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慧恩小說《亮光的起點》以日本時代台灣博物學家王雨卿的故事，帶出殖民地台灣的文化風景。
亮光的起點
王雨卿，台南人，生於1907年，在他短暫的31年生命中，憑著一己努力，步步求知向上爬。他原為工友，後成為台南師範學校博物學者牧茂市郎的助手，在學習製作標本的過程中建立了生物知識，進而研究台灣的蛇類與昆蟲，並通過日本中等教員檢定考試，成為第一位台籍博物學家。
百年後，台文學者鄧慧恩偶然在蒐集資料時發現了這個名字。相較於同時代的博物學家，王雨卿有點不尋常，鄧慧恩說，「首先，他留下了很多『目錄』，這太有趣了！如果要做出開拓新局的研究，應該要發表前所未見的新物種，但王雨卿做了很多目錄整理，這是吃力不討好且難以引人注目的工作，非常瑣碎，出錯率高，沒有創造性的價值，卻對後來的研究者非常重要。」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這是第一個引起鄧慧恩好奇的地方。
她還發現，王雨卿記錄物種名稱時，會以羅馬拼音記下台語發音，以及「世界語」的名字。「我因此發現他是世界語者，就此揭開了他的雙重身分。」鄧慧恩於是搜尋起他的資料，希望能寫進博士論文，但因資料有限，僅能簡略提及。「我發現王雨卿大概有十年了，一直很留意他的資料。我相信，他不是那個時代中唯一一個成就非凡卻默默無聞的案例。」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王雨卿，鄧慧恩決定用一本小說來敘說他的故事。
鄧慧恩是台灣文學博士，在清華大學台文所任教之餘，也寫作小說與劇本。2014年，她向國藝會申請創作補助，開始動筆以王雨卿為主角的小說《亮光的起點》。小說在2016年獲得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2018年底終於付梓成書。
欲將王雨卿納入博士論文雖不順遂，寫作小說時卻如有神助。例如，她原本遍尋不著的關鍵史料──王雨卿於昭和8年（1933）創刊編輯的世界語雜誌《綠の島》（La Verda Insulo），在小說寫作中期，竟然出土了。她在《亮光的起點》後記寫下親眼見到刊物時的激動：「看到自己追尋了那麼久的人物，彷彿仍然呼吸著，透過紙面微笑著……我一定要以文字陪伴王雨卿走到盡頭。」
面對執念甚深的小說家，我們不免好奇，寫下這位幾乎被遺忘在歷史縫隙的人物，意義為何？鄧慧恩說，「在台灣歷史留下名字的，多數是有經濟或文化資本的人，但當時沒機會受霧峰林家林獻堂的資助，沒錢去日本讀書的台灣人，在歷史上根本沒有發言權。王雨卿本來是學校工友，在日治時代，他只能靠檢定考試慢慢往上爬。日治50年，台灣僅有兩人通過博物館科檢定考，其一就是王雨卿。我想把這件事寫出來，這是他最讓人感動的地方。」
小說裡的另一位要角為家宅畫師「柳得裕」，角色原型是出身台南麻豆的畫師柳德裕（1902-1959），與王雨卿的背景類似，他是從未受過正統美術教育的素人畫家，靠著自學油畫，多次入圍「台展」（台灣美術展覽會）。鄧慧恩便以這兩位文藝界人士的生平拉出兩條主線，一線前往科學，一線走入藝術，勾勒了諸如台南仕紳黃欣、「乞丐之父」施乾、考古學者國分直一、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等台日知識分子的互動，鋪展出台灣那個年代的社會氛圍。
重要人物這麼多，如何讓大家一一上場？鄧慧恩說，「不是我去選擇角色，而是怎麼設計他們的人際網絡。」她分別以王雨卿和柳德裕的生平，推斷可能的交遊情況，然而因為沒有史料證據，也成為小說創作時得以加入想像的空間。下筆時，她格外意識到的問題是：20年代、30年代與40年代的台灣，究竟有什麼差別？「這本小說是要鋪造一個網，托住當時的歷史氛圍。」由此，她在描述王雨卿的生涯歷程時，特別處理了台南師範學校從無到有的過程，這即是日本政府在台灣建構現代教育制度的縮影。
彼時台灣的語言環境多元，日語、台語、客語或北京話交雜，為何選擇皆以普通話呈現？鄧慧恩語帶遺憾地解釋，「語言問題通常是『被殖民者』才會有的掙扎，我當然很想讓小說中每個人物說著他們該說的語言，但為了顧及可讀性，還是全部使用普通話。」
特別的是，鄧慧恩從小生長在基督教家庭，原本對台灣廟宇民俗非常陌生，但她在學術領域上選擇台灣研究的道路，便不會錯過這些重要元素。「但我可能因此有了不同的眼光，對我而言，廟裡的畫是『作品』，為什麼要這樣畫？台灣研究需要很多時間深入內在，需要搏感情，訊息才會出現。」她在小說裡仔細寫下前輩繪師自行調理油彩的工法，她深知，這些工序若不埋伏在故事中，便不容易被看見。
《亮光的起點》最末記述了一件軼事，讀者約莫可明白小說書名的意涵。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台南運河上經常發出神祕的光芒，弄得人心惶惶，謠言四起。那是王雨卿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雖然在病中，卻還是前去查看，取河水帶回研究。最後，他揭開謎底──原來，亮光是來自河裡的夜光蟲。他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報上，希望透過科學解釋平撫民眾的猜測與不安。「我想像他站在運河邊，生命即將結束，始終用很理性的方式面對自己的人生。」但話鋒一轉，鄧慧恩拋出一個疑問：「如果王雨卿能活久一點，他能善終嗎？」
抱有理想的王雨卿能活過二二八，甚而白色恐怖嗎？
小說中，隱隱然的對照組便是柳得裕，故事末尾也處理了他人生的最後遭遇，他活過戰後，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僥倖走過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鄧慧恩娓娓道出了寫作此書的深層期許，「像王雨卿這類的博物學家，以製作出栩栩如生的標本做為一項技藝，這些人取了生物的生命，用另一種方式讓牠在實驗室、博物館永存。但在台灣歷史裡，有一段時間，我們知道了某些知識份子的成就，但他們根本來不及被認識，甚至連屍體都沒被找到，例如林茂生。這是很大的諷刺。歷史的殘缺與縫隙，該怎麼重建與填補？」
聊著聊著，鄧慧恩岔開話題，說了一個小故事。數年前她曾到一個猶太家庭作客，那次經驗給了她很大的震撼，「他們光是向我介紹家族的歷史就講了三個小時，而且是接力式的，每個人都能說上一段故事，包括怎麼被納粹迫害、怎麼逃難、怎麼變賣家產……都如數家珍。這讓我想著：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傳承自己的故事呢？」
《亮光的起點》也像是鄧慧恩嘗試傳承故事的起點。她說，「當台灣人開始一點一滴將這些逐漸被遺忘的歷史片段撿拾回來，就是另一個亮光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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