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者》副總編輯劉致昕。（攝影/ 林彥廷，提供/ 劉致昕）
「在被撕裂的國度中，真相不受歡迎。」
——節自《真相製造》
疫情下，隔著鏡頭視訊採訪畫面中的劉致昕，神情和語調都略顯疲態。過去五年來，他深入比利時、法國、德國、印尼等國，彷彿是戰地記者般，一路跟著煙硝味，穿梭在各個資訊戰的現場。如今回望，他才意識到這條路竟已走了這麼長。
這段追著真相跑的長征，得從2015年說起。當時劉致昕以獨立記者身分到歐洲採訪，德國因為在短時間內湧入百萬難民，人民排外情緒高漲，恐怖攻擊事件頻傳，社會氛圍急遽轉變。隔年，「假新聞」開始像傳染病般，接續發生在許多歐洲國家。當社交網站扮演著煽風點火、製造仇恨對立的角色，讓過去主跑網路線的劉致昕好奇：這把火究竟可以燒多大？
2016年，劉致昕以比利時布魯塞爾為起點，足跡踏遍德國、法國、印尼等八個國家。他以病毒比喻假新聞，「我想知道這場傳染病在不同國家產生什麼跡象？人們有什麼症狀？反映出身體哪一部分出了問題？」如同COVID-19在全球大流行，不同國家有不同對策，劉致昕在新出版的《真相製造》中，有條有理地爬梳ISIS如何透過網路招募失落的移民後代青年成為聖戰士、境外勢力大軍如何影響法國總統大選、印尼民主政體用哪些策略對抗假新聞、東西德人如何跨越那道「無形的牆」看見彼此。
真相製造：從聖戰士媽媽、極權政府、網軍教練、境外勢力、打假部隊、內容農場主人到政府小編
真相製造：從聖戰士媽媽、極權政府、網軍教練、境外勢力、打假部隊、內容農場主人到政府小編 (電子書)
回到故鄉台灣，即使兩岸特殊的政治背景，讓境外勢力透過不實資訊影響國內，已非島上新鮮事，劉致昕仍經歷過一段「狗吠火車」的無力感。2017年五月柏林，他在一次「極權國家如何透過網路影響公民社會」的大型研討會上，看見一邊談的是德國如何面對俄羅斯的網路滲透，一邊是ISIS如何崛起，兩個相差三年的場景，既視感卻如此強烈，背後都以操弄假消息來運作。然而，當劉致昕急切地帶著西方民主國家討論假新聞的趨勢回到台灣，即使時間軸又慢了三年，換來的卻是議題不受重視的挫敗。
直到2018年公投，當正反兩派論戰日益激烈，台灣人才普遍意識到社交網站與大數據隱藏的危害。那些劉致昕曾經報導過的海外「空戰」，正如火如荼地在自己的國家上演。對於自己能走訪多國，串連不同時空背景下的資訊戰故事，自謙的劉致昕，以privilege（特權）概括他的勇於嘗試，他靠著申請海外研究計畫經費、與各媒體提案合作，才得以支應海外採訪開銷。捧著這份能「在現場」的特殊待遇，他愈發覺得自己有責任把故事大聲說出來，讓更多人聽見。
筆耕之餘，隨著假新聞議題逐漸受到台灣社會關注，劉致昕也受邀到各地演講。他苦笑，過去一年多來假新聞已成了高度政治化的議題，讓他在演講時面對台下聽眾的提問，總不時感到擔憂。曾有高中生問：因為氣憤爸媽誤信網路假新聞，能否也自己創粉絲頁、買假帳號，把「我覺得對的事情傳出去」；或有高齡長者一邊感謝聽完演講後不會再相信錯誤資訊，同時又問：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是不是老天派來拯救台灣？
當假新聞如病毒般寄生在情緒上、吸著仇恨的血液茁壯。劉致昕發現，他與社會大眾溝通時，多數人在意的不是假新聞議題本身，而是「誰在製造假新聞」，表面上看似想關注假新聞的同時，心中其實想證明：我相信的東西才是對的、我不支持的陣營釋出的才是假新聞。
劉致昕說，「假新聞除了是傳播力強悍的病毒，更像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社會也好、個體也好，在面對病毒來勢洶洶當下，除了學會辨識訊息真偽，我們的民主社會還缺乏了什麼？公民素養需要加強什麼？」
劉致昕工作照。（攝影/ 王文彥，提供/ 劉致昕）
劉致昕是南國長大的孩子，在單親家庭長大。家族裡頭，他是少數有機會進入國立大學，取得翻轉階級入場券的「幸運兒」。從金鼎獎、卓越新聞獎到人權新聞獎，他的報導是新聞獎項的常勝軍，面對這麼多專業肯定，或許是成長過程中累積的不安全感，他心底總有止不住的誠惶誠恐，甚至認為非傳播科系出身的自己，是名「不合格」的記者。
容易自我懷疑的性格，也讓他在首次嘗試從記者身分轉換成書籍寫作者時，吃了不少苦頭。《真相製造》責任編輯夏君佩便形容，「劉致昕文如其人、思考細膩，寫作過程除了回頭重新檢視過去五年的採訪錄音和筆記，更花了許多時間與自己對話，來來回回打磨書稿。」
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則表示，「《真相製造》不是一本可以立即趕出來的書，對劉致昕而言，這本書像是過去五年的總成果報告。」從合作過程中，即使劉致昕展現出許多自我困惑，莊瑞琳仍肯定他蒐集獨家素材的能力、容易取得受訪者信任的特質，讓假新聞議題可以透過鮮活的人物刻畫，呈現不同的面向。莊瑞琳說，「我不擔心書稿篇幅過長或主題太硬，反而可以在不斷『撞牆』的過程，看著一個有潛力的年輕作者誕生。」
劉致昕認為，非科班出身的自己，像是在追蹤假新聞議題過程中，給自己補了一堂媒體素養課。他在自序中特別引述印尼媒體集團TEMPO.co網路總編輯的提醒：當資訊如亂流襲來，身處漩渦中的媒體從業人員，更應堅守價值。透過這本書的旅程，劉致昕回望自己，嘗試理解長期以來內心深處對於記者工作的焦慮，試圖找到身為媒體人該扮演的角色與價值。於是，他在書中也紀錄了各國媒體人的奮戰，透過描繪同業的身影，如同於洞穴裡看見微光，找到繼續前進的動力。
早在高中時就萌生當記者念頭的他，在大學推甄時，碰巧遇到政大外交系與新聞系在同一天面試。得知消息後的雄中校長，把劉致昕找來「開導」一番。原來，校長的兒子在某大電視台擔任主管，認為當記者不一定要念新聞系，媒體業欠缺的是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校長的提點，讓劉致昕最後選擇外交系，而後在系上的模擬聯合國大使、前往德國NGO實習等經驗，確實替他開拓了不同於新聞科班訓練的另一扇窗。
比起在同溫層裡頭的對話，劉致昕始終期盼，自己筆下的一字一句，能讓「同溫層外」的家人也看得懂，他說，「台北與家裡對我來講就像兩個世界，而我腦袋連結著的還是家人。家人的存在，像是不斷提醒我，社會上還有很大一群我不理解的閱聽人，同樣需要知道發生在生活周遭的重要事件。」
2019年一月在脫離獨立記者身分成為《報導者》全職記者，又在2020年七月接任副總編輯位置後，劉致昕接下製作Podcast的艱鉅任務，嘗試與更多不同溫層的群眾對話。他說，「Podcast聽眾確實能接觸到不同於過往《報導者》的讀者，有食物外送員、市場攤商，也有來自美國的視障者，也有國際級的律師。」在注意力稀缺的年代，製播Podcast的經驗，劉致昕得以有機會走進這些人的生命裡。
「當然我從不認為因為自己是誰、或因為談論的議題有公共性質，大眾就一定得接受我想傳遞的訊息。」然而，劉致昕堅信，無論未來傳播媒介如何轉變、資訊戰將帶領社會走向何方，「只要有人還信任我、需要我，我就會做一天算一天。」
▶春山與劉致昕為新書開設的Podcast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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