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臺灣小說，多側重國家暴力對人性尊嚴的扭曲和剝奪，例如已成為文學史經典的郭松棻〈月印〉，妻子文惠不能理解鐵敏的左翼思想，更不能理解鐵敏何以隱瞞自己參與讀書會，忌妒日深，選擇告密，誤以為如此能將鐵敏重新拉進和自己的私領域，終迎來不可承擔的後果。從妻子的視角，去感受人跟人的深刻關係，被白色恐怖毀滅後的茫然無知。
郭松棻〈月印〉發表在1980年代中期，彼時臺灣社會的高壓統治逐漸鬆動，裂開縫隙，文學的觸角探向白色恐怖，但尚未解嚴，禁忌還沒除魅，對台灣歷史的建構、對受害者和加害者關係的釐清，這些重要工作，也都還是一片荒原，茫然無知的並不只有小說中人。經過了將近40年，轉型正義的工作才剛啟動，但已有愈來愈多隱瞞的真相被揭露，當過去成為此刻，無知成為已知，受害者有沒有別的選擇？如果文惠還活著，她能夠理解自己同時是加害者、但不全然是自己的錯嗎？進而真正地原諒自己，選擇和解。
這或許是顧玉玲《餘地》的命題，將關懷放置在被國家暴力扭曲的個人和個人之間，如何相互溝通，進而和自己和解、和他人和解。
郭松棻〈月印〉收錄於《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 卷一血的預感》
餘地
站在「已知」愈來愈多的角度，顧玉玲賦予小說人物高度的「能動性」，而有了好幾個別於前人的反轉，例如同為處理「告密」，張芬芳不像文惠，張芬芳對社會運動有熱情，更清楚知道告密的後果，仍要藉此斷開、甚至是懲罰，做為教師的父親張進善和自己同學謝幼純的過從甚密，只是結果一樣不如自己想像地難以承擔。這個反轉，有幾分悖於道德，下降了悲劇的強度，但或許更為糾結，更貼近人性被扭曲的實情，精彩之處在於，同時反轉了女性昧於愛情的無知，也反轉了男性以為愛情可以獨佔女性的無知。
張進善和謝幼純會過從甚密，起於張進善曾捲入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供出了幾個名字，其他人或被槍決、或被判刑，張進善表面看來沒事，但此後餘生都陷在罪咎之中。而後，張進善將白色恐怖受害者余啟正的兒子余霽，介紹給張芬芳和謝幼純當家庭教師，余霽是個五官深邃的原漢混血兒、對知識和議題充滿熱情的社運青年，張芬芳對余霽是有愛慕，但沒想到最後和余霽發生性關係、未婚懷孕的人，竟是謝幼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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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玉玲《餘地》的主要敘事動力，即在謝幼純退學赴美產下兒子謝真，謝真長大成人後，發現多封張進善從臺灣寄來的航空信件，返臺探訪張進善的遺眷，開啟了一趟探問真相之旅。讀顧玉玲《餘地》，屢屢想起陳玉蕙的《海神家族》，同以臺灣百年歷史為背景，在尋根溯源的過程中，用複瓣結構一層層剝開人物過去。然相較陳玉蕙以家族喻國族，顧玉玲沒有將國族議題放在小說核心，或許是因為顧玉玲的左派情懷，更是一種有意識的書寫策略，面對臺灣的轉型正義被統獨對立糾纏而紛擾不止，顧玉玲選擇讓小說主場遠離國族議題，以更清晰呈現，性別、勞動、族群的領域，都是被國家暴力壓迫的對象，亟需轉型正義，並面對相互的權力關係。
顧玉玲引入大量的社會議題，不只做為敘事主線的性別和白色恐怖，另有化工廠污染抗爭、關廠工人抗爭、自由貿易的不對等、老左派余啟正批判兒子余霽的原權路線不敢碰經濟和土地的分配不義等等，比例或多或少，讓小說充滿「雜音」。若干部分，即使剝除了，都不影響閱讀，或有幾分不夠精煉之感。然這應是顧玉玲的有意而為，小說中人對自身動機和行為都是清晰有知，但因為雜音的存在，讀者可以理解到，有知終是有限的知，白色恐怖下的互相傷害儘管可以和解，臺灣社會仍然充滿「雜音」。
由此觀之，小我間的和解稍嫌輕巧，固是《餘地》的短版處，但同時是作者顧玉玲批判在言外的高明處。因昔日蔣家獨裁政權即是以維繫國家危亡，來鋪墊國家暴力的合理性，再以剝削工人的經濟成長，做為功過相抵的遁詞。只有小我的和解，恰恰指向了和大我的和解仍非常遙遠，置後國族議題的顧玉玲，用柔軟到不可思議的故事，說了一個極其殘酷的事實。
這般設計，或許更是對我輩的警醒，不要讓新的國族議題成為新的暴力，臺灣歷史的百年苦痛，產生太多的受害者，成為受害者，就有機會占領論述的制高點，成為政治正確，然遍地都可能政治正確時，受害者有沒有別的選擇？受害者或許不只是受害者？受害者或許可以不要再成為共構國家暴力的加害者？歷史的真相、結構的不平等，大我仍然難解，但小我和小我間，受害者是有能力可以選擇的，是以為餘地。
印刻文學生活誌 3月號/2022 第2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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