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致亨／我就是看到「方言」或「Pe̍h-ōe-jī」就心煩──讀《請說「國語」》-不讀不知道！-OKAPI閱讀生活誌

作為始終有主權危機的「亞細亞的孤兒」，我們台灣人很怕被遺忘，總想世界看見台灣。但我們其實不那麼熟練於「賣台灣」——不是那種膝蓋彎彎捧灣灣的賣台灣，而是如吳明益一般，懂得用蝴蝶和腳踏車讓世界對台灣文化買單。

可惜。我們並不那麼認識世界，也不怎麼理解台灣。不習慣從外國人的角度看台灣，也就習慣孤芳自賞，甚至自怨自憐。若非我們的對手恰好是全球公敵，讓我們享有一點「賣慘紅利」，否則看在非洲或大洋洲人眼裡，我們的「孤兒情懷」更像是「國際巨嬰」。要比慘，終會碰上「一慘還有一慘慘」。

「台灣之慘」確實是我們蠻值得說嘴的「負面遺產」。但我們有責任自己先釐清我們到底有多慘。台灣本島人最基本的慘，慘在連續殖民，慘在我們經歷二戰後，仍得繼續面臨全世界夭壽長的軍事動員體制——台灣本島38年，金門馬祖45年。

從日本殖民，到96年總統直選前的國民黨殖民，軍事動員和戒嚴體制帶來的，不只是女性與性少數的屈從、白色恐怖的菁英戕害、黨國特許事業的文化遺毒，更有延續至今的諸多「校園怪狀」——從制服、教官、鐘聲、銅像到「學長學姊制」，還有讓許多人從小葬送運動細胞的躲避球。當然，服儀禁令能靠高中生爭取變不見，躲避球也能隨技術更迭變泡棉。只是「戒嚴」至今仍體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諸多細節，如果沒有比較觀點，我們仍多習焉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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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

就像台灣人經歷的「國語運動」，仔細想想，真是世界級慘烈。其他國家面臨的，大多是如我們各原住民族一般，少數族群的語言如何受威脅。台語卻曾是本島多數人民使用的本土語言，竟然會因優勢少數的殖民政權，不到半世紀就從主流變瀕危。時間尺度如此壓縮的「國語運動」，二戰後還真舉世罕見。

更怪的是，雖然我們的新書出版種類名列全球前段班（這本身就不太正常），但我們竟然到今天，才有《請說「國語」》這種面向大眾，反省「國語運動」的語言政治專書譯介。某種程度上，也顯示台灣出版界，跟台灣的同志電影史一樣，有數量雖多，卻難見真正多元的「視野困境」。我們始終在服務特定同溫層。

明明是個經歷連續殖民的國家，但台灣對「去殖民」的關注，卻遠遠不及我們對「第一世界」的重視。談殖民，也有重文化而輕政治經濟的特質，就像法農在台灣紅的，不是《全世界受苦的人》而是《黑皮膚，白面具》。當反省歐美中心主義的「南方理論」盛行，學界已建立起反叛奴隸制的「海地革命」不輸法國大革命的全球意義時，我們不只沒什麼討論，也沒有多少「全球南方」或「南方理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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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主義的末日：去殖民的風潮吹過亞洲與非洲，改變了二十世紀的世界版圖

當然，我們什麼主題的書都很缺。或者對很多人來說，我們其實什麼都不缺。沒有中譯書，老實說也不會死。既然走這行求的不是賺大錢而是帶來一點觀念轉變的樂趣，多花心力引介這樣的作品，或許更能有助於我們重新培養自己「如何賣台灣」的能力。讀 James Griffiths的《請說「國語」》，就頗能啟發我們展開「語言運動」的不同想像。

▌恁阿嬤自在上要緊的語言運動

出版過《強國誌》的James Griffiths，是生活在香港的英國北威爾斯人。《請說「國語」》原書副標題是「帝國、認同與語言政治」，書中主要討論三種語言：反抗英國的威爾斯語、反抗美國的夏威夷語，以及反抗中國的香港粵語。處理粵語，就讓這本書跟《一詞一宇宙》等瀕危語言專著很不一樣，也是《請說「國語」》可能更容易讓台灣人有感的原因。

請說「國語」：看語言的瀕危與復興，如何左右身分認同、文化與強權的「統一」敘事

就像本書對應英國威爾斯語案例的「插曲」中，討論在南非只佔二成人口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對於當地黑人的宰制，讓我們看見同樣面臨「少數族群宰制（dominant minority）」的南非黑人，可能是距離我們更近的盟友。而香港粵語面臨中國共產黨推行「漢語拼音」時，如何以「粵語白話文」（如「佢係咪鍾意我」）抵抗，更成為當今台語復振運動，力爭以羅馬字拼音「Pe̍h-ōe-jī」對抗「漢字本位主義」的思考對照。這是我們讀這本書，除了受其他語言復振運動者的熱情感動外，首先容易有的基本收穫。

我更喜歡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這本書討論「語言運動」——無論是殖民政權推行單一語言的「國語運動」，或是反抗者解放語言想像的「復振運動」——的方式，與既有討論不盡相同。過去談到「語言運動」，我們心中常想的是「國族建構」（只是作法倒更接近「文資保存」）。儘管James Griffiths未以分析性語言點明，但他在書中鋪排三種語言的方式，頗能啟發我們：語言運動不只能放在蕭阿勤《重構台灣》式側重文化菁英的「民族主義」框架來理解。關於語言運動的分析視角，更有階級化、性別化、民主化的不同可能。

討論威爾斯語，Griffiths從《濟貧法》講起。國語運動的強項，在於這常是與經濟發展綁定的「階級化」運動。統治集團將特定文化貶低成「貧窮文化」，與他們剝奪特定族群階級流動機會、鞏固自身經濟特權，常是一體兩面，甚至顛倒因果的事——例如有英國人辯稱：「威爾斯人的處境之所以困苦艱辛，是因為古老的威爾斯語還存在」。更重要的是，發展過程藉「經濟剝削」來剝奪語言，不代表經濟地位平等後，語言就能跟著平等。復振運動的弱點，常在於語言復振與經濟發展的「脫鉤」。我們能如何更有野心地設想百工百業的經濟起飛，能附加上什麼本土語言紅利，而不只是把「加分」用在升學考試而已？起造本土語言復振的經濟誘因，永遠是比「愛台灣」更關鍵也更實際的事情。

討論夏威夷語，Griffiths談公主、女校、草裙舞，讓我們看見語言運動也是個「性別化」的過程。所謂語言與知識的性別化，往往也在於將本土語言所乘載的智慧，貶低成怪力亂神的迷信，一如歐洲女巫、台灣廟婆和原住民女祭司的經歷。剝奪夏威夷語，就是在剝奪夏威夷阿嬤們的智慧，而更崇尚男性宰制的科學知識。我們除了在重建各原住民族語言和文化時，復振台語與客語的運動努力，有找回多少民俗智慧嗎？還是我們只想用台語談哲學、聊太空，用現代知識「啟蒙」你阿公阿嬤而已？

討論香港粵語，考量「港獨」可能帶給粵語復振更大的威脅，Griffiths的行文除國族建構外，更側重語言復振運動背後即在「反獨裁」的「民主化」思維。任何反對運動，想強化運動實力，總會思考怎麼達到「盟友最大化」。如何在推行語言復振的過程中，堅守「語言民主」的深化，不是只讓另一堆「菁英男性獨裁者」體驗做皇帝，出征不識字的外邦蠻夷。這想必也是各國語言復振運動的嚴峻挑戰，在多語的台灣民主政治下尤其如此。

《請說「國語」》以當代語言復振的新思維，帶給我們對於語言運動更寬廣的想像。正如同Griffiths在本書最後，援引《語言復振指南（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三位編輯的一段話：「語言復振真正的重點不在於語言。真正的重點在於其他事物，包括自治和解殖、了解傳統價值觀和風俗習慣、重新了解和關注土地、找回社群的凝聚力和歸屬感，以及為下一代建立強烈的身分認同。語言是達到上述的關鍵之一，而語言復振是關於上述全部。」

我們還能如何重新設想台灣的本土語言復振議程？面對威權體制遺留的族群不平等，台灣因選舉政治和公共治理邏輯走上的路徑，是族群委員會的分治。這讓台灣文化目前確實仍有許多「不尋常」的現象，如以「語言分類」的金曲獎和各式補助資源。我們的補助模式也已經上路超過二十年了，繼續循此法而未重新思考全局，我們就只是在造就更多治標不治本的「貧民窟美學」──沒能把圈子闖大，最後就只剩圈內人仰望政府標案和公部門補助，彼此內鬥競爭。如何在民間成為公部門調整的動力，如何回應標案和補助食利者「斷炊」後的惡意反擊，這是我們早該共同面對的治理難題，需要更堅定的政治意志與實力。

總之，如果我們既不想要一種柯文哲式的「性別盲」復振、不要郭台銘式的「階級盲」復振、更不要侯友宜式的「民主盲」復振，那我們就只能告訴那個曾經想推「雙語國家」的賴清德，請跟大眾、女性與民主站在一起；追問我們現在的總統候選人們，怎麼設想全體國人都可能因此受益的語言政策。畢竟，「國語運動」帶來的傷害，從來就不只有台語使用者獨受其害，席慕蓉不也因此與她深愛的蒙語斷根？

▌我就是看到「方言」或「Pe̍h-ōe-jī」就心煩

要走到下一步，我們至少得要擺脫公共輿論的不斷跳針。社群網路時代，論戰頻繁程度遠勝以往，論戰品質卻不見得因此提升，讀朱宥勳《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特別有感（也是因為朱宥勳把戰場梳理得非常好看）。以台語復振運動為例，拜託酸民不要再來浪費時間的三大考古題，莫過於（一）台語只是一種「方言」；（二）堅持叫台語「閩南語」，說閩南語叫「台語」，要客語情何以堪；（三）攻擊台語沒字。

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台灣文學百年論戰

關於這幾題，強力推薦劉承賢的《語言學家解破台語》。《國家語言發展法》既已保障不同國家語言的法定地位，文化部也基於尊重原有母語自稱，提出「台灣台語」、「台灣客家語」等方式解套，前兩題也就沒什麼特別好再吵的了。倒是「攻擊台語沒字」，我對於這題的回應方式，倒是有點不同意見。

破解本土語言不同迷障的兩本作品

語言學家解破台語

台語解放記事：寫給台灣人的「華語腦」翻轉指南

關於「攻擊台語沒字」，回應路線有二：一是解放「獨尊漢字思維」，直接用羅馬字來的「Pe̍h-ōe-jī（白話字）」取代漢字，以另一種系統拼音也是字，就如同韓國發展「諺文」現狀。或許因為這題主要在反擊那些不將「Pe̍h-ōe-jī」當字看的酸民（照他們不當拼音文字是字的邏輯，「word」也不是字了），更因為想刻意迴避漢字的「中國性」，此解成為台語復振運動的主流回應方式。

然而，我覺得我們應該更大力強調的，是解放漢字的「華語優位想像」，就像我們若不用粵語讀「屈臣氏」，就永遠不懂這名字跟Watsons有什麼關聯。當我們鬆綁「獨尊華語」思維，體認漢字是許多語言共同使用的文字體系（就像劉承賢《語言學家解破台語》指出的日語、韓語、越語等）後，「漢字」（或稱孔子字）就是台語名正言順的字，會隨台灣人的使用過程不斷替代、假借、新造，如同香港粵語的發展狀況。只為「抗中」，將「漢字」拱手讓「華」，卻說不出「漢字」技術可能內建的政治性，等於是輕視自己國家的國人，有將他國文化據為己用再創生的能力（就像義大利人不認的「香菜豬血糕五更腸旺比薩」⋯⋯），彰顯的只是後殖民國家的不自信。

請別誤會，我並不討厭「Pe̍h-ōe-jī」，也知道拼音在學習語言音韻的重要性。畢竟若沒先建立起不同讀音的知識與意識，現存島民在看見與華語不同的台語文法或詞彙前，最直覺的膝跳反應仍是以華語讀字。我感到厭煩的，是許多人忽視「白話字」以降低識讀門檻為原意的精神。如果你在意的是「白話」，那最好的工具就不是「Pe̍h-ōe-jī」，甚至不是「台語漢字」，而是最容易被炎上的「台語火星文」，這也是史明為何在訪談中會直覺答：你看阿公阿嬤唱歌用什麼字就用什麼字。這不見得是他不懂，而是對於許多台灣人來說，從「國語運動」解放的核心目的，是讓恁阿嬤過得自在較要緊。

要堅持展望未來有一天，我們能徹底改變教育體制，讓後代台灣人對「Tâi-uân bûn-ha̍k」的理解比看「台灣文學」還快，跟韓國人讀「대만 문학」一樣，這也不是不可能。畢竟在「雙語政策」下，英語與各國家語言的交集，就是羅馬字。只是這總有點捨近求遠。重構歷史的過程，為崇洋羅馬字而貶抑孔子字，也勢必面臨更多難符歷史考據，以及論理邏輯不一致的挑戰。沒必要把主流語言的復振戰略，自限局勢變成「ABCD看無卡憨就攏免教」的瀕危語言文資保存。

沒錯，到頭來，我確實是因為已經能識讀漢字，基於閱讀效率而比「Pe̍h-ōe-jī」更在意漢字的人。但，難道不是像我這種人佔台灣現狀多數嗎？此刻的我們已經比起日本殖民時期三〇年代的台灣人，更有條件能達成《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回顧「台灣話文論戰」中，郭秋生、黃石輝等前輩的理想。總之，對我來說，能在大家現有漢字識讀基礎上推廣台語正字當然最好，就像武雄、伍佰正在音樂界做的事；摻著寫「現此時e台語文字」也行，儘管用e不用「个」給我的感受，跟「信長ㄉ野望」一樣，雖有警醒讀者台語讀音效果，但總有點中二。如果許多台語復振運動者實務上都是這麼做，那我們回應「台語沒字」這題的方式，就更該側重解放漢字的「華語優位想像」。

伍佰《釘子花》專輯歌詞使用教育部頒定的台語正字字。

「台羅」不會因為在網路上四處征戰就能成功復振，畢竟「論戰」從來就不是文學，或任何文化運動的全部。我讀《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最啟動思考的一刻，是朱宥勳寫在後記的「赫然發現」——女性在台灣文學史論戰的缺席。除了強調「漢人、男性、異性戀」在台灣文化界的宰制地位，「女戰神」不是沒有，只是勢不可免地被邊緣化，我們更該意識到另一種解讀可能——實際做事的女人們，可能根本不屑跟愛談大道理的男人們論戰。

比起男人們「不斷論戰」，永遠吵不出個所以然（是說，我們本來就不太可能因為「被戰」而改變自己的信念，甚至只會激化），台灣女人們「沒有煙硝」的行動，其實更深刻地改變台灣文學的樣貌。正如同朱宥勳在《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提及：林海音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媽祖婆般的豐功偉業，台灣女作家們撐出來「散文」這種與洋人 essay 獨樹一格的文學體裁；或是比「現代詩論戰」更能代表今人對「現代主義」台灣文學認識的《現代文學》（讀他們的作品，誰說「現代主義」沒左翼也沒在地關懷呢？）：她們都不怯戰，只是不好「論戰」，卻一件件完成了「戰神們」嚷嚷著該做卻做不到的事。

回到《請說「國語」》，James Griffiths討論夏威夷語，以一位母親的話收尾：儘管她鼓勵孩子們學夏威夷語，並以身為夏威夷人為傲，但孩子們高度的自信和自我肯定，不是父母能教的。而這些世界觀早已跟她們這輩不同的孩子們，就是她能回送給祖母最好的禮物。同樣的，如何讓未來將與我們共同生活的台灣人們，無論她用的是台灣手語，或任何語言，都能具有同樣的文化自信與自我肯定，不會再因任何族群認同或語言經驗感到自我貶抑，就是我們該共同努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