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睿的《八尺門的辯護人》，單看名字即知是和法律有關的作品，其意有二，主角佟寶駒來自基隆八尺門部落，那是都市原住民的定居地，從前只能用船板廢料搭起屋舍，而後被國家改造成「海濱國宅」，景物如何遷變，落戶在此的阿美族多仍在漁工、清潔隊員、貨車司機等社會較低階的工作中輪迴，極少數如佟寶駒，可以成功晉升為公設辯護人這般的中產階級。由此分說，八尺門不只是地景、也不只是背景，更是被剝削階級的象徵。
八尺門的辯護人【同名影集原著小說】
小說鋪陳多起殺人事件，開章即是，阿美族漁工佟守中不滿漢人船東的剝削，憤而連殺二人未遂，在黑暗中滿身是血地經過十歲的兒子佟寶駒面前。長大的佟寶駒，靠著刻苦讀書和制度紅利，考上公設辯護人，幾十年後，因緣際會代理「海濱命案」，一樣發生在八尺門，只是原住民晉升為船長，不滿剝削的殺人者換成了印尼漁工阿布。
族群不平等的背景，勞資爭議是直接動機，都讓人想起1986年的「湯英伸事件」。來自阿里山的鄒族青年湯英伸，本為師專學生，應有大好前途，因故休學，赴臺北謀生，結果陷入連日超時工作、身分證被扣押的境地，最後憤而殺害漢人老闆一家三口，面臨死刑。重大案件經常是時代的縮影，其為何殺人的內在線索，促成社會對族群和階級等各方面體制是否公平的反思，諸多知識分子為湯英伸登報請命，後續原住民運動和廢死運動的討論，總都繞不開這起社會悲劇。
1987年5月12日，自立晚報刊出社會各界聲援湯英伸的全版廣告。
湯英伸的暴力沒能改變自身的命運，但原住民的集體權益開始有所改善。從前比漢人好剝削的阿美族，是1980年代臺灣漁業的主力，隨著原住民意識抬頭、臺灣經濟快速成長，原住民不再那麼「好用」，於是來自東南亞的廉價勞動力成為兩千年代後臺灣漁業更便宜的選項。這個現象，也發生在臺灣的其他地方，臺灣人不斷往服務業和高科技的製造業擠去，沒人要幹的工廠流水線、家庭看護工等，外籍移工適時填補進來，繼續鞏固以剝削來營利的生產模式。
小說精巧地置換湯英伸事件的人物，架起故事張力，也有助於讀者換位思考，理解族群和歷史的複雜關係。作者的敘事設計，像在探問：如果湯英伸事件重演，社會應該如何面對？可怕的是，這不只如果。姜雯的《奴工島》直陳，臺灣境內聘僱的外籍移工勉強有法可管，但採用境外聘僱的漁工，幾乎完全沒有法律的保障。高強度的工作、非人道的管理，累積的情緒儼然壓力鍋。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中，漁工會團結抗爭改變集體的命運，現實的外籍漁工，在茫茫大海間毫無援助，語言又不定互通，一層一層的孤絕，終上演極端的暴力。
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
蟹工船
馬克思分析革命時，有句格言，歷史會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但真正的革命始終未到，弱弱相殘的反覆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第三次還是悲劇。當我們只停在用「悲劇」來理解重大案件，結果或許是愈來愈麻木，累積幾十起的漁船喋血，幾乎沒能喚醒更多的反思和改進。此時，唐福睿轉化湯英伸事件來開場，足見其不只想說好一個故事的野心。
《八尺門的辯護人》可以分兩條線來看：一條是法庭外的調查，一條是法庭內的辯論。讀來有幾分推理小說的況味，但唐福睿的手路極其獨到，不像本格派推理小說側重奇巧的機關和作案手法，法庭外的調查，實為拆解社會結構，類近社會派推理小說的關懷，然唐福睿又再往前走，探討「法庭外的調查結果，放進法庭內會如何被詮釋」。小到通譯的語言能力和利益關係，會影響精神鑑定的準確性，大如政商結構和國際關係的算計、社會觀感和意識型態的考量，都共同決定了最後的刑度。法庭內外的相互角力，顯示體制對弱勢邊緣並不公平，更提醒讀者，詮釋或比調查更難，後真相的社會，事事繫乎複雜的權力關係。
小說用人物關係具體化權力的運作，大大提高可看性，角色的階級位置都清楚分明。一邊是原住民和外籍移工，一邊是漁業頂端的資產階級、享有政治權力的高官。卡在兩者間的幾個主要人物，代表中產階級的知識菁英，唐福睿應是將改造社會的期盼，寄託給這個群體，所以故事的推進，總來自他們的選擇和決斷。
如是來觀故事中人，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看護工莉娜，基於同胞情懷，作阿布的通譯後，開始渴望成為更有能力協助人的知識菁英。主人翁佟寶駒則是極少數能實現階級晉升的都市原住民，本想在官僚結構中平庸度日，但碰到海濱命案後，逐漸在利益和正義間拉扯。
前兩者的階級路徑是由下往上，反過來看，法官連正儀等人，代表只想維護固有利益的中產階級，也無意識地維護了資產階級。替代役連晉平則是佟寶駒的對照組，他來自遠大前程都已經鋪好的法官世家，但少不經事，還富有社會改革的情懷，想在海濱命案中實踐廢死運動，最後和佟寶駒一樣要面對現實。法務部長陳青雪則像歷練過更多世事的連晉平，兼有理想和算計，走進權力的頂端，將集體的目標放在個體的關懷前面，用非常手段，讓故事張力在最後一刻爆破。
每個中產階級人物，都具備社會分析的基本能力，是為「有知」，但只是理性的知。像小說前半的連晉平，政治正確地理解每一件事，還未能關照人的複雜性。更如佟寶駒，他知道社會對原住民不公平，更看到他有動力改變自己，其他人沒有。碰到海濱命案後，佟寶駒才從理性的知昇華為感性的知，理解到自己不只在為一個殺人者辯護，更要為被剝削階級這個集體辯護。這份感性的知，是佟寶駒和連晉平跟其他知識菁英能有不同選擇之處，或也是唐福睿對中產階級的深刻期盼。
再來討論《八尺門的辯護人》的價值觀，主要人物看起來都偏支持廢死，但小說並沒有直接定音，死刑和廢死兩方的意見皆互陳，批判了「殺人償命」的簡單正義觀，也直指「教化可能性」沒有嚴格的科學基準。佟寶駒能用的法律技術一一被破防後，庭上最後的陳詞是，我們只是比較幸運，沒有落入底層的輪迴，又有何權力對他者殘忍。
像傑德．凡斯《絕望者之歌》所言，底層階級的人，更傾向用情緒的暴力和肉身的暴力來解決問題、表達問題。這種反覆的暴力，是社會的產物，一如法律也是社會的產物，用來制裁社會內的暴力，但如果社會自身就是最大的暴力時，內生於社會的法律，真能論斷社會和人的「罪」與「罰」嗎？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將這個問題交給神性和人性的辯證，廢死運動的理路則是社會科學式的。
《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
罪與罰
法律是實現社會正義之工具，但如果沒有國家的權力支撐，也不過徒文。霍布斯的《利維坦》論稱，暴力是戰爭時的德行，人們為了不陷入所有人跟所有人互相交戰的狀態，約定共同權力交給國家，禁止人剝奪他人之生命，故在國家以前沒有是非、在法律以前無所謂正義。
死刑合憲性的爭論，顯然不是如何量刑或如何維護秩序的技術問題，陳青雪主張，生命的價值應高過所有，張娟芬在《殺戮的艱難》和許多著作中論道，國家代表每一個人，我允許國家殺人，就是我也殺了人。終極的關懷都是，我們是否應將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力，也不經思索地交給國家。這個提問或永遠難有共識，只能奢望不會是永遠。
利維坦
殺戮的艱難
唐福睿的《八尺門的辯護人》是一部非常高明的小說，每個問題的後面，始終還有問題，參考大量的文獻紀錄，滿足了索要知識性的讀者，張力頻頻的敘事設計，也兼顧享受娛樂性的讀者。更可貴的是，其取用許多非虛構的材料化為虛構，直逼現實。借用鍾宜庭的文章，宮部美幸曾言，在武田徹的《日本非虛構寫作史》讀到「所有虛構寫作的根源都是非虛構寫作」時，有種被正面打了一拳的感覺。而《八尺門的辯護人》也像給了臺灣社會正面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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