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田園祭
畫面覆蓋著詭豔的濾鏡色澤，臉龐塗白的制服少年，夢遊般晃過日本東北荒涼曠野，凝視著馬戲團的侏儒與空氣女，渴想逃離與寡母同住的家，帶暗戀的鄰家少婦搭火車私奔……這是寺山修司自傳電影《死者田園祭》前半段劇情，改編自他的和歌創作。
然而當少年與少婦相偕出逃，在鐵軌上快步並行，影像突然切換至放映室，導演寺山修司現身，爾後從掛滿底片的剪接室門口，跨進家鄉荒原。他要告訴少年，也就是過去的自己，以上情節不過是修改過的記憶。
身兼作家、劇場導演與電影導演等多重身分，寺山修司陰鬱冶異的作品風格，在日本六、七○年代前衛藝術運動大放異彩。荷蘭學者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曾親歷那個時代，在《情熱東京》一書描述了當時日本熾盛的文化氛圍，同時他也觀察到寺山修司不同於麿赤兒、唐十郎等舞踏劇場導演，執著於熱騰黏膩的肉身，寺山本人與他的作品都散發出一種冰冷的疏離。
情熱東京：1970年代回憶錄，日本最後的前衛十年
我這個謎：寺山修司自傳抄
閱讀寺山的半自傳著作《我這個謎》，也可以感受到相同氣息。他的文筆簡練如劇本，但整體架構迂迴兜繞，旋升形上層次，正如他最喜愛的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小說，層層套疊著哲學意念。儘管寺山的作品以異色大膽著稱，但翻轉意念的企圖勝過直覺衝撞。他的書寫有一種妖邪的冷靜，精心策劃的瘋狂。
因而《我這個謎》不僅僅是《死者田園祭》的文字註解版，也是寺山修司「再造過去」的展演。書中歷歷記載父親出征當晚，寺山目睹母親偷情的回憶，空襲屍橫遍野的地獄景象，以及戰後母親離家至美軍基地工作，他日與他重逢的遭遇。在讀者幾乎信以為真之際，寺山做為第一人稱敘事者忽然跳出來聲明，這些散文都是他虛構的，並非現實。就像電影忽地切換至放映室畫面，揭露影像敘事乃是人為打造的事實，寺山在書裡用文字否定了自傳書寫的真實性。
更準確地說，寺山面對昔日記憶纏身的方式不是回溯過去、確認何者為真，而是偽造多種版本的記憶，突顯官方歷史的不確定，抹消所謂「原版的權威性」。他多次引用無名詩人的一句話：「實際上沒有發生的事，也是歷史的背面。」對少年寺山而言，戰時的可怖情狀和母子關係的捆縛，是幻想與夢魘的延伸，反過來說，幻想與夢魘則是另一個版本的現實，即便實際上沒有發生，卻真切存在於腦內，在另一個時空靜靜待著，隱匿在歷史背面。
從和歌、電影到散文，為何寺山修司熱衷於一遍遍再造記憶？
他曾提到，唯有透過改寫過去，人才能從現在的束縛解放，自由創作，而凝縮一切束縛的象徵，便是他的母親。母親既是少年寺山依戀的對象，也掌控了他的一切，包括時間。寺山在〈空氣女的時間誌〉一文，寫到小時候他曾要求母親買手錶給他，母親卻回應時間就應該鎖進家裡的掛鐘，讓大家擁有相同的基準，像手錶這種讓人隨身攜帶時間的產品是荒唐的。短短幾句話，道盡母親無遠弗屆的控制慾。
固守家庭的母親，牢牢綰繫著意欲奪回人生的兒子，成為夢魘般的童年回憶。於是寺山修司在《死者田園祭》將線性的時間拗彎，頭尾連接為圓環狀，讓現在已是成熟男子的「我」，藉由電影剪接回到兒時家鄉，與年少的自己相遇，命令少年殺死母親。寺山透過創作，裂解變造出諸多記憶的版本，證明他也可以操縱時間，甚至逆行著時間返回過去，試圖消滅母親，以及母親代表的陳舊權威加諸身上的痛苦。
這讓人立即聯想到穿越時空的悖論：假設一個人回到過去殺了母親，那麼現在的他是否還會存在？冒著自己可能消失的風險，也要殺死過去的母親，這是對生命根源的剷除，也是對歷史的徹底否定，令人悚然冒出一身薄汗。
但悖論畢竟只是假設，就像過去未曾發生的事，只存在於想像的時空。在電影結尾，成年的寺山修司察覺少年無法行動，決定親手弒母，循著記憶來到舊家，卻發現老房子掛鐘滴答，母親若無其事地迎接身著風衣的中年男子，仍然用對待小男孩的口吻招呼他。寺山也就順勢坐下，與母親像二十年前那樣，跪坐在榻榻米上進食。此時房屋壁板驀然落下，外頭已是1974年繁華的東京新宿，人車川流不息，這對母子仍維持同樣的姿態默默吃飯……
在斷裂的歷史經驗裡，唯有母親給予的痛苦，依隨著生命延續下來，寺山的人生就是他亟欲否認，卻無能否認的時間。這種矛盾反倒成了他的創作動力，驅使他不斷製造文本，反覆將包含多種可能的時空，交錯構築成記憶的迷宮，陷溺在其中流浪，彷彿在對抗真實般活著，最後將自己活成了一個謎。
觀看寺山修司的作品，悚然底下湧動著無盡的悲哀。
那悲哀牽引的創作能量是如此強大，在寺山修司過世多年後，仍在他作品裡搏動著，流淌著新鮮血水，蜿蜒沒入他砌築的迷宮，誘惑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與觀眾走進迴路，並且相信寺山隱身迷宮一隅，轉頭就能撞見他。因為他說：「倘若真的想要逃離『時間』，唯有自己化為時鐘，永遠一直見證『並非只有人們記載的事情是歷史，沒有被人記載的事情也是歷史的背面』。」
而他仍在那裡。
我這個謎：寺山修司自傳抄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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