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書寫者，都擺脫不這行業內建的危機，一種更近似於創業者的危機：你所想做的，前面都已經有人了。要比奇情，有人的故事比你更歪斜扭曲，要比淡雅，有人已做到上善若水。於是，要如何在各家品牌中小心翼翼地割出自己的一席之地，讓自己說話得到傾聽，人數不一定眾多但總之是有的。於是，你得在一樣的情節、一樣的牙刷洗面乳與懶骨頭，送進一些自己的氣息。這是個眾聲喧騰的時代，人們急於表現，最戲劇化的層面莫過於人們深深恐懼自己不夠戲劇化。於是，也有人選擇另一種方式，何不讓自己的沉默說話？這就是言叔夏的路線。
白馬走過天亮
她的文字有種道家的情調，一種比起有，更重視無的關懷，比起你看見了什麼，更在乎你忽略了什麼，比起你擁有什麼，更試著去追問我們實際上沒有得到（記住，是沒有得到，跟失去是不同的）了什麼。有些人經營散文像是在寫生，見著了什麼，就很老實地往旁邊的媒介上一抹，言叔夏則不，即使選擇了散文這個素材，即使選擇了「我」這個主人翁，她的書寫仍在「現」與「隱」之間小心翼翼地傾挪。同時，她像是個體貼的作者，相當在意文字所可能帶給讀者的負擔，一旦文章的色彩過於飽和、聲音太過明亮，她立即一個旋紐，要嘛，故事又往漸暗、漸啞的方向蜿蜒而去，要嘛，故事就這樣結束了，若要以電影來說，她很可能是那種連「全劇終」都疏懶於放上銀幕的導演，銀幕上再無一物，只是燈光又微微亮起，讀者於是後知後覺，哦，好了，結束了，都結束了。作者願意給我們的空間，在剛剛已經結束了。是的，她是一位這樣的作者。
但讓人不禁要問，難道她所看出去的世界，都是這樣暗啞、微小的嗎？答案很可能也是否定的，像是她在〈白馬走過天亮〉中曾寫的：「我厭倦女生班級的午餐時間總是充斥著誰喜歡誰與討厭哪個老師的話題，我討厭那些必須在進食行徑中反向掏出隱私以示交易的活動，而且我無法忍受各種不同的便當菜色混雜飄散在同一空間的雜交氣味。這些都使我感到受傷。」從中可見，言叔夏筆下的生活為什麼可以如此寧靜、節制甚至一無是處嗎？不，她看得見隱藏在日常底下的慘傷，而在《沒有的生活》中，我們見到的是某種練習過後的結果，某種對於「不要僭越」的深刻練習，話若不好說那索性別說，場景若不能真正共感，那就別描繪得太深了。
沒有的生活
像是書中收錄的〈聖嬰誕生馬槽時〉，作者先介紹了一位人物，她的童年友伴，在作者「進城」讀貴族學校後，寫了幾封信給她，之後這位人物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風景是作者到了貴族學校後的見聞。在作者跟同學們為了十二月排演著耶穌的故事時，友伴又出現了，她寫的信輾轉來到作者手中，信中寫著，她生孩子了。那年作者不過13歲，易言之，友伴的年紀應也還青澀，一群貴族小姐裝模作樣地搬演著生子的戲碼，殊不知在另一個時空裡，有人實際地胎產了子，這樣的情節，稍有不慎，很容易被拿來「大作文章」，但，作者只是寫道：「那信件上的話語，也像是從未來的某地寄來似的，未來的時間，真正的生命從來都發生在遠方，只有我還留在原地，與那半開玩笑似的馬槽站在一起。一起合照，一起假裝生下那塑膠做的聖嬰，一起引領那一車一車遠來的孤兒們，從耶穌的第一個門徒開始，扮演著聖母的故事。」
仔細看，會發現辯證仍在，只是斂得更深、更迂迴了，再也不明指「我厭倦」，而是透過「半開玩笑似的」、「塑膠做的聖嬰」、「一車一車遠來的孤兒」這些字眼來搖搖指涉當下故事主角內心的「厭倦」，指出這些荒謬事物的個性還是有的，但是手法卻已經不同。為什麼會這樣？我忖度言叔夏在修剪許多題材上的「使之輕薄」，是出於尊重，像是她在「相對論」上與李欣倫的對談，談到自己曾悄悄心疼過一位原住民女子，她話鋒一轉：「儘管這樣的擔憂是十分單薄的。我從未真正涉入過他人的生活，只是將自己的生活懸宕在他方罷了。」
是的，因為認識到自己從未真正涉入，書寫上便有所猶豫與噤聲，於是最終的風格，是一種近乎於「無」的反覆叩問，身而為人，無法抵達的地方、無法描繪的風景，無法理解的人情，無法回饋的情感⋯⋯實在太多。有些作家忙於填補，讓讀者在閱讀上隱隱被追逼，言叔夏並不，她只是輕輕鑿出了一個空間，請君入甕似的晾著，你參觀也好，沒興致也罷。
最後，我想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不妨將這裡的內心折疊，視為示範一種，示範創作生命的持盈保泰之道。散文這個文體的透明性往往來自於作者反覆的掏挖自身經歷，稍有不慎，文字上的鋒芒會反過來削蝕作家本身壽命，換句話說，「突破自己」以創作者而言，不無毀損身體髮膚的意涵。我傾向把《沒有的生活》字裡行間所透出來的輕空與沉默，視為是優雅的停頓、風格的再確立。虛無的書寫要如何成就？且不妨觀看言叔夏徐行下的淺淺凹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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