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1996），杜修蘭以小說《逆女》初試啼聲，獲得第一屆皇冠大眾小說獎。故事敘寫女同志丁天使的成長歷程及破碎糾葛的原生家庭，矛盾的性別、階級與族群問題交織於一身，其寫實張力令人驚豔。2001年，導演柯一正把小說拍成電視劇，成為台灣電視史上首次以女同性戀為主角的電視劇。而後，杜修蘭陸續寫作了《默》、《沃野之鹿》、《別在生日時哭泣》等小說後便消失在文壇。不過，若用她自己的話說，情況其實是，「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個作家。」
25年後，杜修蘭一身白衣牛仔褲，笑聲朗朗地出現了，為我們回顧彷彿遲到了25年的答案：她為什麼寫？又為什麼不寫了？
「我其實沒想過自己能寫，寫作《逆女》是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某一天，杜修蘭在金石堂書店翻了一本小說，在書後看見皇冠出版社第一屆大眾小說獎的徵文活動，「我翻著那本小說，心想，這樣可以出書的話，我也會寫啊。」回家，她搬出電腦，開始寫。當時她在證券行上班，白天買賣交易，夜晚興頭好時，她可以一口氣敲出一兩萬字。那定是有話必須傾吐，且源源不絕的時刻，但，到底是什麼樣的「低潮」逼出這樣的書寫欲望？
逆女(初版書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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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杜修蘭沒有直接回答，倒是順著人生經歷，聊著離開台灣後，從加拿大到美國，那些不再寫小說的日子。當時《逆女》出版，她已經準備移民，一個人去加拿大念書，期間，靠著投資舊公寓存了一些錢，然後去美國創業。「我在佛羅里達標了一間被法拍的舊飯店，經營五年後賣掉，再開公司做土地開發，在奧蘭多的環球影城旁蓋酒店式公寓……」大概是看到我們目瞪口呆的表情，杜修蘭說著說著，不好意思地大笑了。大概兩年前，她為了甫完工的建案，前往廣州佛山訂購數十個貨櫃的家具，結果遇上疫情，便留在台灣了。已長年不在台灣的她，電話改了，email換了，卻也是疫情造成的機緣，出版社得以連繫上她，讓《逆女》在25年後再版面世。
「接到出版社的電話時，我非常驚訝，現在還有人看書嗎？」當年《逆女》得獎後不久，她便移民溫哥華，開始過起上述「征戰商場」的人生。她幾乎不知道這本小說帶來的影響力，也沒看過電視劇《逆女》。其實，她甚至不明白為何讀者們那麼重視小說中的同志情節。「對我來說，同性之間的關係很平常與普通。當初也沒想過同志的部分會被拿出來特別放大檢視，我其實很困惑，我在小說裡寫了很多東西，為什麼只看到同志的部分？如果丁天使是一個異性戀，這本書就沒有價值了嗎？」
對杜修蘭而言，將小說主角丁天使設定成女同志只是一個選擇，寫作前，她並沒有特別進行研究，頂多央求身邊的同志同事帶她去T bar看看，「我心底的想法是，同志是人、異性戀是人，我就是以『人』的角度寫故事，愛情裡的忌妒和吃醋都是一樣的。」不過，這樣的丁天使，經歷了女友自殺、同志與愛滋汙名、成年後自組另類拉子家庭，幾乎具現了台灣90年代後的同志生命經驗。如同學者紀大偉在專欄「台灣同志文學簡史」〈正面與背影〉一文的分析：《逆女》裡的同志人物正面面向讀者，清晰鮮明地呈現一個女同志的生老病死，也得以成為視覺化的素材，翻拍為電視劇。
在25年後回看《逆女》，同志情節的部分的確有如史料，如今重新浮出檯面，值得重新細讀與分析的，或許是小說中緊繃逼人的母女關係。杜修蘭在書序中提及，每個角色的命名都有其反諷意涵，唯獨「母親」這個角色除外，「因為她主導了主角的生命，『媽媽』就是最好的名字。」重讀這位母親角色，其在家庭關係中的行為模式，便是嚴重使用情緒勒索，控制慾強，無法提供子女同理。小說裡，丁天使的悲劇，正是源自這個在感情上遺棄她的母親與家庭。
而杜修蘭在《逆女》中傾全力處理的，其實都是自己。訪談到了第二個小時，她一點一點透露，那個她所謂人生最低潮的細節。
90年代，股市崩盤，杜修蘭辭去了證券所的工作，轉作地下營業員，卻碰上了客戶違約交割，金額大到她無法負荷，上了法院，也登上社會版。然而，原生家庭卻從來不是她的支持與後盾。杜修蘭說，「我和母親的關係比書裡還嚴重，甚至到了無法同桌吃飯的地步。」
在《逆女》建構丁天使的生命時，她也同時回顧自己與家庭的關係。杜修蘭說，「我是在寫小說時才意識到那是一種精神虐待。我為什麼寫出張力那麼大的親子關係，因為我就是在張力很大的家庭關係下生活的。我從小就穿著盔甲長大，把自己訓練得特別堅強。」
杜修蘭獨立自主，卻也敏感旁人的眼光，無論是工作或情感上的壓力早已習慣獨自肩擔，幾乎沒有出口。「寫作就像紓解，我會在過程中想一些人性的問題，從我母親的立場去思考想她為什麼會這樣，創作對我來說，就是對人性的體悟。」
例如，在小說中一段，1987年兩岸開放後，外省父親立刻返鄉探親了，母親自此懷著巨大的不安全感（想像中的反攻大陸後的人財兩失），理所當然地崩潰與嚎叫。同樣的情節也曾經在杜修蘭的人生中上演，無法向母親理清的反攻大陸神話，無法消解的不安與匱乏，讓杜修蘭只能靠寫作清理與逃躲。
從第一本書《逆女》到《溫哥華的月亮》，她將自己代入小說角色，模擬他們的所思所感，也讓自己的人生獲得一些解釋，「我的每一本小說都在講人性。用人性來解釋處境，就會比較釋懷一些。寫作是壓力的出口，也是檢討自己的方式，是什麼影響了我的人生觀。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學會解開了很多內心的結，和我自己和解。」
於是，《逆女》之後，杜修蘭離開原生家庭，離開台灣，在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拚搏自己的事業與人生。如同丁天使，在90年代做為一個女同志，背負著壓力與羞恥，靠自己獨自長大。「其實我現在不可能再寫出《逆女》這樣的小說，我已經離開那個情境了。我到國外也沒有寫作的欲望，或許是因為我走出來了。」
寫與不寫的理由其實很純粹，至少，杜修蘭已然脫下布滿深痕的盔甲，把丁天使的悲劇與宿命留下，讓自己的生命去到全新的地方，海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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