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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讀書筆記

報導真相卻被解雇?韓國MBC記者為孩子寫下的新聞現場──阿潑讀《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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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翻開《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的書稿,是在醫院候診室,因被診斷出惡性腫瘤,需要尋求手術意見。接下來幾周,我得不斷往返醫院進行各項檢查,每一次,我都帶著這份書稿。可以說,我是在醫院讀完這本書的。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韓國MBC記者提供的鏡子

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韓國MBC記者提供的鏡子

而這本書的開頭序文,即是作者李容馬(이용마)自陳因為罹癌,所以為兒子寫書。被宣判生命有限,面臨著難以預測的未來,他不免為兒子擔心,深怕兩個孩子在人生遇到難以抉擇的時刻,沒有可以傾談的人,所以替他們做好建議準備。

當然,我在生命每個關卡做出的決定和判斷不一定都是正確的。……因為我想選擇的永遠是未來,而不是現在。在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脫離的現實中,卻想實現夢想,是我微弱的跳腳。事實上,對於今天面對未來要比過去任何時刻都覺得不安的年輕人而言,這種跳腳可能正在常態化。但即使如此,我仍然因為自己沒有選擇沉默和順從,而是一直保有這種帶有激情的夢想,並可以示之於人,而感到自傲。

看過紀錄片《共犯們》的觀眾,或可瞭解為何李容馬的文字帶著這麼高度的理想性──他過去是韓國公營電視台MBC記者,也是工會的宣傳局局長,在2012年時帶頭發動罷工,訴求新聞報導的自由與正義,《共犯們》即是KBS與MBC罷工紀錄,而影片最後,以李容馬罹患癌症與被解雇的結果作收,而他的那句「我們都沒有沉默」,幾乎為這個記錄片一錘定音。

影片中,關於李容馬罹癌之事,由工會前委員長鄭泳夏首先提及,當時他泫然欲泣:「他(李容馬)傳的簡訊上只寫著『真是的』。」這是一種無可奈何,但也必須接受。鄭泳夏等人前去探望李容馬時,他不好意思地道出自己正在為雙胞胎兒子寫書(即是現在出版的這本《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

我們抗戰的意義嗎?我認為從記錄上看,起碼在這黑暗時期,我們都沒有沉默。」消瘦憔悴、白髮紛亂翹起的李容馬,對著攝影機回顧這段罷工的歷程時,平靜地說著:「單這樣看就有意義,當然,作戰這幾十年間,作戰的許多人,他們的青春歲月飛了,我認為這是無可奈何的犧牲,連我自己也一樣,但最少,我們在這段期間沒有沉默。

南韓記者李容馬(圖 / 大塊文化提供 © Inkyung Yoon_HuffPost Korea)南韓記者李容馬(圖 / 大塊文化提供 © Inkyung Yoon_HuffPost Korea)


接下來緊接的畫面是2012年健康圓潤的他,在車上與戰友們前往法院聽宣判時的談笑風生,「沒關係啦,結果怎麼樣都還不知道呢。」影片中的結果是法院駁回檢方的拘票申請,這些人順利步出法院,卻都沒有復職,而鄭泳夏與李容馬甚至被MBC解雇。

但這並不能稱得上是「結果」,反而製造了懸念。生病又被解雇的李容馬後來怎麼了呢?我約莫跟他的後輩一樣,不太瞭解,為何「那些人」都好好的,而投入抗爭的他們到底做錯什麼事,必須遭遇這一切?

我當然心有戚戚焉。然而這就是現實,又能怎麼辦呢?現實就是如此,無法事事盡如人願。」李容馬自己也很感嘆:「擔任記者,不論在公司或新聞採訪區都抗拒和現實妥協,總是咄咄逼人,也是如此。等到李明博政府上台,我選擇加入所有其他人都認為是死路一條的工會,仍然是為了無愧於自己的良心。我還有很多事要做,但我的人生卻要在此畫下休止符,實在難以讓我接受。

但他卻不是消極沮喪地等待治療或一切的發生,做為記者,筆是他的生命武器,他寫下這本書,即是「找生路」:「我一向都是拋開自我來選找生路。至少我是這麼想的。然而這次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要為了我的親人,雙胞胎兒子玄載和敬載,還有我的妻子尋找出路。我一定會找出這條路。我面臨的抉擇時刻比任何時刻都艱難。從住院接受治療的這個課題開始,我決定所有的事情都要回歸原點。

於是,李容馬從出身與家鄉開始寫起,但卻不是什麼「童年記趣」,而是藉著自己的背景,單刀直入說明韓國的地域情結,而這種地域情結又與政治派系與衝突直接相關,大抵勾勒出近代韓國政治簡單圖像。這種述說自己,並夾帶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國際評論的方式,即是這本書的框架與基調,而這種以「新聞/時事評論」訴說人生,或該說人生盡是新聞評論的樣態,也完全展現李容馬這個人的「記者魂」。


2017年3月11日,李容馬在第20次燭光集會中呼籲,應將檢察廳和公營廣播的人事權還給公民。(圖 / 大塊文化提供)


記者本就是歷史的記錄者。做為一個見證民主化發展與限制的記者,李容馬書寫自己,即是書寫自己所跑的新聞,而這些新聞串起來就是韓國近代史。換句話說,光是這個人,這本書,就足以快速且犀利地認識當代韓國的問題。
但若非他這麼個懷抱社會責任、對未來仍有期待的新聞人,恐怕是無法這麼書寫的。

我有時會在上一輩的資深記者身上,看到類似的影子──他們確實見證過歷史、參與過歷史,也寫過歷史。在觥籌交錯時,他們會談聊過去、評論局勢,甚至引經據典,套用書本上的政治或社會學理論。即使現實不符期待,理想貌似遠去,新聞卻還在血液裡沸騰著。但在我這前後世代,鮮少能看到這種愛談「大義」,並將經驗化作理論實踐的記者了。

一個在國外讀書並關注社運的朋友,曾經向我感嘆上一代讀書多且扎實,自己有種難以追趕的沮喪,讀著《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我竟也有同樣的心情──李容馬幾乎跑過所有的新聞路線:警政、經濟、司法、文化、國際……與首爾市政廳,每一次他都從零開始,而後不斷累積,產生觀點評論,最後能產生一套政策或制度的改革建議。這多麼不容易,又多讓人羨慕。但更讓我佩服的,是他持續精進、反省語言能力,與對知識學問的積極。

雖說,李容馬大部分的理論養分,來自大學時的閱讀與讀書會,但從這本書中仍可看到他即使年過四十,還是挑戰自己,遠赴海外進修。而這種厚植在他身上的知識涵養,也就常在他的筆下浮現,他可以提到韓國獨立運動家、詩人尹東柱的《序詩》,也能提到司馬遷的《史記》。但最讓我驚訝的是,看到李容馬以「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做為台灣版的序言,這理論精準點出台韓兩國的問題與現況,讓我折服的同時,腦中也不斷搜索台灣有沒有新聞工作者也有如他這般的質地?

對於不熟悉韓國社會政治的台灣讀者,這些或許稱不上優點,因為資料議題太多,不容易消化,而文字恐怕也太直白,毫無文采可言。但正因如此,我會有些許感傷──這是一個性命無多的勇者,用文字在延展生命。不追究修辭與故事性的平鋪直敘,恰恰就是李容馬與時間賽跑的那一股腦的宣洩。而這些議題與思考,即是他大半生換來的累積,新聞即是他的生命。換個角度想,從這樣的人身上剝奪他所熱愛且投入的新聞工作,那麼,他還剩下什麼呢?


2017年9月李容馬接受《時事IN》採訪留下全家福(圖 / 大塊文化提供 ©시사 IN 신선영)


如此想來,因罷工而被解雇的處罰,對他而言是相當殘酷的。更不用說,他連陪孩子長大的機會都要被老天爺剝奪,卻還是不忘對社會提出期待與改革建議。不論什麼狀況,他都堅持著一份知識份子、真正的新聞人的理想與責任。

為什麼呢?

《共犯們》導演崔承浩採訪李容馬時,曾問他為何加入公會?跟別人一樣拒絕不就好了?李容馬想著,要是連他都拋棄工會,工會就會垮台,唯一的支柱就會倒下啊,但面對崔承浩這一刻,他不知怎麼回答,於是說:「因為我沒有那樣活過……

我四十九歲。我一直盡最大努力,讓自己可以不羞愧地活著。」在生死交界、充滿消毒藥水的白色醫療場域中,我讀到李容馬掙扎著是否直接告知母親這個噩耗,最後決定自己面對時,他說了這麼句話。看過幾部韓國罷工、社會議題、轉型正義的影片,聽聞他們強硬對抗政治暴力或權力的姿態,我總好奇為什麼這些韓國人能這麼「硬頸」?在李容馬的書中,我找到了一些答案。那是一種對「改變」的信念。

而MBC罷工事件,也於去年底迎來圓滿的結局。而我誠摯希望李容馬對抗病魔的這場戰役,也能獲勝。


\ \紀錄片《共犯們》南韓獨立媒體「打破新聞」製作人崔承浩執導//


作者簡介

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曾擔任記者、NGO工作者以及研究員,資歷多樣。曾獲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報導文學類獎、開卷好書獎等。
著有《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日常的中斷》,合著有《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不同夢想》《咆哮誌》等。在轉角國際、鳴人堂等媒體平台持續筆耕。
Facebook:「島嶼無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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