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被《愛的歷史》（The History of Love）緊緊揪住心臟，捲入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旋風的華語讀者，無論有沒有隨著長篇小說《大宅》（Great House）、《烏有》（Forest Dark），成為死忠克勞斯粉；今年同樣由施清真以優美譯筆翻譯，在夏天推出的短篇小說集《成為一個男人》（To Be a Man），將再一次於我們內心颳起風暴。《華盛頓郵報》形容閱讀這本小說集「感覺像跟一個優秀的朋友聊一整晚」，又盛讚克勞斯的文字具有使人信賴的強度，因為她的作品像是「活過的」。
《成為一個男人》輯錄的十篇小說，創作時間從2002年至2020年，橫跨18年；18年間，卸下妻子角色，恢復獨身的妮可．克勞斯，與她創造的那些既敏感、眼光銳利又在困境中迷惘的角色們，共同經歷關係從激情，至動盪，到破裂的旅程。她們一起「活過的」證據，正是18年間在小說敘事中永遠保持好奇心，直直看進親密關係、身分認同裂毀處，細細為讀者從瓦礫堆中描摹出一條掘墾生命真相的軌跡。
成為一個男人
試圖、不敢、生怕、說不定
即使如此，妮可．克勞斯真正為文字注入「使人信賴的強度」的原因，絕非竭力在小說中提供一套解謎公式。她深知小說家的責任不在「給方便」，因此，閱讀《成為一個男人》感到的諸多「不方便」，其實就像吳明益形容《大宅》設下的門檻：「那就是小說彼此聯結的線索如此隱晦，如果漫不經心可能無法將這些線索統整出全貌」。
《成為一個男人》敘事者皆非全知全能，且經常後知後覺，因此讀者必須全神貫注，否則容易錯失克勞斯布下的線索，而短篇小說的形式，使得前述特點更加鮮明。即使如開篇〈瑞士〉（Switzerland）中的「我」，敘事者成年後憶述13歲在瑞士寄宿家庭結交的朋友索拉雅，與中年荷蘭銀行家的危險畸戀，遲來30年的後見之明，也不見得透徹明晰。事實上，克勞斯一開始就已經預告敘事者將帶讀者走進迷霧：
我和索拉雅已經三十年沒有見面。在此期間，我只有一次試圖打聽她的下落。我想我不敢見到她，我生怕年歲漸長的我會想要了解她，說不定甚至看懂了她，換言之，我生怕看懂了我自己，不願探究隱藏於其後的種種。
「試圖」、「不敢」、「生怕」、「說不定」，恐懼橫亙在事發現場與記憶之間，她不斷聲稱自己即使以最間接的方式嘗試靠近索拉雅，也會感到心驚。但「沒有辦法太投入」、「沒有那樣的勇氣」卻又加劇記憶的不穩定性，使得這一場追索注定只能在恐懼的周圍，迂迴、游移。然而，透過敘事者娓娓加添的細節，專注的讀者也能慢慢抵達「隱藏於其後的種種」。如日內瓦街頭陌生歐洲男子悄聲夾帶英語口音對她說：「我一隻手就可以把你折成兩截」；如索拉雅失蹤兩天之後自行返家，一片慌亂騷動中，沉默地經過敘事者身邊，停下來，摸摸她的頭髮，然後非常緩慢地繼續往前走，成為一道謎。正是這些看似不經意埋下的細節，一次又一次摩擦生熱，讓害怕看懂索拉雅，也看懂自己的真相水落石出時，火花四濺：「世間有種遊戲，它攸關權力與恐懼，它不願屈從人們與生俱來的脆弱與善感」。30年來，敘事者逐漸認識到，看似玩得太投入而毀壞的索拉雅，其實不曾被荷蘭銀行家一手折成兩截。因為「要麼她已經折毀，要麼她就是不會。」至於這個遲來的認識為什麼重要？《成為一個男人》創作於不同時期的小說，彷彿都圍繞著這個問題，分進合擊。
推擠過鑰匙洞的胖女人
細究《成為一個男人》的角色，大多是「要麼已經折毀，要麼就是不會」的倖存者，或其後代。雖然以色列特拉維夫對猶太裔妮可．克勞斯創造的人物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是，一如長篇小說處理猶太歷史的「節制」，她並沒有選擇讓浩劫來到幕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篇短篇小說中，災難都是不容忽視的悠遠襯樂。〈瑞士〉的敘事者，來自猶太大屠殺倖存家族，短暫地來到中立國瑞士德語區，處在是否能繼續與德語絕緣，脫離家族傷痛的境況。索拉雅一家則是從德黑蘭出逃，流亡巴黎，她早早就被連根拔起。敘事者害怕看懂對方，也看懂彼此的伏流呼之欲出。〈愛〉的敘事者與蘇菲重逢在難民營，回憶的卻是帕索里尼、《E.T.外星人》以及「與誰墜入情網，與誰廝守終生」的問題。〈翁婿〉則是分處紐約、以色列特拉維夫的一家人，為是否接納突然被政府帶來的匈牙利猶太老人發生爭執。〈成為一個男人〉用一種令人不忍直視的詼諧，讓猶太倖存者後代與德國拳擊手、以色列特種兵在親密關係中談論人的暴力如何生成。
妮可．克勞斯的小說似乎擅長顧左右而言他。記者曾經問她構思小說是否考慮反猶太主義的問題，她回應，小說本質應該是使人更密切地了解個人生活。《成為一個男人》當然犀利地觸碰美國、歐洲猶太社群與流亡者內／外部問題，也敢於對以巴關係、猶太復國主義提問。但我認為，妮可．克勞斯小說可貴之處，在於她始終關注的不是此前已然發生的巨幅浩劫史，更多是歷史災難如何一點一滴滲透進個人生活，致使倖存者「未來劫難難逃」？因此，她的人物總是「在他方生活」，流浪並不為追尋青春反叛的靈魂。他們總是在離開，用非母語交談真正重要的事，總是在戀愛，做愛，分手，然後哀悼，「思緒只會遊走於哀傷的邊際，而不會被深深捲入」，與人發生關係，亦近乎「無意做出任何補償，也不想從中得到什麼」。
正因為小說探究的是「成為一個○○」，to be，正在發生，尚未有定論；重大事件的決定性轉折，毫無來由地，經常只是卡在輪底的一隻雞（〈成為一個男人〉）。身體與身體，國家與個人，命運與災禍之間的摩擦力永遠不會停歇。就像寫於2001年911事件之後，大疫之年讀起來彷彿是預言的〈來日的急難〉中，長居紐約的法國移民維克「拒絕接受一個規避衝突且迫使人人趨近平庸的體系，就好像硬要把一個胖女人推擠過鑰匙孔」。有些角色正擠過鑰匙孔，有些角色正透過孔洞觀望，無論如何，目睹一場艱難的穿行，都讓這份理解的努力變得不可能舒適。
克勞斯在訪談中形容自己十幾年來，始終在寫充滿力量與智力的女性聲音，而這些女性角色「毫無歉意」，卻也能引發讀者共感。《成為一個男人》裡的女性聲音不吝於展現機趣，但並不總是討喜可親。如此一來，「毫無歉意」又能引起共感，恰恰是《成為一個男人》最令人驚異之處。這麼多年過去，閱讀妮可．克勞斯的小說，確實還是感覺與一個睿智的朋友，膝蓋抵著膝蓋聊一整晚。這位朋友會擾動你，挑戰你；而最終，你會感謝擁有這樣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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