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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稷安／人終究要面對自己的黑歷史（國家也是）──讀《維琪政府症候群：法國難以面對的二戰記憶》

作者:翁稷安 / 2022-08-17 瀏覽次數(4059)

「記憶」從來不只是「記得事實」而已，就個人層面而言，要構成記憶，首先必須遺忘，依據意識或潛意識裡輕重緩急的標準，將每一瞬間發生的無數事實進行篩選，編成一組有順序和意義的敘事。

要成為「集體記憶」就複雜了，不僅要將成千上萬的個人記憶彙整為一，反映集合體對當下的需求，如何在眾聲喧嘩中謀求多數人的共識才是關鍵。一旦群體做出選擇，勢必會放大、刪削，甚或扭曲群體內部某些族群的經歷，成為歷史敘事的定案。不管個人或群體的記憶，這種結論皆為暫時性，隨時會因為共同體處境的變化而鬆動、融解，開始新一輪的塑造。

法國史家亨利．胡梭（Henry Rousso）1987年出版的著作《維琪政府症候群：法國難以面對的二戰記憶》，即是討論二戰結束後法國政壇處理「維琪政權」記憶的經過。

維琪政府症候群：法國難以面對的二戰記憶

1940年夏天，德國攻下法國首都巴黎。一番政治角力之後，由法國一戰英雄貝當（Philippe Pétain）元帥出面籌組投降納粹的「維琪政府」（1940-1944）。四年內，維琪政權一改法國的共和傳統，依循右翼理念，一方面打造保守的宗教國家，一方面呼應法西斯主義，在法國建立希特勒第三帝國的分支，協助德國統治，鎮壓法國境內的抵抗運動，並參與執行屠殺猶太人。

而法國本土的抵抗運動，或由流亡英國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率領的「自由法國」（1940-1944），他們不只是對抗德國，同時也在進行一場法國人之間的「法法戰爭」。四年並不算短，當然有堅守抗敵立場的鮮明人物，但前途茫茫，在「附敵」和「抵抗」構成的光譜裡，多數人都被迫在命運擺布下遊移於光譜之間，這讓處理維琪政權成為戰後棘手的難題。

1940年10月，法國貝當元帥（左）晉見希特勒。（圖/ Wiki）

胡梭以心理學的「症候群」或「精神官能症」來形容法國政壇在二戰後到1970年代對「維琪」這段記憶的反覆。他把「維琪症候群」的演變分為四階段：一是戰後為了國家統一和重建，避而不談維琪的過往，採取遺忘的「未完成的弔唁」時期（1944-1954）。伴隨遺忘的，是對記憶的「壓抑」時期（1954-1971），此時人們一心附和戴高樂打造的法國榮光，將戰時記憶簡化為「對抗德國」的英雄史詩，沒人願意提起曾助紂為虐的傀儡政權。

這種假象，在1970年代遭到民間和學界挑戰，尤其紀錄片《悲傷與憐憫》（Le Chagrin et la Pitié）講述維琪政府與納粹德國的合作，引發的討論，迫使人民直視戰時瘡疤，進入了「鏡像破滅」時期（1971-1974）。此後，像要彌補過去的忽視般，進入「執念」階段（1974- ），法國社會不斷召喚維琪的過往，無論是辯護或批判，或者新舊世代的對立，維琪症候群已化為政治、社會或文化現象，三不五時發作。

「每一年都有屬於它自己的新發現、新波瀾、新事件，以及記憶之間的戰鬥。」

\紀錄片《悲傷與憐憫》/

藉由分析法國戰後對維琪政權態度的變化，作者指出：政府如何在不同立場的現實需求下，操弄／反操弄記憶，進而形成兩股對立的力量，影響人們看待過去的方式，也牽引著當下政治板塊的位移。經由官方、民間、文化和學術所提供各自版本的回憶描述，加上電影、書籍、新聞等媒介的傳播，誇張一點形容，維琪症候群已將全民捲入其中。

維琪政權之所以難解，在於二戰的起因相當複雜。當「邪惡納粹」已深植人心，從回望的角度，很容易把二戰視為好萊塢電影式的善／惡對決，忽視了一戰留下的未解傷痕，造成左／右翼雙方勢力在戰時迅速膨脹，各自都渴望以激進手段改變社會。此外，貝當政權和天主教文化緊密連結，擁護天主教價值觀，迥異於共產主義的無神論立場，讓左右兩派的對立更加複雜。同時，歐美社會也瀰漫對猶太人的歧視，特別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後，結合了種族歧視和仇富心態的排猶情緒，成為歐洲各國現象──不管是政客權貴或市井小民，往往在不經意之間捲入右和左的選擇，或陷入反猶的騷動中。

希特勒的崛起，是因為他和納粹黨人順應人心幽暗的趨向，在德國操作輿論和選舉奪得大位，並在維琪政府內部找到忠實支持者；換句話說，多數人都是程度不一的幫兇，或對暴行採取漠視的態度，像《盛會不歇：最屈辱的年代、最璀璨的時光，納粹統治下的巴黎文化生活》所刻劃的，在德國占領下過著歌舞昇平的生活。戰後，左／右派持續對立並主宰著歐洲政局，對猶太人的歧視也依舊隱晦的存在。這是作者指出的，來自意識型態、宗教和反猶的三種症候群的脈絡。

盛會不歇：最屈辱的年代、最璀璨的時光，納粹統治下的巴黎文化生活

正因為無力解決這些糾葛，所以不去檢討過去，不願面對並改變現狀。對新政權而言，「打造國家新形象」才是首要任務（忘掉過去、杜撰新的神話比較簡單）；對一般平民而言，或許是不敢誠實面對自己的怯懦（當年為了生存，許多人都在遊走於灰色地帶）。作者說：

「經歷過占領時期的每個成年人，不論哪個年齡段，都想要把那個時期忘了，甚至是什麼都不想知道。也許是因為人們不能參與每一個做出決定性選擇的時刻，而生出了無法明說的羞恥感……」

正如全書使用的「症候群」隱喻，想要化解，第一步就是坦然面對。寫於1990年代的《維琪政府症候群》自然沒有「轉型正義」的概念，然而這三十年對維琪政權記憶的探求，重新清理個人或集體記憶的暗角，正是轉型正義最佳的示範。

史學家莎拉．瑪札（Sarah Maza）在《想想歷史》裡說：「歷史學家不能給你答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問題，可以教你如何提出正確的問題。」《維琪政府症候群》正是這樣的一本書，它揭示了「遺忘過去」所造成的集體焦慮，唯有知道問題所在，就算答案一時無解，但也具有了基本的病識感，願意不斷重返過去，不再受制於當下的國族神話。

民主和歷史是互為支持的正向循環，兩者合作才能從「執念」階段昇華，就像近期出版的《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作者鄭安齊揭示了90年代德國建置「紀念碑／物」的經驗：藉由從民間出發的力量，打造多元對話的民主平台，讓不同世代的人分享、理解彼此的記憶，建立起溝通和連結，才能讓紀念碑發揮應有的效果。將《維琪政府症候群》和《不只哀悼》二書合觀，一前一後，完整彰顯了轉型正義的使命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