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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把被遺忘的歷史撿回來,就是台灣另一個亮光的起點。」──專訪鄧慧恩《亮光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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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慧恩小說《亮光的起點》以日本時代台灣博物學家王雨卿的故事,帶出殖民地台灣的文化風景。


亮光的起點

亮光的起點

王雨卿,台南人,生於1907年,在他短暫的31年生命中,憑著一己努力,步步求知向上爬。他原為工友,後成為台南師範學校博物學者牧茂市郎的助手,在學習製作標本的過程中建立了生物知識,進而研究台灣的蛇類與昆蟲,並通過日本中等教員檢定考試,成為第一位台籍博物學家。

百年後,台文學者鄧慧恩偶然在蒐集資料時發現了這個名字。相較於同時代的博物學家,王雨卿有點不尋常,鄧慧恩說,「首先,他留下了很多『目錄』,這太有趣了!如果要做出開拓新局的研究,應該要發表前所未見的新物種,但王雨卿做了很多目錄整理,這是吃力不討好且難以引人注目的工作,非常瑣碎,出錯率高,沒有創造性的價值,卻對後來的研究者非常重要。」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這是第一個引起鄧慧恩好奇的地方。

她還發現,王雨卿記錄物種名稱時,會以羅馬拼音記下台語發音,以及「世界語」的名字。「我因此發現他是世界語者,就此揭開了他的雙重身分。」鄧慧恩於是搜尋起他的資料,希望能寫進博士論文,但因資料有限,僅能簡略提及。「我發現王雨卿大概有十年了,一直很留意他的資料。我相信,他不是那個時代中唯一一個成就非凡卻默默無聞的案例。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王雨卿,鄧慧恩決定用一本小說來敘說他的故事。

鄧慧恩是台灣文學博士,在清華大學台文所任教之餘,也寫作小說與劇本。2014年,她向國藝會申請創作補助,開始動筆以王雨卿為主角的小說《亮光的起點》。小說在2016年獲得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2018年底終於付梓成書。


欲將王雨卿納入博士論文雖不順遂,寫作小說時卻如有神助。例如,她原本遍尋不著的關鍵史料──王雨卿於昭和8年(1933)創刊編輯的世界語雜誌《綠の島》(La Verda Insulo,在小說寫作中期,竟然出土了。她在《亮光的起點》後記寫下親眼見到刊物時的激動:「看到自己追尋了那麼久的人物,彷彿仍然呼吸著,透過紙面微笑著……我一定要以文字陪伴王雨卿走到盡頭。

面對執念甚深的小說家,我們不免好奇,寫下這位幾乎被遺忘在歷史縫隙的人物,意義為何?鄧慧恩說,「在台灣歷史留下名字的,多數是有經濟或文化資本的人,但當時沒機會受霧峰林家林獻堂的資助,沒錢去日本讀書的台灣人,在歷史上根本沒有發言權。王雨卿本來是學校工友,在日治時代,他只能靠檢定考試慢慢往上爬。日治50年,台灣僅有兩人通過博物館科檢定考,其一就是王雨卿。我想把這件事寫出來,這是他最讓人感動的地方。

小說裡的另一位要角為家宅畫師「柳得裕」,角色原型是出身台南麻豆的畫師柳德裕(1902-1959),與王雨卿的背景類似,他是從未受過正統美術教育的素人畫家,靠著自學油畫,多次入圍「台展」(台灣美術展覽會)。鄧慧恩便以這兩位文藝界人士的生平拉出兩條主線,一線前往科學,一線走入藝術,勾勒了諸如台南仕紳黃欣、「乞丐之父」施乾、考古學者國分直一、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等台日知識分子的互動,鋪展出台灣那個年代的社會氛圍。

重要人物這麼多,如何讓大家一一上場?鄧慧恩說,「不是我去選擇角色,而是怎麼設計他們的人際網絡。」她分別以王雨卿和柳德裕的生平,推斷可能的交遊情況,然而因為沒有史料證據,也成為小說創作時得以加入想像的空間。下筆時,她格外意識到的問題是:20年代、30年代與40年代的台灣,究竟有什麼差別?這本小說是要鋪造一個網,托住當時的歷史氛圍。」由此,她在描述王雨卿的生涯歷程時,特別處理了台南師範學校從無到有的過程,這即是日本政府在台灣建構現代教育制度的縮影。

彼時台灣的語言環境多元,日語、台語、客語或北京話交雜,為何選擇皆以普通話呈現?鄧慧恩語帶遺憾地解釋,「語言問題通常是『被殖民者』才會有的掙扎,我當然很想讓小說中每個人物說著他們該說的語言,但為了顧及可讀性,還是全部使用普通話。




特別的是,鄧慧恩從小生長在基督教家庭,原本對台灣廟宇民俗非常陌生,但她在學術領域上選擇台灣研究的道路,便不會錯過這些重要元素。「但我可能因此有了不同的眼光,對我而言,廟裡的畫是『作品』,為什麼要這樣畫?台灣研究需要很多時間深入內在,需要搏感情,訊息才會出現。」她在小說裡仔細寫下前輩繪師自行調理油彩的工法,她深知,這些工序若不埋伏在故事中,便不容易被看見。

《亮光的起點》最末記述了一件軼事,讀者約莫可明白小說書名的意涵。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台南運河上經常發出神祕的光芒,弄得人心惶惶,謠言四起。那是王雨卿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雖然在病中,卻還是前去查看,取河水帶回研究。最後,他揭開謎底──原來,亮光是來自河裡的夜光蟲。他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報上,希望透過科學解釋平撫民眾的猜測與不安。「我想像他站在運河邊,生命即將結束,始終用很理性的方式面對自己的人生。」但話鋒一轉,鄧慧恩拋出一個疑問:「如果王雨卿能活久一點,他能善終嗎?」

抱有理想的王雨卿能活過二二八,甚而白色恐怖嗎?

小說中,隱隱然的對照組便是柳得裕,故事末尾也處理了他人生的最後遭遇,他活過戰後,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僥倖走過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鄧慧恩娓娓道出了寫作此書的深層期許,「像王雨卿這類的博物學家,以製作出栩栩如生的標本做為一項技藝,這些人取了生物的生命,用另一種方式讓牠在實驗室、博物館永存。但在台灣歷史裡,有一段時間,我們知道了某些知識份子的成就,但他們根本來不及被認識,甚至連屍體都沒被找到,例如林茂生。這是很大的諷刺。歷史的殘缺與縫隙,該怎麼重建與填補?


聊著聊著,鄧慧恩岔開話題,說了一個小故事。數年前她曾到一個猶太家庭作客,那次經驗給了她很大的震撼,「他們光是向我介紹家族的歷史就講了三個小時,而且是接力式的,每個人都能說上一段故事,包括怎麼被納粹迫害、怎麼逃難、怎麼變賣家產……都如數家珍。這讓我想著: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傳承自己的故事呢?

《亮光的起點》也像是鄧慧恩嘗試傳承故事的起點。她說,「當台灣人開始一點一滴將這些逐漸被遺忘的歷史片段撿拾回來,就是另一個亮光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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