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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願意說一些雞湯與金句,告訴你如何做人。」──專訪張亦絢《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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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打算,在我43歲那年,消滅我所有的記憶。

這是2015年張亦絢長篇小說《永別書》裡的第一章、第一段話,那年的她,正巧站在43歲前夕。沒有例外,以「打算」起始的,往往走向不然。真實是,記憶再不優雅或狼狽,也絕不要忘記。這是我在採訪張亦絢前想到的一個片段,也是閱讀《我討厭過的大人們》的心內音。某些記憶於人、所有記憶於她,都導向了一句:「我絕不忘記」。

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張亦絢在新書《我討厭過的大人們》調度她精準深刻的記憶,「記憶」它如此瑰麗,不寫下來多麼可惜,可是她偏偏不談喜歡,更不賣雞湯,她從「討厭」的人、「恨過」的事入手,幻掌翻騰,寫下你咬破舌尖也寫不來的一句話:「有時討厭往往就是,想得不夠清楚的愛。」腦海才喀噹一響,她又當面補充道,「可是喔,那些討厭都是真的。」對於曾經,所有想得不夠清楚與後來才總算學會的愛,她還是要記住,即使如今不討厭了、過去了,甚至喜歡了,她也願意對「曾經」誠實。曾經就是,我是真的厭過與恨過。

《我討厭過的大人們》最早是連載於《幼獅文藝》的專欄,她回憶剛開始書寫這系列時,一次出席文藝場合,才提到專欄第一篇決定先討厭鄭清文,大家紛紛猜想,是不是因為鄭清文曾這樣與曾那樣。她細思種種討厭,「其實,不只是這樣。」就像在書裡,她如全能收納王,將不同的討厭分類清數,討厭也討厭得高調,絕不單一。她的討厭有多種層次,比如面對「光榮感」與它帶來的不安與壓力,就構成了非理性的討厭;或如她所言,有一種討厭是「想得不夠清楚的愛」;以及,真正討厭一件人事的討厭。

有些討厭還沒過去,而「過了」的那些,都縫在書裡。從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席薇亞.普拉絲(Sylvia Plath)楊翠葉石濤,他們都曾經遭逢一個時機、節點,才躍開成為「過去」的討厭。回顧寫作討厭誰的選秀大會,張亦絢自述,通常她會先花上一天決定要討厭誰,再花一天寫成,「當然,處理比較大的討厭時,可能要花兩天。」她更坦率說了,「我寫作是快的。像苦行僧一般的寫作,我無法。」她依然不想也不會,為不優雅說話,「畢竟,能不寫多好啊!」說這話時,眉眼彎彎。


我在書中讀到一段,猶為喜歡:「把討厭與恨都進行到底吧——但絕不要『昏頭昏腦,想都不想』地進行,而要『步步為營,草木皆兵那樣警醒』地進行。」這談的當然是恨與討厭,負能量也不怕開到最強,可我倏然感受到的是「溫柔」。聽到「溫柔」,張亦絢反而問,「通常被說溫柔要開心,或說聲謝謝,對嗎?」她並不輕易接受溫柔一評,而是選擇告訴我們,「那些討厭都是真的,恨當然也是。我曾經算過,若要寫恨,我應該可以寫下108恨。」恨恨相連、討厭疊加,我沒有回答她,雖然被說溫柔通常都要開心,可她的溫柔,本來就不通常。

一如她說,「不是要你不要恨、不要討厭,是弄清楚再討厭,這樣才能信任你的恨或討厭。」她以討厭一個人來形容,有時她會自問:真的要討厭下去了嗎?我討厭他到想切掉他嗎?不,可能也沒有那麼篤定,「比起切對方,我可能更想去切顆芒果。」或許,你也明白了一些我讀見的溫柔,那個溫柔不是來自「其實才不討厭」,而是「我討厭它的脈絡」,因為有脈絡,討厭與恨就有了底氣與來處——我討厭你討厭得自信自在、風生水起。這就是張亦絢獨有的溫柔。

張亦絢總是警醒,「我並不願意說一些雞湯與金句,告訴你如何做人。」新書裡有篇〈恨採取立場〉,她進一步說到,「我無意成為一個意見領袖,我只是我。當然有些時候你必須知道你要說、你該說。」她回憶在法國讀書時,經常造訪一間書店,有一回,看見書店老闆不知怎麼一直觸碰他的女店員,毫不自覺這哪裡有問題,女店員選擇轉身表達:「你這樣摸我,當我是狗還是貓嗎?」這般表達,有時就會招來「女人這樣就不性感了」的評價,張亦絢同樣不以為然,「性騷擾就是性騷擾,我覺得她超級性感。性感是什麼,每個人都不一樣,就像女性主義是什麼,也不一樣,文學?當然也是。

 


《我討厭過的大人們》裡也寫到,做為女性主義者,她難免還是以「女性主義式的浪漫與真誠」看待人事。面對女性、女性主義者、女性作家的身分定位,以及我對它們各自的提問,張亦絢以「靈活」來回應。她認為,自己進入女性主義領域的初始,存有一種幸運,「我很幸運在很年輕時遇到一些學姐、前輩,得到一些『真傳』。」那個真傳就是保持靈活,一如她認為的「女性主義」是一種相對論,「就像斯多葛主義相對於伊比鳩魯,女性主義有時則相對於沙文主義。女性主義它是一個歷程,不是單一事件。」問她是否在自己作品中嘗試為女性發聲?她總是看得比大多數人更清澈,「我選擇為女性或男性發聲嗎?不是,我選擇為弱者發聲。

訪談中,張亦絢幾次談起義大利導演費里尼,她以電影《樂隊排練》為例,片中有一段關於小提琴「是男性還是女性」的討論,當她試圖把自己投到那個框架思考,或許不會認為樂器是某種單一性別,「我覺得是男是女都可以。我會思考兩個可能:她(電影中回答『男性』的女樂手)認為是男性,就是那個模樣嗎?或者,她想的是,女性為什麼不能像操控樂器那樣操控男性?」這表露的就是張亦絢的靈活,那般靈活,更透靈性。

讀張亦絢的新作,也感受到她對詞語如何被使用的注意,卻能同時體解的寫:「現在我當然知道,適格的成年人,不會挑剔用語。」從這句話出發、從新書書名出發,那麼,「大人」應該是什麼呢?她只反問,「你想聽一個故事?還是,一個定義?」理所當然,我選擇了都要。

故事開始,張亦絢提起了自己的小姪子,大約在他學語的初始,曾經對她這樣說道:「姑姑妳好笨!」她問,為什麼這樣覺得呢?小姪子思考後說:「因為妳常常掉東西。」張亦絢半點不羞惱,反而認真教他:「我跟他說,那不是笨,是笨拙。」笨拙才會手忙腳亂、掉東掉西。姪子於是如得新大陸,開始活用笨拙來形容四方大人。不久後,她又與姪子一起玩積木,小孩幾次抓不穩當後,又向姑姑發問:「姑姑妳為什麼沒有說我笨拙?」張亦絢才露出慧黠一笑,對姪子也對我回答了:「因為我是大人啊。


大人就是懂得傾聽與選擇不說,大人雖然也是小孩,小孩是他的一部分,但他不只是個小孩。」故事之後,她也給了定義,「我會思考一件事是,大人其實可以不說話、可以不表態。」一如她在〈恨採取立場〉舉出的童話故事《十一隻天鵝》,公主妹妹為救變成天鵝的哥哥們,在編織好11件蕁麻衣前不能說話,否則魔力散失、詛咒永恆。在說與不說的驚險歷程中,突顯了「話語實踐」與「話語生產」兩者的重要性,而無論是採取立場的發聲,或不採取明顯立場的文學,在她看來,沒有一樣應該被放棄。

張亦絢《我討厭過的大人們》充滿可說的故事,在小說寫作者的身分之外,她同時是能說故事的人。借用文本一段話:「可說的意思,不在編不編故事,而是『故事總在抵抗(的工作)後』。」她在散文裡寫出比故事更大的存在,在訪問中給出比定義更好的故事。在世界、社會與性別,甚至在文學裡,她選擇靈活辯證。

訪談後的巷弄外,巧遇才告別完的張亦絢,意外獲得一個擁抱時,終於明白在她的文字裡那無以名之必須審慎表達的感受,大約是:還有一種討厭,其實是不得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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