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涼山到麻風，不斷移動的人類學者──專訪劉紹華-\ 本月大人物 /-OKAPI閱讀生活誌

當中國武漢肺炎風暴席捲全球的時候，任職於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的人類學家劉紹華成了諸多媒體追逐詢問的對象，只因她是台灣少數鑽研中國1949年後傳染病防疫史的學者。《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下稱「涼山」）《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下稱「麻風」）兩本著作，不只投注了她絕大多數的研究心血，更揭發了中國長年來在傳染病防疫上的問題；既是疫病史錄，也意外成為中國再一場傳染病疫不幸爆發時的現預言。

相較之下，她的另一本著作《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從柬埔寨到中國，從「這裡」到「那裡」，一位人類學者的生命移動紀事》（下稱「移動」），就顯得輕巧些了。

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 (電子書) (電子書)

劉紹華親切、爽朗而話語俐落，即使是如辦公室清倉書籍這等小事，也讓她說得趣味橫生；隨手拿起堆在桌面角落的一疊黃紙符令詢問，她描述起前些日子如何參與搶救苗栗某家廟神像，一說就是毫無冷場的20分鐘。問她怎麼連「搶救神像」都歸到她的業務範圍裡？「我是人類學者啊。只要我覺得這有歷史，就算不是我的研究主題，我都覺得要記錄保留。」她說。

「移動」一書的主題重量，基本上不太能與「涼山」「麻風」相提並論，然這部集結她20年生命軌跡的作品，卻能讓讀者看到更多的「劉紹華」。

「這本書的內容是主軸運轉過程（即做研究）中溢出來的副產品。我不能說它和我做的研究不相關，但是它在形式上與目的上，與研究本身很不一樣。」例如其中幾篇柬埔寨日記，是劉紹華在為涼山的研究申請經費時，悶得發慌而開啟的書寫。「那時要寫英文proposal，內容主要就是研究理論、方法、背景……真的無聊到不行啊。」實在太悶了，劉紹華索性在電腦上開了另一個視窗，著手用中文寫點故事。她說自己是極度需要故事的人，沒得看，就自己寫。proposal寫好了，幾篇柬埔寨的故事也完成了。「移動」一書當中的篇章，大抵上就是如此陸陸續續存積下來的。

這樣的書寫相對於「涼山」與「麻風」自是輕鬆許多，不是學術論理那般硬質，更像一場又一場的採訪側寫，或鏡頭之餘的番外篇。將這些進不了主述的內容與研究成果並列同看，不僅看到其進行背後的細節，更看到一個人類學者在田野中的養成，及邏輯思考脈絡的醞釀。像是擰一小撮海鹽在一片高濃度的苦甜巧克力上，整片吮入口中，圓滿了整個滋味。

撰寫「涼山」與「麻風」的經過，在外人眼中自是辛苦。對劉紹華而言，或許也不到甘之如飴，然她就是非得找出答案不可。「這兩個主題，在我看到問題的同時，所有當下可見的資料，對它們都是無解的。」例如「涼山」，她百思不解，為什麼一個高山偏遠地區，昂貴的海洛因如此盛行？人口相對稀少，為何愛滋比例那麼高？明明1950年代之前是強勢的族群，怎麼會在短短半世紀內衰敗崩頹？「這完全違反我們的經驗法則，它不是一個尋常的問題，就更吸引我去了解。」

或是麻風，這個到今天其他大型的開發中國家都無法消滅的病症，龐大的中國怎麼能夠在1980年的閉鎖時代，就已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消滅標準？「中國官方的書籍資料都說，是因為他們做了政治動員、集體動員，是社會主義政府的強大力量。但那都不足以讓我完整地去理解它到底是怎麼實現的。」對鑽研醫療人類學的劉紹華來說，這些都不尋常。既然沒有人能提供合理的解答，就乾脆自己找。

她是個喜歡一直發問的人。「喜歡發問、找矛盾、找答案。很煩。」個性成形的起點已不可考，但或許可回溯至她對自我與異己的意識啟蒙。「碩士班時，有一年我去舊好茶參加營隊，認識了一些原住民同儕朋友，他們為我的生命開啟了一個非常大的窗口。」微妙的是，劉紹華對那次經驗已記不得太多具體事件，只勉強憶起她在那時結識了盲眼原住民詩人莫那能，「他眼睛看不見，但是在舊好茶的山路上，他永遠都走第一個，而且健步如飛。」短短幾天的營隊，成了劉紹華生命中難以言喻的轉折點。「我當時的感想到今天都還記得：好像出國一樣。我只能用『出國』來形容當下我對異己的認識。」

「我們人類學的基本訓練，尤其對一個學徒、初階者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認識自我跟異己這個區別，以及這個區別的意義。」在20多年前的舊好茶，劉紹華看見了自我與異己不斷對話交錯的時刻，也讓她認識了不一樣的台灣；當她在人類學中愈蹲愈深，胃口也日漸拓展，伸向遙遠的他方。

田野筆記。劉紹華的田野筆記與相機。

人類學或許是所有學科當中領域最複雜的。它跨越了自然科學與生命科學，所有你第一時間想到的與人類學相關的詞語，可能都只涵括它的其中之一。「因為沒有什麼東西是和人類學沒有關係的。基本上，人類學不是某種研究範圍的界定，甚至也稱不上是個方法。它是一個觀點，一個對自我與他者、對異文化的認識，更關注的觀點。」現時現地，對他者的關注，比起以前更形重要。「我們原本是自我，但在現在的社會裡，我們也都成了別人的他者。而任何一個他者，都是我們認識自我、認識這個世界的重要存在。」

「所以我們要一直去做田野（調查），我們稱自己是學徒。田野裡遇到的每個人，都是我們的師傅。」每一個他者，都為田野當中的人類學學徒帶來一點吉光片羽，使其在閃現的靈光中看見自我；而學徒在田野裡不斷發問，不斷尋找答案，終致被自己從四面八方蒐羅來的文字語言淹沒，亟欲吐出。劉紹華常說自己像是一隻為了養成肥鵝肝、日夜被餵食不停的鵝，「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真的覺得吃很飽，飽到要溢出來、快受不了，就是寫的時候了。」

一個十年，寫成「涼山」；再一個十年，寫就「麻風」。嘔心瀝血之作，被她講得淡淡，「這些都是發生在過去的事情，每個人都可以有寫歷史的方法。我只是提出我的詮釋，我替自己的好奇找的答案。」而這段追尋歷程信手留下的細碎，經由編輯的巧手，為她成就了「移動」的篇章。

她提到赫拉巴爾筆下那位大半輩子置身廢紙堆的老人漢嘉。她說自己浸淫在人類學的日子，大抵上就是漢嘉的模樣──

我站在鋪天蓋地的塵埃中，傾聽著爆炸的樂曲，心裡想著我在深深的地下室裡的工作，那裡有一台壓力機，我在它的旁邊，在幾盞電燈的照明下工作了三十五年，我聽得見上面院子裡來往行人的腳步聲，地下室的天花板上開了一個洞，形形色色的東西有如天上撒下的豐饒角似的從這個洞口落下來，一只只大袋、一個個木箱或紙箱搬到洞口，傾倒下來的物品中有花店買來，現已枯萎的花枝、批發店的包裝紙、舊節目單和廢車票、裹冰棒和霜淇淋的紙、濺著繪畫顏料的廢紙、屠宰場送來的大批濕漉漉、血污斑斑的包肉紙、照相館切削下來的扎手的尖角兒、辦公室字紙簍的廢紙和打字機色帶、慶賀生日和命名日的花束，有時倒下來的報紙中卷著一塊鋪路的大鵝卵石，這是為了過磅時增添一點分量，此外還有誤扔的刀剪、錘子和起釘器、肉店的砍肉刀和殘留著咖啡渣的杯子，不時還有枯萎了的婚禮上的花束以及葬禮上的色彩鮮豔的紙花圈。
───赫拉巴爾，《過於喧囂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