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叛逆柏林
「會去柏林，是有個年譜的。」多年前，在一場感情風暴跌撞的他，渴望離開，放自己去一個不知道他的遠方，「我想只要是文青，對『遠方』是會有感覺的，尤其我對某個根本不合理的地方，更有某種期待。」大學就讀英文系的陳思宏，對英美文化已有某種程度的熟悉，「美國英國都去過了，當時的念頭就是想去一個語言跟文字都沒辦法理解的地方！」因緣際會，一位好友從德國帶回一張當地樂團的CD作為禮物，主唱帶有煙嗓的歌聲觸動了陳思宏，直覺告訴他，柏林就是那個遠方。在當地並沒有任何朋友的他，很快地開了機票，沒有特定計畫，便隻身前往柏林，而這趟發生在1999年的旅行，也為後來的異鄉生活，埋下了開端。
但一開始，就出現意外的插曲。柏林機場海關入境時，海關人員對護照上的簽證章存有異議，陳思宏就在機場整整被留置了兩小時。當時的他，沒有什麼害怕的感覺，可能是長途飛行的疲倦與初到異地的興奮感交織，聽著海關人員你一言我一語討論簽證上那隻德國國徽老鷹「到底對不對」，自己反倒有種置身事外的錯覺，也成為他德國的第一經驗。
「我一到柏林，馬上就喜歡上那裡了。」1999年，正是柏林圍牆倒塌後十年，整座城市陷入節慶的狂熱。在研究所轉攻戲劇的陳思宏，對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疏離效果……等等耳熟能詳，「但總是在書上看著那些奇怪的照片，所以我想親眼看看那究竟是什麼。」在有限的旅程裡，陳思宏風風火火流連大小劇場觀眾席，即使德語不懂幾句，喜愛戲劇，是他與當地人最佳的溝通語言，一回與鄰座陌生人攀談，意外開啟他一連串認識新朋友的「冒險」：跟著剛認識的德國朋友出入陌生人的家庭聚會、進入劇場後台觀看團員縫補戲服，無法想像，自己幾天前還是被留置在海關的那個台灣青年；柏林在當時，早已深深鑲進這位年輕旅人的生命，再也無法剝離。
「社會的邊緣人跟搞不清楚狀況的觀光客，正好可以當成這城市的一種隱喻。」兩德統一後，建設工程百廢待舉，遭遇過電力不足需輪流供電的時期。最初作為一個旅人，陳思宏投宿青年旅館，看著身邊來去的當地流浪漢、各種國籍的年輕背包客，透過這個有如電影場面般的濃縮空間，他感受到，柏林是個具有高度包容力的城市，「那時的物價還很便宜，跟台北差別不大，大家普遍不太有錢。不管你賺多少，大家還是玩在一起，有錢反而不太希望讓人知道。」
（攝影/但以理）
而在當兵的兩年，他更確定離開的念頭，「無論是當一般兵或替代役，不變的是你必須待在那個固定的空間裡頭。」退役後，一篇刊載在報紙副刊、書寫軍旅生活的文章，替他招來相關單位「關切的詢問」。身體的不自由，對遠方更是投射出近乎非理性的嚮往。2004年，陳思宏終於再度飛往柏林，一待就是八年。
所謂的自由，當然身體可以先行，自己可以決定要去什麼地方，但能在一個地方留駐，更需要生活的拓展。拋去了旅人的眼睛，他以柏林為基地，藉由新聞特派員的身分，經歷了許多。對世界原本就充滿好奇的他，即使沒有厚實的德語基礎，記者工作迫使著他一定要走出去，卻也意外被拋得更遠，走得更深更長久。如同滾遠的線球無限延伸，這些年，他陸續參與了柏林影展即席翻譯、德國劇場演出等歷練。愈見豐富的生活織造了穩定而綿密的網，陳思宏表示，在柏林自由的城市與文化特性之外，另一個能讓他待這麼久的原因，就是這份得以自我發展的安身立命，而且「柏林這座城市比起歐洲其他地方，仍在進行中，」身體滾動著仍樂此不疲。
書寫一個城市，從報章的約稿延伸而出的篇章，《叛逆柏林》絕大的重心寫的都是關於人的故事，套句老話「人是城市的臉孔」。從旅人到特派員，再到一城的新住民，現在的陳思宏已經成為當年那個引他進入柏林生活圈的「在地人」一樣，或影像或演出或文字，成為柏林的另一種嚮導，這樣的連結也令陳思宏感覺「台北跟柏林其實沒有很遠」，在台灣的報端寫著柏林的人事物，兩端的生活跟所關心的人，有了相互理解的機會。獨立而不牽制的個人與群體關係，自由的得與不得，在陳思宏柏林－台北兩地的世界，繼續書寫。
〔陳思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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