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離臺北八千九百公里的城市上空，見到無論在哪都彷彿同樣的彩虹，總給我莫名的宿命感。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很渺小，反而會心生謙遜，因而感到幸福。在這樣的時刻，身為女兒的我，會想起母親艱辛的一生，她如何在四歲那年，成為一個沒有父親、沒有前程、小學畢業後無法升學、跟著媽媽去城市打工的女孩。她的人生，早在我外公被捕的1951年就已然決斷。這決斷也決斷了我。她用盡全力將自己的女兒「往上推」，推離自卑、推離自身的階級、推向「有文化」、「讀得懂英文菜單」的那一邊。我父母一生用力最深的事業，可以說，就是讓女兒踩著自己往上爬。張旖容跟我一樣，是所謂的「三代」，但我們的故事完全不同。果然，每一個家庭的「不幸」都長得不一樣。
張旖容來自一個社會地位很高的家族，於是，個體的「成就」成為對抗政治創傷的武器──你必須要強、你必須要贏、為了證明我們不是次等人，每一個人都必須變成上等人──張旖容的人生，在母親的命運被決斷的一刻，也被決斷了。政治創傷向內擠壓，向下遞延，形成母親對女兒的暴力。
張旖容的外公黃溫恭（1920-1953）是高雄路竹地區的首位牙醫師，1952年因自首加入共黨組織而被判刑。
桂永清上呈公文建議黃溫恭判刑15年。蔣介石一句話改判死刑。
（圖 /《春日的偶遇：白色恐怖、我的阿公黃溫恭與家族記憶追尋》內頁 ）
張旖容的婚紗照在六張犁公墓拍攝。（圖 /《春日的偶遇：白色恐怖、我的阿公黃溫恭與家族記憶追尋》內頁 ）
母親，是張旖容的梅杜莎，一旦直視母親、試圖書寫母親，女兒就會固化成石。這樣的失語狀態，體現了這份書寫的困難。在閱讀的過程中，我隱隱感覺，張旖容或許是為了瞭解母親，而開啟追尋外公的旅程——既然直視母親會令我固化成石，那我就以外公的故事為鏡，折射繞道，匍匐前進。在這趟繞道的旅途中，張旖容研究創傷繼承的問題，書寫關於親代環境影響代間傳遞的論文，甚至嘗試從基因研究的角度，解釋創傷壓力如何經由懷孕的過程，遞送至下一代。這樣的問題意識，顯然來自於：外公黃溫恭被捕的時刻，母親黃春蘭正在外婆的肚裡。她是遺腹子。然而，從事文學工作的我，難免在字裡行間，被那些頓挫的「欲言又止」吸引著。張旖容的失語中藏有豐饒的空白，流淌著洶湧的血淚（血淚一詞在此，絕非隱喻或隨手撿來的形容詞）、愛憎的伏流、死亡的威脅、與自救的掙扎。這是張旖容獨特的帥氣：在政治受難者的家庭裡，我們有自己的黑暗面。
我的媽媽有情緒問題，童年到青春期她經常打我。旖容的媽媽也是。但兩個媽媽打人的理由不一樣。我媽打我是因為她狀況不好，旖容的媽媽打她是因為她「不夠好」。後者的殺傷力更強。因為那涉及控制欲，以及更根本的，對女兒的否定。讀來觸目驚心，張旖容舉重若輕。而她倖存與超越的方式，似乎包括，讓母親與我一起追尋外公的身分與故事吧。於是她行動。積極地行動。找政治檔案，公開外公被蔣介石改判死刑的文件；發現外公臨刑前其實寫了遺書，但遺書竟然沒有送達家屬手中。她們投書、開記者會，討遺書也討公道。一路下來，受難者家屬的身分已不足以窮盡她們的決志，女兒與母親雙雙成為行動者，彷彿冥冥之中似有那麼一種，足以稱之為「庇佑」的力量在守護著。至少，這一口氣，是「沒有黃溫恭就不可能盛放」的一口氣。
在這趟長途跋涉的精神壯遊裡，張旖容遇見了林傳凱。他成為她一路上，最重要的陪伴者。他叫她鐵蛋，兩人經常損來損去互丟爛哏。愈是艱困的路，愈是需要笑料，而嚴肅與真實之間，並不存在正相關（多少虛偽的人是嚴肅專家……）。林傳凱是一個精力無窮、堅持不懈的研究者，以重構1950年代「地下黨」的「一切、可及、細節」為職志。他是一個界線分明的人，而他進退的判準在於：你對白色恐怖的「興趣」、「好奇」或「關心」，究竟是出於對「真」的渴望，抑或，在時代的浪潮下追逐「機會」與「機會財」。
態度決定了一個人怎麼看見，可以看見什麼。態度就是觀點。
在大眾化、通識化、以及「包商化」了的白色恐怖敘事裡，我們傾向談論國家暴力與政治創傷、無辜的受難者與文人的讀書會、理想主義與淑世情懷。在英雄與犧牲者的故事裡，有崇高、有感動、有追求不完的公理與正義、與看不見過程的和解與療癒。於是，某些重要而根本的線索被濾鏡修掉了：比如說，1950年代的死刑犯與重刑犯，絕大多數，是地下黨員；這地下黨不但是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
共產黨是另一個梅杜莎，讓人轉身迴避，以免固化成石。林傳凱的工作是解除魔咒，讓我們正視梅杜莎，如同正視黃溫恭：他是共產黨員，他曾經自首，他既非全然「無辜」也不是英雄。他是一個人。──這不是一個讓人安心的故事，也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故事。然而，在這樣的故事裡，有眾人言之爍爍熱愛的「真實」。恐懼與妥協，跟勇氣與抱負同樣真實。個體在高壓底下的防線崩潰，與堅忍不屈同樣真實。被歷史、被死亡捕捉的人，從不可能預知自己，能否通過考驗。
然而，媚俗是權力的好朋友，是「記憶與遺忘的中途站」，[1]它決定眾人該記得什麼、不記得什麼。它決定眾人該感動什麼、怎麼感動，什麼時候該哭、什麼時候該笑。它不讓我們記住它不想記得的事。在媚俗的中介下，我們滑手機，追蹤、按讚送愛心，看短片、追劇、看電影。在媚俗的中介下，我們追悼，並且相互拷貝追悼的語言。
記憶如何不被工具化？那些曾經活生生的青年，要如何復原成一個個立體的人，而不是英雄豪傑與紀念碑？記憶要怎麼抵抗媚俗的誘惑？它這麼漂亮、這麼受寵、這麼成功、這麼賺錢。這是梅杜莎為我們這些「後來者」立下的難題。此刻，我們還在半路上，在旅程的中途，在媚俗甜美、壯烈、與溫柔的微笑中，時而自欺，時而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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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出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春日的偶遇：白色恐怖、我的阿公黃溫恭與家族記憶追尋
張旖容的母親黃春蘭談父親黃溫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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