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厭女，只是討厭「母豬」、「公主病」、「CCR」？──專訪《這是愛女，也是厭女》主編王曉丹-#性平閱讀-OKAPI閱讀生活誌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主編王曉丹

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

「為什麼我們想要談，需要談，卻談不下去？」眼前的女子想起曾經的一籌莫展，苦笑皺眉自問。她是王曉丹，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也是前任女學會理事長。今天我們來訪，是為了由她主編、多位女性學者共同書寫，於2019年出版的《這是愛女，也是厭女》一書。健談的她，卻在訪談開始沒多久，就提起「談不下去」這四字。

不同於市面上眾多從學理談起的女性主義書籍，這本書逆向操作，由近年我們耳熟能詳的事件切入，再回扣學理。她們逐一剖析事件裡返照出的，是台灣社會無所不在的厭女情結。

從小就教性平，學到都爛了，
社會都平等了，還有什麼好談？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書裡，她們既談2013年八里雙屍案，也談2015年私密照外流的案件和解放乳頭運動。她們談2016年PTT版「母豬教」的聖戰，也談2017年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小說及女孩自殺，更一路談到2018年以愛家為名的反同公投.......。她們談了這許許多多的事，卻正如王曉丹開場白説的，這本書的起心動念，其實是來自一股濃重的「談不下去」的焦慮。

20年前，王曉丹還在唸書時開始接觸婦運圈，見證風起雲湧的立法行動，以及續推的性別主流化政策，年方20的她以女性主義者自任。20年後，她開始在大學教書，在學院也切身感受到加諸己身的不平待遇，轉身卻聽見20歲上下的大學生對她說：「老師，我們從小就學性別平等，學到都爛了，社會都平等了，還有什麼好談呢？」她驚訝於平權觀念傳散與實際感受落差之劇，愕然發現自己不知該從何回應。

所以擔任「臺灣女性學學會」理事長時，王曉丹便以女學會為核心，邀請作者們針對台灣的案例具體深談，更期許與談的話音不再只侷限在學者群，或女性主義者聚會的窄室裡。然而，當她們針對特定事件一件一件地談，便發現校園裡面對學生及職涯中性別不平等，經常面臨難以啟齒的困厄，也正是整個台灣社會的縮影。

台灣為什麼沒有「＃Me Too」運動？
是性平落實，還是不能說的秘密？

「為什麼台灣沒有#MeToo？」一如書中丟出的問題意識，王曉丹再次直指2017年以降，台灣於這波譴責性侵犯、性騷擾行為全球性別運動中消音沉寂的現象。與日韓相較，無論是就業與立委參政的女性比例、各級學校的性平教育、又或是對性騷擾與性侵害的防治，台灣都相對進步。她指出，「日本、韓國覺得他們還不平等，大家理所當然會集結那個情緒。相對而言，我們『處於性別不平等的社會』這樣的情緒很少，那還有什麼好#MeToo的呢？」

但是，台灣真的已經走到性別平等落實，而我們終究無話可說的境地了嗎？

從《這是愛女，也是厭女》書裡談到的，台灣社會中仍層出不窮的校園性侵或如林奕含的事件等，我們便不難明白#MeToo運動在台灣為何「談不下去」，實際反照台灣對性平的態度，毋寧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社會氛圍。這種氛圍使得「厭女」二字，反成了維持表面和平的社會默契協議下，一則不能說的秘密。

然而，書中也提到2016年PTT版「母豬教」崛起事件，讓噤聲已久的「厭女」情緒，在匿名世界裡突然揚高分貝。母豬教的教義宗旨是批判所謂的「母豬」——攻訐有公主病、性關係混亂、外貌欠佳等，從外型到言行任一方面不合教徒之意的女性。有的教徒藉此將女性二分為「聖女」和「蕩婦」，有的信者則試圖攏絡「好女人」以聯手制裁「壞女人」。

「當台灣性別平等做得很不錯的時候，原來既得利益者的被剝奪感會更強，但平常他們又知道這個不能說，厭女的情緒往往更隱晦。但在新興的網路世代，厭女的情緒集結得非常快，很容易在網路上找到同盟，開始大規模的反撲。」母豬教徒的集體現形，或以2018年「愛家」為名的反同團體、公眾人物失言湧現及引起的共鳴，都可以視為台灣壓抑良久、潛伏伺動的「厭女」情結浮出檯面的現象。

誠如王曉丹所說的，此處所稱的「女」字，並非只是對焦生理女性而已，更廣義地指位於既有權力結構下的弱勢者，「厭女」的言論和行動，無非就是希望鞏固與強化這個對己有利的結構。「他們的現身不完全是個壞事，我們也從中體會到許多事。」教徒們的現身表態，固然讓捍衛性別平權的工作者不無焦慮，卻也讓王曉丹覷見突破「談不下去」困境的破口。

當房思琪選擇說「愛上老師」
如何進一步理解
為求社會認同而隱藏的情緒
和「被合理化」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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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問我說這一次書裡面談的『厭女』，跟譬如凱特．曼內（Kate Manne）、上野千鶴子的『厭女』，或者跟往年論述有什麼關鍵的不同？」王曉丹的眼睛瞇起，似乎找著探勘深度病灶的幽徑，「我們開始意識到，不能只再談理性，也要談理性規則落實的時候，那個暗藏並實際發揮作用的『人性』。」

「比方像是母豬教現身，讓我們終於注意到一直以來，看不見也忘記處理的情緒。」我們行為言說處事的動機仍由情緒催動，這些愛恨悲喜貪嗔痴交雜的人性，往往使得動機難以真正單純。

又若王曉丹指出的，台灣社會尤重「關係」二字，這更強化了我們難以割捨社會自處，需要被認同或接受的「脆弱性」。而這份脆弱，往往使我們把情緒悉心地蓋藏起來，或用言說來不斷「合理化」動機，以求生，以自保。王曉丹進一步舉林奕含的小說為例，「就像她書裡的房思琪，她權衡如何不被社會體制排擠，情急之下，只好選擇說一個愛上老師的故事。」

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

而這些不被檢視的「感知先於理性」、過度快速「合理化」自身行徑的說詞，往往讓我們很快跳入既有的二元論述框架，渾不自知，「而這可能便是性別不平等的根源。」誠如王曉丹啟發自美國後結構主義學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於《一個人的自陳》（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一書提出的敘事理論，當我們合理化厭女的行徑為「愛女」，或當房思琪選擇說「愛上老師」的時候，他們很可能並不是對著他們原來宣稱「愛」的對象在發言的。「因為我們在說故事的時候，其實是對著一個既有的認知框架在說話的。我們希望能夠為社會、同儕認同，所以當我們表達喜歡誰、討厭誰，當我們決定說什麼、保留什麼，都在某程度上會去回應那些為大家認可的思維框架，很難完全語出真心。」

若沒認知到我們的言詞受到結構制約，情緒深受關係牽連與操作，我們不會意識到每個人其實很脆弱，不明白我們為何愛，所以恨。而當我們沒認知到這些，便無能抵抗父權結構的綑縛，更難為自己與他人鬆綁。

沒有「完美」的被害人，就不能討論#MeToo嗎？
下一步，用持續辯證對抗二元對立的邏輯

從第二、三波的女性主義一路走來，王曉丹肯定台灣性別運動的努力與目前的進展，然而投身運動20年後，卡在難以繼續敘說、動「談」不得瓶頸的她與台灣社會，終究要試著停下來反思，究竟路線出了什麼問題。

「過去談性別平等，常常指謫父權錯了，提出一個絕對真理的宣稱。但這個事情久了，就會變成反過來強化了厭女的情緒，他們就想要說：我覺得我說的才是對的，最後就只會各說各話，唯一被肯定的事情就是有一個『真理』。」王曉丹強調自己並非要否定此前婦運的選擇，「法律、性別主流化這些當然要做，我們也很清楚二元對立的話語才有力道，弱勢的聲音才能出來。」

「但是，當這種反向論述的故事講久了，如果今天有一個被害人沒那麼可憐，老師沒那麼壞的時候，那我們就會猶豫，要怎麼辦？被害者只會想說自己是不是一個『完美』的被害人，一旦不是就自我譴責，更不敢説出來。」王曉丹説，「#MeToo做不起來，不代表婦運是失敗的，但代表我們要進入下一個階段，試著不再只用二元對立的結構，來對抗二元對立的結構。」

那究竟要怎麼抵斥二元對立的敘事邏輯？王曉丹建議用自我提醒來對抗慣性，「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延遲判斷』。我們太常受既有敘事邏輯綑綁，去判斷這是好，那是壞，這是善，那是惡。可是當我們太快希望自己是好的，就會同樣快速地被這個體制所決定。」

另一方面，她提議進行深度審查自我情緒的練習。「我們要認知到：所有故事都是片面的。我們無法說出完整的真相，但是不是就不談了？不是，相反地，我們應該持續地說，不斷不斷地用新的敘事推翻前一個敘事。」

乍看之下，網路平台似與上述「退一步」、「慢下來」、「再反思」的邏輯全然相悖，然而王曉丹建議我們換個角度看待它的零碎、片段與超速，「網路世界不斷敘事、覆蓋與洗去的特質，其實也可以說是一種延遲，一種判斷的後退。但關鍵是，我們如何讓網路世界對推動性平有利？」

如今的婦運是複數的，
每個人都可以在做自己的同時，對性別平等做出貢獻。

「社群媒體去中心化、多元的特質，可以讓每個人都是核心，展開屬於自己的敘事線。」王曉丹說得興奮，開始鼓吹揪團，煽動新世代做另類運動的玩心，「如果你有一群朋友，不管同溫或不同溫，就算是同溫裡面也有異質性，就可以想怎麼一起來玩。怎麼用一些好玩的方式翻轉模板，從各個角度不斷去改寫故事。」

「現在我們應該抵達一個階段，不再只有所謂的婦運菁英，一小撮人在改寫歷史。」王曉丹不再蹙眉焦慮自己的談不下去，笑著鼓勵大家用各種自在的姿勢和位置盡情放話，「會吵架的，適合二元對立打仗的，就去打。適合説各種版本故事的，就去說。如今的婦運是複數的，每個人都可以在做自己的同時，對性別平等做出貢獻。」

如果說網路曾經是豢養厭女言論的溫床，它也一體兩面的正好會是解放「拆台」動力、瓦解僵固權力關係的遊樂場，或許也是能展現台灣不同於日韓等國家敘事型態，呈現多元價值的魅力之處。在王曉丹眼裡，如果我們逆轉它曝現的缺陷為優勢，說不準此刻彼處，就是台灣停滯的運動活力湧現，生氣再起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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