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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擇雅/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導讀《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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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是一篇近四萬字長文。骨幹是1983年9月3日週六下午在台北國父紀念館的演講(不是網上誤傳的1984年9月1日),逐字稿經過余英時本人整理改寫,擴充三倍有餘,才改為現今篇名,演講原題「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則成了副標。《中國時報》在1984年元旦特刊一天刊完,造成台灣知識界轟動,時報文化出版才趕在三月推出單行本。以上是這本書的由來。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余英時經典作品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余英時經典作品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副標源起,是《中國時報》在1983年大張旗鼓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系列講座。本來規劃是二十四場,一週一場,時間從3月到8月,講者有王作榮瞿海源李亦園高希均等專家學者,還有林洋港吳延環等政治人物。講題倒不見得扣緊中國文化,例如省主席李登輝講田園之樂,台大教授賀德芬講著作權。余英時本來不在規劃裡,是後來加的,成為第二十五場,主辦單位才說他要講的是「總論」。要不然,他這「總論」跟之前講座內容是關係不大的。

不過,這篇長文在余英時作品中,卻相當奇特。首先,他一向志在研究,著作都是專題。不像他老師錢穆有一本《國史大綱》,另一位老師費正清除了是多卷本《劍橋中國史》的共同主編,晚年還寫過一本《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余英時本人對通史寫作是興趣缺缺的。

通史沒寫過,通論卻有多篇,原因是他成名甚早,不時受邀舉行公開演講。場合如果不是學術研討會,或聽眾根本不是學術中人,內容就只能是通論。例如《歷史與思想》書中的〈關於中國歷史特質的一些看法〉,還有《人文與民主》書中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綜述──中國思想史上四次突破〉,都是這類。

歷史與思想(二版)

歷史與思想(二版)

人文與民主(余英時經典作品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人文與民主(余英時經典作品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但在他的所有通論之中,最重要絕對是這篇〈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光其出版史,就可看出重要性了。

在台灣的二手書店與圖書館中搜查本書,可看到不同年份的三種封面。可知它在問世後十年曾一再改版上市。後來絕版,純是出版社高層異動的關係。

但絕版並不代表此文停止流通。1987年聯經版《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還有2007年時報文化版《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皆以此文為首。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二版)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二版)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2007年版)

在對岸,此文除了收入廣西師範十卷本《余英時文集》,還有江蘇人民版《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廣電版《內在超越之路》、三聯版《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事實上,對岸許多學人回憶自己與余英時的第一次接觸,都是時報文化出版1984年單行本的影印本。早在1986年6月,上海《書林》雜誌就刊出葛兆光的閱讀心得。黃克劍評論則刊登在同年9月的北京《讀書》雜誌。

此文之所以重要,主要是主題本來就是余英時念茲在茲,可說是平生志趣所在。2013年完稿的〈中國軸心突破及其歷史進程〉(也就是《論天人之際》代序)中有交代,說他是高中最後一年讀到胡適給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寫的書評,然後找梁的原書來讀,雖然不是很懂,「但是我追求中西文化異同的強烈欲望卻是這樣被激發起來的,而且從此長在心頭,揮之不去。進入大學以後,我選擇了中國史為專業,因為希望從歷史上尋找中西文化不同的根源所在。

2014年,他在唐獎受獎講詞又強調一遍:「我自始即最感興趣的問題是怎樣通過歷史來認識中西文化的異同。」而〈從價值系統〉一文主旨,不就是「通過歷史來認識中西文化的異同」?

志趣是十八、九歲油然而生,講詞則完成於五十三歲。這告訴我們兩件事:一是文章呈現的學問看似信手拈來,卻是三十幾年有目的、有計劃的累積。二是他沒做到充足準備,是不貿然出手的。更早之前,他並沒有類似主題的作品。

問題來了:完成此文,他又繼續著述三十幾年,學問繼續累積。那他看法有沒變呢?

看法沒變,只有講更細。例如他最後一本學術專題《論天人之際》,還有他討論中國科學何以落後的扛鼎之作〈環繞著「李約瑟問題」的幾個反思〉,都是從此文某一小節做考據細密的再發揮。

用字倒是有改一個。就是在2007年《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中,「內在超越」一詞全改成「內向超越」。原因在陳致訪談的《我走過的路》還有李懷宇整理的《余英時談話錄》都有專節討論(請翻到二書「內向超越」那節)。余英時意思是說,文章被譯成外文,「內在超越」都被譯成「immanent transcendence」,而「immanent」是「實存於本體之內」的意思。他本人並沒有「體道」的神祕經驗,「道」是否實存,他既不知,也不想假設。未免混淆,他認為英文應該是「inward transcendence」,中文才據以改為「內向超越」。(我插一句:牟宗三及其後學應該是認定「道」是實存,所以完全不覺得「內在超越」有何問題。)

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增訂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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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談話錄

余英時談話錄

雖然我知道余英時在2014年《論天人之際》第七章,連「外在超越」也全改成「外向超越」了,但這次並沒交代改變的原由。何況,在2016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幫他出的上下冊英文學術文集,卷首即2003年發表的〈Between Heaven and Earth〉,書裡還是用「內向超越」與「外在超越」的直譯,前者是「inward transcendence」,後者是「external(沒改成outward) transcendence」,所以這次時報文化出版重出單行本的新版,我建議就依據2007年版本即可。

在余英時之前,當然已經有相當多學人針對中西文化異同發表過論述。事實上,50年代初一個對這題目有興趣的年輕人,大學念香港新亞真是念對了。錢穆寫完《國史大綱》(1940年),就緊接寫《中國文化史導論》(1948年)與《文化學大義》(1950年)。唐君毅則在1951年出版《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這些,都是前述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後,針對同一題目的重要著作。

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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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學大義

文化學大義

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

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錢唐二人都主張中國文化是內傾或內向,西方文化則是外傾或外向。「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二詞,起源除了前述唐君毅一書,還有牟宗三1955年發表於香港《人生》的〈人文主義與宗教〉一文。牟宗三當年人在台灣,但《人生》是香港雜誌,正是新儒家大本營。

問題來了:既然「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不管用詞還是概念都不算余英時首創,那余英時的創見是什麼?

余英時雖是中國思想史家,此文創見卻主要是西方思想史的部分,而且還是一位專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才可能有的創見。此文指出:西方接受基督教原來不是歷史的偶然,科學革命不是,基督教與科學之間的緊張也不是,現代人的焦慮與疏離更不是。

就我個人來說,有些我從小就耳熟能詳的西哲名言,都要等讀過此文,才知其背後深意與弦外之音。一句是伏爾泰講的:「就算上帝不存在,也有必要被發明出來。」另一句是尼采講的:「上帝已死。」

這一切,只因余英時有指出一點別人(不管西方還是東方)從沒指出過的,即西方對自身的價值源頭覺得有必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中國卻不覺得需要。從這裡開始的一系列推論在此無法盡述,我只能給四個字的評價:妙不可言。

我還學到一點:一種概念是西方原生,並不代表它在西方的基礎就比較穩固。余英時給的例子是人權。「天賦人權」意即人權在西方是建立在上帝概念之上,那在達爾文演化論已被普遍接受的時代,人權是要怎麼高於鳥權、獸權?我是讀到這裡,才明白美國極右派反對演化論是在反對什麼。

我不再多寫。無論如何,就算有人對中國文化完全沒興趣,只對西方文化有興趣,這本書也是非常值得一讀的。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人文與民主(余英時經典作品套書,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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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余英時經典作品絕版再現) (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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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文集【典藏套書 I】:香港時代、學術論著與書信選集,重訪史學泰斗的思想軌跡(加贈博客來限定獨家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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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2014年金鼎獎雜誌專欄類、2018年九歌年度散文獎得主。
著有《愛還是錯愛》(親子天下,2015年)、《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印刻,2016年)、《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天下雜誌,2018年)。譯有珍.奧斯汀《理性與感性》(印刻,2017年)。編有《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印刻,2022年)。
2002年創辦雅言出版公司。
【OKAPI專訪】雅言文化發行人顏擇雅:我不跟著流行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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