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秋分了，近黃昏的天光仍敞亮。分別在三總北投分院與台大精神科服務的張復舜和廖偉翔一前一後，在長日將盡時暫卸白袍，登入另一個身分——《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的譯者。日前三級警戒期間，兩位接受了OKAPI的線上訪談。
《兩種心靈》於2000年在美國出版，作者譚亞．魯爾曼（Tanya Marie Luhrmann）本業是人類學家，為了研究文化與精神疾病的關聯性，一頭栽進田野，歷時四年潛伏在精神科前線當「間諜學徒」，她從臨床會談、病房巡視、治療團體到論壇交流無役不與，甚至親身接受300多次精神分析。這本高達26萬字的醫界生態筆記，細細紀錄了精神科醫師與他們的產地——像張復舜、廖偉翔這樣進入醫院服務未滿十年、尚在捏塑精神醫療信仰的年輕心靈，正是魯爾曼當年鎖定的觀察對象。
掀開診間簾幕的生態觀察
當新進醫師踏入作者形容為「痛苦、悲慘、高薪也難以彌補」的訓練過程，另一雙眼睛不動聲色地黃雀在後，拾起各種零碎線索，以扎實的紀錄讓《兩種心靈》有如傳送門，將兩位聯手翻譯本書的現職醫師帶回實務現場，尤其她精準（並帶黑色幽默）的側寫，簡直句句命中靶心。
「比我自己講還更細膩、更清晰！」談起翻譯本書的啟發，張復舜直言，「在生物精神醫學體系裡，個案所講述的內容，被視為『症狀』，他的故事會變成一組組『病理學名詞』。這本書能幫助需要跟精神醫療打交道的人了解，你置身的這個體系為什麼會長成這樣？也反思：你在抵抗的是什麼？」
問起投身精神科的初衷，廖偉翔表示，「我想看到更『完整的人』，而非症狀或疾病。」張復舜則說，「想深入了解人，並且真實互動。」
他們的回答，恰好都呼應了魯爾曼寫作本書的初始好奇。踩在醫學與人類學的對蹠地，「兩種心靈」原指美國在80、90年代精神醫療訓練中的兩個主流──仰仗「談話」為工具的心理分析，和承襲生物醫學的精神醫療。兩大門派對於一個人為何失常、該怎麼治療各有擁護，而這些觀點如何刀削斧鑿出一個人，正是人類學家窮追不捨想探究的。
沒有人會選擇精神病，它只是「發生」了。——譚亞．魯爾曼
馬奎斯短篇小說〈我只是來借個電話〉，投射出大眾對精神醫療的噩夜想像：將人關進病房軟禁折磨至神智不清，或視整個社會如資本主義搭建的大型監獄……。當新手醫師脫離了黑白分明的教科書，第一課就是先墜入各種灰色地帶──有人認為「我的悲傷不是病」、不必吃藥，也有同僚深信診斷幫助病人得到解脫。因此，張復舜首次讀到《兩種心靈》時興奮難抑，「台灣很少有書像《兩種心靈》說得這麼細膩且不帶批判，讓精神醫學與社科領域有了共同對話的基礎。」他一方面懾服於心靈之謎浩瀚如海，一方面也因懸殊觀點的價值衝撞而心旌動搖，如同魯爾曼所說的：「還在讀書時，常聽自由派朋友抨擊『精神醫療監禁』的罪惡，我原本想像病患在醫院受到不公平對待，但實際上，他們可能在該受治療時無法得到臨床照護。我看見的精神醫療不是壓迫，反而是資源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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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復舜與廖偉翔皆是「公醫時代」平台創始成員，願意讓繁浩的翻譯工作榨取所剩不多的餘暇，多少說明了兩人潛在立場。首度翻譯書籍的張復舜說，「譯書過程很像孵蛋，必須來回沉浸並尋找適合的語言，永遠還有更好的譯法。」後期加入的廖偉翔已有多本譯作，如《在懸崖邊緣，接住你》、《精神病大流行》（合譯），他笑說，「翻譯的樂趣在於必須精讀，譯得愈多愈知道如何掌握，夾在忙碌行程中反而有紓壓效果。」
那份遣詞斟酌切換到訪談上，不難發現兩人對言辭的細慎，例如不說「生病」而說「有狀況」，用「釐清」替代「處理」。因為語言不僅僅是語言，也鋪設了一個人據以立足的后土，而「不評斷」是精神科極為重視的態度訓練。張復舜說自己使用DSM（精神疾病診斷手冊）時總會自我提醒，人不會無緣無故坐在這裡，要記得看見更多的故事脈絡、眼前的人有故事需要傾訴，「如果我腳斷了，當然希望直接把骨頭接好，不必問是不是很難過啊什麼的；但精神科不一樣，在這裡特別需要聆聽。當你看到個案身處在某種受苦狀態裡，你不會覺得他荒謬，或這人怎麼那麼差勁……你會告訴自己應該對這狀態有更完整的了解，而非丟下評斷就走了。因為我是要一直跟他工作下去的，必須更貼近他的感覺。」
在說與聽之間，迂迴靠近
張復舜說，「當我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有價值，往往是受苦之人從我這裡獲得了一些什麼的時刻。」所謂的「一些什麼」在廖偉翔身上，則是見證個案的「不一樣」。是指狀況好轉嗎？「不一定，」廖偉翔解釋，「比如他光是更清楚自己有時會情緒低落、有時會浮躁，能退一步想再慢慢磨合，就很不容易。那是種陪著個案一起分擔的感覺。」
「一起」很重要，因為很多時候連醫生也沒有標準答案，只能併肩在路上。
幾年訓練下來，廖偉翔摸索出彈性，「體系定義他是個病人，但我們也可以跳出框架看他，透過蛛絲馬跡了解他的處境。不墨守某個診斷或倚賴藥物，仍然能幫助眼前的人，而且都是符合醫療規範的方式。我們不會一成不變地面對個案，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需要。這也是我想走精神科的原因之一。」廖偉翔務實地說，「要在兩種模式之間不斷換檔一直蠻有挑戰，但也創造出更多路，關鍵在怎樣結合得更好。如果問心理治療該怎麼學，其實就是去做啊！」
隨經驗長出的，還有對「模糊」的包容。廖偉翔坦言，「剛開始會緊張看不懂怎麼辦，急著討救兵。後來慢慢覺得看不懂也不會怎樣，就找人討論或等線索浮現。」尤其有時個案認為治療沒用，有時覺得醫生不懂，再也沒出現在診間，「有時候你得先解決眼前的狀況，才有機會問出更多端倪——是失眠或憂鬱？還是藏了更多原因？讓他願意看下一次、讓時間去消解不確定感，反而是更重要的。」張復舜附議，「精神科比較沒有檢驗，多半依賴言談和行為判斷是否符合症狀。要能忍受一直存在著『不確定』，我的作法是盡力保留空間，讓『不確定』慢慢被從渾沌變澄清。」
這樣的治療步調聽來踟躕又緩慢，而不追求一次做對，是因為在變動無常的世界，對錯換位都是一瞬間。唯有在每次嘗試中，一步步更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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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二位譯者對《兩種心靈》中的寫實深感共鳴，但書中場景畢竟發生在上個世紀，不免令人困惑這20年來，在與精神疾病的戰役中，我們改變了什麼？張復舜解釋，「是有改變啦，但不見得往好的方向。藥物相對來說始終是經濟又有效率的選擇，那個傾斜我想一時半刻很難扭轉。但各種治療方式與科學驗證的整合路線，確實有愈來愈主流的趨勢。」廖偉翔接著補充，「在地的文化也很重要，各國會有不同遺緒，比如曾經歷高壓統治的國家，精神疾病有一定比例與政治犯不脫關係，我覺得《不正常的人》就是蠻好的本土研究。」
從「透鏡」的相遇，發現世界的相異
包括體系中的邊緣位置、健保財政顧此失彼的權衡、精神醫療在倫理間的兩難……種種盤根錯節不易三言兩語說分明。張復舜對此感觸良多，「翻譯《兩種心靈》讓我對身處的體系有更深入的理解，而且帶著歷史縱深，例如『精神分析醫院』的爭議論戰過程非常精彩，但在我們的精神醫學教育裡未必會教到。」廖偉翔同意精神醫療有其內在的多元與矛盾，他苦笑了一下，「相對於內外科，精神科是冷門科別，這好像也影射了某些精神科醫師或病人的邊緣處境。」但他也聲明，「我或復舜並不能夠替精神醫學代言，只是身為參與者，提供一些角度。」
魯爾曼撰寫《兩種心靈》其實是想提供另一枚「透鏡」，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顯相我們曾深信不疑的真實。廖偉翔說，「當你學會用精神醫學的透鏡看世界後，就回不去了！人類學大概也是，受過訓練後眼光就回不去了。這會讓你思考個人責任與疾病之間的對立關係，兩者未必不可並存。」而看到之後的世界，是更混沌或更遼濶，無人有資格斷言。或許重要的不是平息沙塵暴，而是在風暴中放緩腳步、盡力看清人類心靈變幻莫測的光景。
除了明白世界不只一種透鏡，還需要更多的好奇，無論是對我們生活的土地，或是對陌生未知的領域。訪談最後，廖偉翔告訴我們，「醫學也許沒有想像中偉大，但我相信，光是可以更開放、更多元的理解各種經驗，不急著下評斷，就回應了人類學的初衷，而這也是精神醫學的初衷。」
兩種心靈：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醫學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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