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
故事簡單說是這樣的，1946年台灣省郵務工會成立並開設「國語補習班」，兩位老師計梅真與錢靜芝（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派赴的地下黨員）在教授之餘鼓勵同學發行刊物《野草》，且開始秘密組織同學成為地下黨員。1949年3月26日，工會會員走上街頭遊行，訴求郵電管理局留用的日治時代台籍郵電人員應正式納編（歸班），並與其他省份調來的同事同工同酬。遊行後不久，訴求大體上實現，但隔年計、錢及參與工會的郵電員工相繼被捕，老師遭槍決，其他員工則身陷囹圄。
1949年4月2日，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同學會舉辦銀河洞郊遊留影。 （劉建修提供）
世人常形容歷史為「洪流」，意思是時勢與英雄相互造就而乘載了順水推舟的進程，而「失敗者」逆流行舟激起的波瀾卻終歸要湮沒、化為泡沫。確實，左翼小人物的異音長期被反共主旋律掩蓋，如同郵電工人王文清所說：「『反共』第一[…]這樣的氣氛、味道是會感染的，整個社會對紅帽子是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我們剛出獄的時候（按：王文清1950年被捕，1964年出獄），面對整個台灣社會的反共氛圍，那是你們現在怎麼都想像不到的，不是像現在在談白色恐怖談得這麼溫暖和煦」。然而溫暖和煦應也是相對而言，例如郵電工人周淑貞1996年訪談中所述：「我想兩位老師崇高的尊嚴永遠不會被社會的變遷遺忘，被時代的洪流所湮沒」迄今仍事與願違——恰恰因此，本書的出版本身，也同時具有以「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形式從事「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的行動意義。
《野草》也是如此。對照於本書鋪排的歷史脈絡以及學員對計梅真教誨的回憶：「要寫出一篇令人感動的文章[…]必須從實際出發，寫實實在在的生活、社會或人生」，郵電工人質樸淳厚的文字不只是為國語練習和文藝造境而寫——畢竟「物價起了大波，人心惶惶[…]現在連每天的吃飯也成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有心緒去搖筆桿呢？」（〈編者的話〉）——卻也或許比抒發牢騷更積極於介入現實。諸如「傴僂著腰身像拖牛車一樣，行在不平坦的道路上，我們的生活是不安定的。[…]我們應要奮起，團結，認識，爭取，爭取我們的希望！」（〈做牛拖的我們〉）的呼告，乃至於本書統計26篇「歸班運動」相關的文章與遊行前夕的特刊，似是在有節奏地逐漸攪動當時讀者的心緒，終至於進取行動中迸發。
1949年3月26日，逾四百名郵電工人冒雨走上街頭遊行。（何倍爾繪）
在本書最末收錄了《野草》最後一期的作品〈白菜花與野草〉，藉由植物間的對話，引出了偉岸的大樹、被踐踏拔除又長出的野草、以及光鮮亮麗卻終究被料理上桌的白菜花之間的對比。野草的生命力是草根的、貼地的，如同許金玉所述的計梅真組織生活：「為了拉近和學生的距離，她一面教國語，一面學台語。看到台灣的婦女都燙髮，她也去燙髮，穿著也改了花一點，盡可能參加大夥兒的活動」。最重要的，野草是強韌、拔不盡的，只是一代代地蔓延——像是註腳不會甘於永遠匍匐於正典的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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