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怕鬼。」訪談才剛開始，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依學院（John Jay College）人類學系教授李安如便坦言，「所以有點慚愧的是，人類學家應該進入田野，但我並沒有踏入那個公園。」
「那個公園」指的是李安如的研究場域，位於高雄旗津的勞動女性紀念公園。那麼，公園裡為什麼會有「鬼」？
1973年，旗津的一場船難帶走了25位未婚女工的生命，她們在前往高雄加工出口區的上班途中，因渡船嚴重超載，事故溺斃。當時，罹難者家屬和高雄市政府決定將意外喪生的女性合葬，她們的集體埋葬之處稱為「二十五淑女墓」。然而隨著時間過去，各種鬧鬼傳說流盪，墓地成為城市死角，甚至被賭徒與吸毒者霸占，從名稱到地景，這個紀念墓園彷彿成了落後的象徵。2008年，在高雄女權會的呼籲奔走下，高雄市政府改建整修二十五淑女墓，並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2008年，高雄市政府將「二十五淑女墓」（左）整修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右）。
（左圖 /唐文慧、陳昱名提供；右圖 /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
《女工之死》譯自李安如2023年出版的英文版《鬧鬼的現代性》（Haunted Modernities）。
李安如的《女工之死：後工業時代，一則關於鬧鬼和空間記憶的人類學敘事》詳細重建這段改建整修的過程，勾起她興趣的，是一連串關於生者與死者、個人與國家、未婚的女性亡者與宗族關係的提問。2008年，因為中山大學社會系唐文慧教授的介紹，讓定居美國的李安如更深入認識了這起事件和後續故事，而在談話中，唐文慧不經意說出：「她們現在都裝有金身。」讓李安如眼睛一亮，「裝金身」是台灣民間信仰處理亡故親屬的特殊方式，反映了人們對於死亡、靈魂歸宿以及家族福祉的深層關懷，通常發生在亡者生前未得善終，或死後未能得到妥善安頓，進而影響到陽世家屬的安寧時──這意味著罹難者父母為未婚亡女所做的努力，承認她們的新神格。
「裝金身」成了李安如決心研究的重要契機。書中，她如此寫下對於此民俗做法的解讀：「逝世女性從不能加入父系家族祠堂的女鬼，變成可以迎回父親家裡、供奉在神桌上接受祭拜的神明，這個轉變為她們父母提供了傳統文化認可且尊敬的解決方法，可以照顧女兒的永世安寧。」
雖然怕鬼，卻投入關於「鬧鬼」的研究，對李安如而言，她更在意這群女性的未婚與死亡，如何成為破解父權結構的「破口」。她長年研究台灣的產業外移與女性勞動者，過去的研究成果發現：因年輕女性不願進工廠，工廠於是雇用已婚或中年女性，有些女性甚至選擇不婚，以追求自主生活。這些田野經驗讓她意識到：當女性沒有進入婚姻體系，她們不只是個人選擇的行動者，也鬆動了資本主義與宗法制度共同建構的性別秩序。李安如解釋，「既然是結構的破口，就必須被解決。而這25位女性不僅未婚，且是未婚死亡，對父權體制造成了更大的困擾。」而《女工之死》所寫的，就是國家、宗族與女性主義運動者，如何在不同的位置和需求上，轉化或解決這個破口。
李安如原本在高雄的研究主題，是捷運發展與城市空間轉型，卻在這起女性工殤事件中看見更多交織其中的議題：女性主義、勞動歷史、宗教信仰、國家治理與記憶政治。她坦言，書中的資料並非蹲點而來，更多是來自訪談與轉述。事件發生至今已有多年，書寫成了在既有材料與記憶的縫隙中穿梭的工作。她往返於區公所、社區與家屬之間，以訪談與觀察，拼湊出一條田野的路徑。而協助她進入在地社區的，是書中屢次提到的旗津區公所民政課職員林先生，他熟悉當地民俗，熱心鑽研宗教知識，也在國家與家屬的夾縫中，默默扮演著安頓亡靈的角色。
《女工之死》細緻描繪了介入二十五淑女墓改造過程的三股力量：罹難者家屬、台灣女性主義團體，以及代表官方立場的高雄市政府。三方之間，展現了三種不同的「生者與逝者」關係模式。李安如在書中並未偏向任何一方，她甚至半開玩笑地說，自己像變色龍一樣「見人說人話，見鬼講鬼話」，既是自嘲，也是一種身為跨界書寫者的提醒。她說，「人類學的訓練告訴我們，進入田野時，研究者必須放下預設立場。」
然而，多重的觀點之間並非沒有摩擦。最困難的時刻，其實發生在她與唐文慧教授的討論中。當初帶她走進這個題目的唐文慧，長年深耕女權運動，對這這場船難有著明確立場──這是結構性不義的結果，是性別歧視與社會遺棄的縮影。李安如相當認同這樣的分析，卻更傾向於突顯父權體制內部的裂縫，以及現代性所帶來的矛盾。因此，與其批判「鬧鬼」是對女性的歧視，身為一個怕鬼的人，她更想深入理解「鬧鬼」的意涵。
不同學科的訓練，往往帶來不同的敏感與視角。像是社會學，特別是偏向社運導向的取徑，常以「批判與改變」為出發點；而人類學則更傾向與在地社群同行，試圖理解文化的多樣性與日常實踐的邏輯。身為人類學者，她希望這本書留下的，不只是分析與批判，更有一些故事，一些地景，以及那些正在被遺忘的集體記憶。
怕鬼的李安如，在包包上掛了好幾個平安吊飾。
談起《女工之死》最後一章，李安如希望能做到一種「超越」。這章並非整起事件的總結或收尾，相反地，她透過書寫，建立詮釋觀點上的轉向，期望紀念亡者的活動能夠「活」起來。寫作初始，她並沒有預先規劃這樣的結構。對於記憶的討論，是在書寫過程中慢慢長出來的。「我原本可能只是想把這件事寫完，讓它有個交代。但後來發現，記憶不是『講完』就可以停止的東西，紀念也不該是紀念碑做好了就完成的事。」
她進一步指出，女性主義的紀念方式有其矛盾之處。從運動角度來看，為了要產生政治力量，往往需要把一個事件「放大」，使它代表整體、成為象徵。為了讓社會看見旗津的這場船難，必須讓它成為「所有女性勞工的受難縮影」。但這樣一來，原本那25位女工的個體性就被抹平了。她認為，這或許是一種策略，但也反映了對後人而言，怎麼認識或記住一段歷史，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我們很容易把「紀念」當作一種結束，立了一座碑，辦完一場儀式，便塵埃落定。「紀念不是一個名詞，它是個動詞。」李安如說，紀念應該是持續進行的過程，不僅是為了過去，更是為了現在與未來服務。「尤其那座公園的外觀並不起眼，不太像會讓人想要拍照打卡、上傳 Instagram 的地方。」那樣的紀念空間對年輕世代可能不具吸引力，如何與未來世代產生連結呢？
她觀察到，在性別平等政策的推動下，其實已默默累積了不少具體成果。例如，高雄市政府每年都會固定邀請旗津當地的國中小學生參加春祭追思活動。「這樣的延續與傳遞，才是真正的紀念。」她說，無論是在教學、研究，或是社群實踐中，這段歷史都需要持續被轉化、被重新詮釋，才有可能被真正傳遞下去。唯有如此，這25位女工的亡魂，才不會永遠困在「女鬼傳說」的想像裡；那段暗黑的歷史，也才能成為某種正面的資產——在一次次新的講述中被召喚、被看見，繼續說話。
女工之死：後工業時代，一則關於鬧鬼和空間記憶的人類學敘事
女工之死：後工業時代，一則關於鬧鬼和空間記憶的人類學敘事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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