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開選單

網站服務選單

登入

頁面路徑列表

子選單列表

紀大偉讀同志文學史

【週二|台灣同志文學簡史】紀大偉:反共愛國與現代主義

  • 字級


紀大偉專欄

按照我的觀察,台灣文學中呈現同志的文本,最早至少可以向前推到1960年。1960年,白先勇發表短篇小說〈月夢〉;1961年,白有短篇〈青春〉;1961年,姜貴有長篇《重陽》;1963年,郭良蕙有長篇《青草青青》;1967年,林懷民有中篇《安德烈紀德的冬天》;1969年,林懷民有中篇《蟬》。進入1970年代之後,就更熱鬧了。

我將上述文本「描述」為「呈現同志的文本」,而非「定調」(這是當前流行語)為「同志文學」。

「描述」與「定調/定義」不同。以下是個「描述」的例子:他180公分高、80公斤重、留口字鬍、紅十字會救生員兼游泳教練、長滿捲毛的手臂能搖出百種雞尾酒……;「定調」為:他是「優熊」。有時候定調/定義/標籤很方便,有時候描述更加貼切。許多文本本身並不能被定調為同志文學,然而它們卻幫助讀者描述同志、幫助同志描述自己;例如張愛玲的早期小說、白先勇的〈金大班〉與〈尹雪艷〉:它們甚至並未呈現同志,但它們成為描訴同志的工具。

在整理同志文學史的過程中,我並不覺得這個計畫是「同志文學」的「史」,而認為是「同志」和「文學史」的對話。逐一指認台灣文學中的「符合資格的同志文學」並編成花名冊,固然是必要的史料整理工作,但這個工作並沒辦法對應以下的事實:很多「非同志文學」(例如,楊牧的散文〈1972〉)也決定了讀者對於同志的想像,而許多「同志文學」(含多種大膽展現同志情欲的通俗小說)卻不見得增進讀者對於同志的理解。我也絕對無意藉著「看到任何文本都認定為同志文本」來擴大同志文學的版圖──這種擴大版圖的動作就是一種一廂情願的「都更」

我寧可思考一種難割難捨的纏綿情境:在一邊,是多種文學(它們有些算是同志文學,很多卻未必是同志文學)所拼湊而成的、馬賽克拼布一般的文學史;在另一邊,是各種「同志想像」。這兩邊的碰撞結果,是我所想期待的同志文學史景況。在此所指的「同志想像」,不只包括容易被人辨認的同志其人其事其物,也包括了迴避被辨認但卻讓人遐想的人物與心緒,以及多種只能說不能做或是連說出口都不能的情感。以上說的「同志想像」,聽起來好籠統模糊不準確,但這種難以掌握的狀態可能比較貼近歷史:歷史本來是馬賽克般的拼布。

剛才提及,台灣同志文學至少可以上溯到1960年。能不能更往前推一點?我想1960年代之前,在1950年代的時候,台灣應該已有同志次文化(如,在新公園找朋友的生態),也應該有了刺激同志想像的國外讀物,不然白先勇怎能夠在1960年和1961年寫出〈月夢〉和〈青春〉?不過我還沒看到1950年代的相關史料。1950年代的這些「野史」有待發掘,而1950年代的時代主旋律則具有決定文壇整體動態的力量:1950年代是「反共文學」的年代;在那個年代不寫反共文學就已經是不識時務之舉,哪裡還能讓人寫同志文學呢?

台灣新文學史(上下冊)
台灣新文學史(上下冊)
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下略為《陳史》)指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1949年11月抵台之後,就馬上展開「反共反蘇的文化運動」。在密告和檢舉的文化中,許多「紅色、黃色、黑色」的書刊被查禁。但《陳史》也提醒,1955年起,「女性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開始掘起,而這些正是「潛藏在1950年代反共文學之下的伏流」:女性文學不必只寫男性作家關心的中國大陸大歷史,也可以寫台灣生活小事;現代主義鼓勵作家挖掘人的內心幽微,而不必再歌頌作家身外的壯麗山河。1956年,白先勇的老師夏濟安創辦了受到美國現代主義強烈影響的《文學雜誌》(刊登了白的小說處女作);1960年,白創辦《現代文學》,並刊登了〈玉卿嫂〉:小說明示了玉卿嫂跟慶生的姐弟戀,並暗示了容哥(玉卿嫂照顧的小公子哥兒)對慶生的男男凝視。如果沒有經過整個1950年代的折騰,〈玉〉這種不顧反共愛國卻直指人欲橫流的小說根本很難出現。

除了這條現代主義的軸線之外,女性文學在1950年代的潛力也預示了郭良蕙後來的同志小說。如《陳史》顯示,官方為了動員女性作家進行反共戰鬥而成立的台灣省立婦女寫作協會,在1956年到1960年之間出版了《婦女創作集》四輯,其中經常供稿者包括郭良蕙。但郭的小說重心在於性別議題,而不在反共復國。白先勇善寫女性,可能不只因為現代主義的鼓舞,也因為女性文學的啟發。

岔題一下。如果1950年代的台灣文壇忙著反共而沒有容納同志文學、情欲文學的雅量,那麼再往前推到1940年代呢?

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草稿全編
張文環日本語作品及草稿全編
1940年代,台灣文壇先是受到日本帝國皇民化運動的宰制,後來又承受了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的衝擊。在那種時局,書寫同性之間的情誼是否可能,很值得懷疑──恐怕有待史料來證明。但我想提醒,1940年代的政治風暴並沒有完全擠壓敘說情欲的空間。例如,張文環(1909-1978)就在皇民化的態勢下發表以煙花女子為主角的〈藝旦之家〉(1941年,《台灣文學》一卷一號)。如果當時的作家可以寫主流體制之外的男女私情,他們或許也寫過其他樣貌的邊緣愛欲。

再回到1960年代。先前提及的幾個文本,並不宜純以發表日期判定先後。因為時代與命運的捉弄,在文字獄興盛的昔日,有些作家可能早就躊躇滿志,卻苦無動筆的時機,或找不到發表的管道。例如,姜貴的《重陽》雖然在1961年出版,但該書看起來屬於1950年代的反共文學,卻跟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格格不入。姜貴也曾表示,他早就想要出版《重陽》(即在1950年代出版),無奈住在台南的他人生波折多,只能拖到1961年出版。

也就是說,《重陽》是1950年代的產物,卻留級到1960年代。而白先勇小說是1960年代的產物,但他的寫作啟蒙應來自195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互相滲透的。

《重陽》跟其他1960年代同志文本的不同之處,一方面在於它的反共態度(其他文本並無明顯的反共跡象):書中的男同性戀是中共黨員的「惡行」之一,書中中共「惡徒」男女通吃、老少咸宜,還殺人打劫──他們太忙了,沒辦法專心從事同性戀行為。另一方面,在於該書對於「風動旗動」問題的反應:姐姐愛妹妹,是因為情境特別(女校、女子監獄),還是因為妹妹特別,或根本是因為姐姐心動?1960年代的同志文本紛紛展現了人物為了同性而心動並且受苦的畫面,然而同屬1960年代的《重》卻不曾提及書中同性戀從業人士的內心悸動。心動與否,決定了《重》和其他文本的重要不同──其他同期文本是現代主義的,而《重》不是現代主義的。

1960年代文學的特色不僅在於不再全力反共,也在於對人的內心世界感到極大的興趣:這就是現代主義的特色。現代主義對於內心的探索,剛好跟同志文本對於內心的關注契合──這裡的內心並非泛指任何人的內心,而是不同於「庸眾」的「孤獨者」的心。這種內心應該具有悖反社會常規的傾向,如果變態或瘋狂更好;結果,現代主義在台灣興盛,正好為同志文學提供方便滋長的良好環境。





膜
紀大偉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上下則文章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