023年了，簡體版仍毫無音訊，只怕中共當局刺眼擔心的部分，只會愈來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