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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穿著盔甲長大,把自己訓練得特別堅強。」──專訪杜修蘭《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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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1996),杜修蘭以小說《逆女》初試啼聲,獲得第一屆皇冠大眾小說獎。故事敘寫女同志丁天使的成長歷程及破碎糾葛的原生家庭,矛盾的性別、階級與族群問題交織於一身,其寫實張力令人驚豔。2001年,導演柯一正把小說拍成電視劇,成為台灣電視史上首次以女同性戀為主角的電視劇。而後,杜修蘭陸續寫作了《默》《沃野之鹿》《別在生日時哭泣》等小說後便消失在文壇。不過,若用她自己的話說,情況其實是,「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個作家。」


25年後,杜修蘭一身白衣牛仔褲,笑聲朗朗地出現了,為我們回顧彷彿遲到了25年的答案:她為什麼寫?又為什麼不寫了?

我其實沒想過自己能寫,寫作《逆女》是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某一天,杜修蘭在金石堂書店翻了一本小說,在書後看見皇冠出版社第一屆大眾小說獎的徵文活動,「我翻著那本小說,心想,這樣可以出書的話,我也會寫啊。」回家,她搬出電腦,開始寫。當時她在證券行上班,白天買賣交易,夜晚興頭好時,她可以一口氣敲出一兩萬字。那定是有話必須傾吐,且源源不絕的時刻,但,到底是什麼樣的「低潮」逼出這樣的書寫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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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杜修蘭沒有直接回答,倒是順著人生經歷,聊著離開台灣後,從加拿大到美國,那些不再寫小說的日子。當時《逆女》出版,她已經準備移民,一個人去加拿大念書,期間,靠著投資舊公寓存了一些錢,然後去美國創業。「我在佛羅里達標了一間被法拍的舊飯店,經營五年後賣掉,再開公司做土地開發,在奧蘭多的環球影城旁蓋酒店式公寓……」大概是看到我們目瞪口呆的表情,杜修蘭說著說著,不好意思地大笑了。大概兩年前,她為了甫完工的建案,前往廣州佛山訂購數十個貨櫃的家具,結果遇上疫情,便留在台灣了。已長年不在台灣的她,電話改了,email換了,卻也是疫情造成的機緣,出版社得以連繫上她,讓《逆女》在25年後再版面世。

「接到出版社的電話時,我非常驚訝,現在還有人看書嗎?」當年《逆女》得獎後不久,她便移民溫哥華,開始過起上述「征戰商場」的人生。她幾乎不知道這本小說帶來的影響力,也沒看過電視劇《逆女》。其實,她甚至不明白為何讀者們那麼重視小說中的同志情節。「對我來說,同性之間的關係很平常與普通。當初也沒想過同志的部分會被拿出來特別放大檢視,我其實很困惑,我在小說裡寫了很多東西,為什麼只看到同志的部分?如果丁天使是一個異性戀,這本書就沒有價值了嗎?


對杜修蘭而言,將小說主角丁天使設定成女同志只是一個選擇,寫作前,她並沒有特別進行研究,頂多央求身邊的同志同事帶她去T bar看看,「我心底的想法是,同志是人、異性戀是人,我就是以『人』的角度寫故事,愛情裡的忌妒和吃醋都是一樣的。」不過,這樣的丁天使,經歷了女友自殺、同志與愛滋汙名、成年後自組另類拉子家庭,幾乎具現了台灣90年代後的同志生命經驗。如同學者紀大偉在專欄「台灣同志文學簡史」〈正面與背影〉一文的分析:《逆女》裡的同志人物正面面向讀者,清晰鮮明地呈現一個女同志的生老病死,也得以成為視覺化的素材,翻拍為電視劇。

在25年後回看《逆女》,同志情節的部分的確有如史料,如今重新浮出檯面,值得重新細讀與分析的,或許是小說中緊繃逼人的母女關係。杜修蘭在書序中提及,每個角色的命名都有其反諷意涵,唯獨「母親」這個角色除外,「因為她主導了主角的生命,『媽媽』就是最好的名字。」重讀這位母親角色,其在家庭關係中的行為模式,便是嚴重使用情緒勒索,控制慾強,無法提供子女同理。小說裡,丁天使的悲劇,正是源自這個在感情上遺棄她的母親與家庭。

而杜修蘭在《逆女》中傾全力處理的,其實都是自己。訪談到了第二個小時,她一點一點透露,那個她所謂人生最低潮的細節。

90年代,股市崩盤,杜修蘭辭去了證券所的工作,轉作地下營業員,卻碰上了客戶違約交割,金額大到她無法負荷,上了法院,也登上社會版。然而,原生家庭卻從來不是她的支持與後盾。杜修蘭說,「我和母親的關係比書裡還嚴重,甚至到了無法同桌吃飯的地步。」


在《逆女》建構丁天使的生命時,她也同時回顧自己與家庭的關係。杜修蘭說,「我是在寫小說時才意識到那是一種精神虐待。我為什麼寫出張力那麼大的親子關係,因為我就是在張力很大的家庭關係下生活的。我從小就穿著盔甲長大,把自己訓練得特別堅強。

杜修蘭獨立自主,卻也敏感旁人的眼光,無論是工作或情感上的壓力早已習慣獨自肩擔,幾乎沒有出口。「寫作就像紓解,我會在過程中想一些人性的問題,從我母親的立場去思考想她為什麼會這樣,創作對我來說,就是對人性的體悟。

例如,在小說中一段,1987年兩岸開放後,外省父親立刻返鄉探親了,母親自此懷著巨大的不安全感(想像中的反攻大陸後的人財兩失),理所當然地崩潰與嚎叫。同樣的情節也曾經在杜修蘭的人生中上演,無法向母親理清的反攻大陸神話,無法消解的不安與匱乏,讓杜修蘭只能靠寫作清理與逃躲。

 

從第一本書《逆女》到《溫哥華的月亮》,她將自己代入小說角色,模擬他們的所思所感,也讓自己的人生獲得一些解釋,「我的每一本小說都在講人性。用人性來解釋處境,就會比較釋懷一些。寫作是壓力的出口,也是檢討自己的方式,是什麼影響了我的人生觀。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學會解開了很多內心的結,和我自己和解。」

於是,《逆女》之後,杜修蘭離開原生家庭,離開台灣,在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拚搏自己的事業與人生。如同丁天使,在90年代做為一個女同志,背負著壓力與羞恥,靠自己獨自長大。「其實我現在不可能再寫出《逆女》這樣的小說,我已經離開那個情境了。我到國外也沒有寫作的欲望,或許是因為我走出來了。

寫與不寫的理由其實很純粹,至少,杜修蘭已然脫下布滿深痕的盔甲,把丁天使的悲劇與宿命留下,讓自己的生命去到全新的地方,海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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