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轉型正義」在台灣成為顯學,儼然一座嶄新的、閃耀正義榮光的聖堂,隨著諸多史料、舊檔、文件的解密或出土,關於白色恐怖的研究著作大量湧現,種種看似客觀的挖掘與論述,無不標榜「真相」、「史實」,其實遠非如此。
西元二十世紀中葉以降的白色恐怖是以全球冷戰為基底,在美蘇兩大霸權對峙的格局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為了圍堵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浪潮的興起,用政治、經濟、軍事手段在世界各地發動各種清共、剿共行動,除了介入希臘、朝鮮半島、中國、越南等國的內戰,更在伊朗、瓜地馬拉、智利、印尼等國發動流血政變推翻親共的左翼政權。
1949年5月20日,《台灣新生報》刊載台灣省宣布戒嚴的報導。(《台灣新生報》1949.05.20)
總之,白色恐怖成為資本主義陣營的全球共相,地處東亞的台灣,在全球冷戰與國共內戰這雙戰結構下,蔣介石領政的國民黨為了鞏固政權而發動的血腥鎮壓、政治迫害、思想箝制,正是那全球共相的一部分──以美國的主導或支持為奧援,以反共為內核,以捍衛「自由、民主」為藉口,鎮壓工農階級自求解放的運動,肅清共產黨人、政治異己及其支持者。因此,若不能究明美國在白色恐怖幕後或主導或支持的角色與責任,就不會有真正的正義;若不能還原所有受難者,特別是共產黨人及其支持者在斯時斯境的真實生命樣態,就永無真相與史實。遺憾的是,台灣關於白色恐怖的主流研究與論述,往往刻意迴避對美國究責,也常無視於赤色份子與群眾之間的緊密連帶,這反映出相關論者與執政當局的幽微心思──做為究責者的民進黨,推動轉型正義的同時,其實也從被究責的國民黨那兒繼承了親美、反共的意識形態,屈從於這種意識形態的主流論述者們,無非是當權者的共謀。歷史的返溯成為今者以己身特定需求及史觀強加於昔者的詮釋,昔者淪為被觀看、被肢解的客體,簡單說,那裡只有殘骸沒有全貌,只有今者以真相為名的幻象與囈語。這樣的轉型正義注定是缺損的,聖堂的榮光永遠無法照見它自身的死角,它的存在恰是真相的不在。
陳柏謙編著的《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一書,是罕見的例外。本書彙集巨量且豐富的史料、物件、田調與訪談紀錄,試圖重建1949年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地下黨)參與的郵電案真貌。當時國共內戰方熾,郵電員工於光復後組成的「台灣省郵務工會」,推動本、外省籍員工「同工同酬」的「歸班」運動。過程中,共產黨員計梅真、錢靜芝由組織委派,自大陸赴台,在工會開設的「國語補習班」擔任教員,自此展開一條隱蔽的戰線。
1949年,台北電信局員工劉建修(後排左2)、李熒台(前排中)至苗栗電信局串聯「歸班運動」。(劉建修提供)
計、錢二人的教學方法細緻而多元,常帶著學生們從小說、文學、電影入手,對劉建修、許金玉等眾多員工而言,學習國語的同時,也是思想啟蒙的歷程,師生情誼日益厚植。計梅真輔導員工創辦的工會內部刊物《野草》,藉由徵文鼓勵員工們在勞動之餘進行文藝創作,該刊物於是成為員工們思想與情感交流的園地。直至1949年三月,歸班運動燃至沸點,爆發了二二八事件之後最大規模的郵電工人抗議遊行,次年二月至三月,計梅真被保密局逮捕,錢靜芝等35人也先後入獄,計、錢遭判死刑,許金玉、劉建修等33人則分別判處15年、10年、7年不等之刑期。時隔多年後的二十一世紀,倖存的受難者已屆垂暮之年,卻仍不改其志,且對計、錢二位老師感戴終身,這種超乎世俗的信念與情誼,非常人所能想像。本書編著團隊為此下了註腳:在方法上,本書除了兼顧「依時序縱軸式」的歷時性敘事,更側重「案件橫軸式」的共時性考掘,細密而繁複的比對與考證,令人折服。全書分為「郵電案歷史脈絡」,「受難者口述」,以及「《野草》選讀」等三部分,其中,《野草》的重新出土,尤其珍貴,若說,本書旨在還原史實,也為了讓昔者(受難者與事件)的主體得以復歸,《野草》恰是不可替代的第一手物件,恰似有血有肉的肌理,讓曾遭囚禁與湮沒的「歷史的身體」得以再現。
《野草》第4期,卷首刊出〈野草需要灌溉〉、〈對於普及國語的希望〉等文章。(劉建修提供)
這歷史的身體是個人之軀,他(她)們從自在轉成自為階級,即使受難也有犧牲的覺悟,身為勞動階級的主體肯認,渠成了他們作為地下黨人或其支持者的信念。這歷史的身體也是兩岸之軀,台灣與大陸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既是共同的集體,也是有機的整體,非當權者或美國霸權所能割裂。《激進1949》就是針對那實存的時代、實存的身體進行重建的堅實證言,本書的問市,必將成為白色恐怖研究的關鍵報告!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