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敗專題】04｜翁稷安：一個民族如何能追求唯美的花藝極致，又能歌詠崇拜武士？──讀《菊與刀》-作家專業書評-好書指南-OKAPI閱讀生活誌

一部經典的價值，不在於是否提出了永恆而顛撲不破的真理，而是開拓了一場域，讓不同時空背景下贊成和反對的意見能於其中不斷論辯與反思，衝撞出或大或小的不同火花。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與刀：風雅與殺伐之間，日本文化的雙重性》（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這本寫於1940年代中期的著作是討論日本民族特性時不能忽視的作品，出版距今已超過70年，仍吸引著世人注意，而在備受重視的同時，也引來各種角度的批評，激盪出不同的迴響。

菊與刀：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格(2018全新修訂版)

《菊與刀》的寫作時間可上推至二戰末期，1944年夏天，美國政府委派潘乃德以她文化人類學家的專業對敵國日本進行分析，希望能知己知彼，以應對接下來和日方的戰事。據潘乃德回憶，當時預估這場戰爭將面臨日本頑強的抵抗，至少可能持續三年，甚或超過十年。大概除了極少數的高層外，沒有多少人會想到，一年過後，兩顆原子彈投擲於廣島和長崎，1945年８月日本就宣佈無條件投降。而潘乃德的文化觀察目地，也從作戰變成了如何應對日本的戰敗。她在1946年將這調查改寫為專書出版，立即成為暢銷作，並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其中單是日文譯本，迄今已售出了超過200萬本以上。

一位外國學者的文化觀察，甚至成為本地人自我了解的參考，說明了本書的價值和意義。然而，這寫成於戰時的背景，也注定了本書日後的爭議。

文化模式

當時的潘乃德已頗富盛名，出生於1887年的她，學習文學出身，機緣湊巧地走進了人類學領域，於人類學重要開創者之一一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又譯鮑亞士）門下學習，並結識了當時還是大學生、未來重要的人類學者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開啟了兩人亦師亦友的長期友誼。今人對潘乃德的理解，大半來自米德所著的《露絲．潘乃德──文化模式詩神》（Ruth Benedict : A Humanist in Anthropology，中文版為張珣譯，臺北：稻禾出版社，1992）一書。潘乃德早年的研究集中在北美印地安部落，透過田野工作逐漸發展出對「文化」的看法，於1932年出版了《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這是一本十分精巧又繁複的論述，大量引用了19世紀精神分析的心理學成果，將文化視為人格的擴大，企圖以類型去解釋文化的整合，但又反對僵化的類型學分析，在她筆下，文化是保有彈性的開放系統，每個文化反應著各自生存所需的樣貌和型態，無所謂的高下之別。這種「文化相對論」的觀點，讓她一直站在當時盛行的種族主義的對立面。

這些訓練和思想背景，使得她能肩負起描繪日本文化的重任，尤其在極端嚴苛的研究條件中。身處戰時，潘乃德無法親赴日本進行人類學家最擅長的田野工作，再加上她又不懂日文，都限制了她在理解日本時的資料來源，只能藉由少數英文的日本文獻或影片，以及和日裔美人的交談等等二手資料，進行所謂「文化遙研法」（research on cultures at a distance）的觀察，這也就是為何《菊與刀》的第一章，讀來像是一則對方法論既理直氣壯卻又帶有一絲心虛的辯解。

全書的問題開啟於戰爭，在戰爭時美日的衝突和接觸中，日本人有太多的矛盾是美國文化所無法理解的，這也是潘乃德於全書一開始所使用的「菊」與「刀」的雙重意象：一個民族的文化如何能追求唯美的花藝極致，又能歌詠和崇拜武士？是否能由文化的觀點，給予一致的回覆？

露絲‧潘乃德 Ruth Benedict（圖/wiki）《菊與刀》作者露絲．潘乃德 Ruth Benedict（圖/wiki）

潘乃德以歷史的回顧切入，勾勒日本等級制度的成立，以及根深蒂固的影響。這種以天皇為中心的封建社會階層，體現在各種關係之中，並在19世紀德川幕府得到了強化，延續至近代，即使在明治維新後，仍以變形的方式獲得保留，作者做出了「日本人是不斷地通過參照等級制度來組織他們的社會秩序」的推論。等級制度造就了由上至下、層層相扣的「恩」的系統，「恩」成為每個人都要償還的債務，每個人都有自己所「虧欠」的責任，成為各種型式的義務，例如對天皇盡忠即是對「皇恩」的償還。「道義」也是這系統的衍生物，運作的規則很單純，就「只是必須回報」，並涉及「對名聲的道義」，對名譽和人情過度看重。

經由這一層層的分析，潘乃德導出了她最後的結論，包括「誠」的概念在內，日本的道德規範始終為分散性，不具有西方那種從絕對道德並以良知為出發點的「罪感文化」，而是經由外界約束的「恥感文化」。「恥感文化」是日本文化最根本的形貌，日本的精神修練、育兒教養、乃至自我價值，都是在以羞恥心為起點上所開展。

全書結束於對日本的戰敗，肯定美國官方和麥克阿瑟「保留天皇」的接管決定，因為日本的道德體系本來就是開放狀態，一旦承認「失敗」，就能完全轉向，朝另一方向發展，保留天皇即肯定了日本具有轉換航向的能力，美國應該尊重日本的文化形貌，讓日本在「放下刀」（投身西方自由和平的世界體系）同時能保有心中的「刀」（傳統的自我德行），不用再依靠嚴格的花藝雕琢（嚴格的自我約束），亦能在新世界裡綻放美麗的花朵。

在《菊與刀》中，能見到潘乃德做為研究者一貫的姿態，試圖透過生活中的種種線索，勾勒出文化的整體形貌，並對不同文化之間保有尊重的態度。文學出身的她，展現了她對文字的掌控能力，不僅於各種文本中找出潛藏的細膩意義，更重要的，以文字駕馭著某種微妙的平衡，她在西方大獲全勝，美國的價值和秩序即將「成為」日本新價值之際，挖掘出了「恥感文化」，在尊重並肯定的同時，卻也暗指最終仍將依循新價值觀的引導，並與結語希望美蘇兩大強權能避開軍國或帝國之路，讓日本有能學習的模範。如果說潘乃德所欲回答的問題，是日本文化令人難解的矛盾，那麼《菊與刀》所提供的答案，似乎是另一則缺乏一致性的平衡。從《文化模式》到《菊與刀》，潘乃德的論述總是能在充滿張力的兩造之間取得共存，以複雜而非單一的樣貌，提供世人思索，或許這種複雜樣態的維持，本身即是人類學或人類文化所該擁有的樣貌。

如果潘乃德的論述，是以文學駕御社會科學，那麼它所得出的結論在使用上，就必須如履薄冰般的謹慎，特別在本書影響力已走出學院，進入大眾言說的情況下，她營造的複雜平衡很容易變成片面的理解。該書問世以來，遭受的質疑和獲得的讚賞一樣，未曾停息。關鍵仍是研究方法上，本書以有限的註腳，對日本進行那麼大規模的文化檢視，所得出的明確結論是否可信，不免使人懷疑。特別潘乃德的論述不僅將日本「東方化」，即視為和西方文化完全迥異的對立，還將日本的文化形貌導向「特殊化」，不斷強調許多文化特徵為日本所獨有，甚至自外於亞洲。對華文世界的讀者來說，其中許多對於中國文化的描述，以及視某些現象為日本所獨創，勢必有難以接受之感。這種特殊化的描述方式，雖或非潘乃德的本意，甚或刻意避免，但還是給日本文化貼上了某種類型的標籤，倘若剝去潘乃德精心安排的文字，用最簡單而極端的方式轉述，她筆下的日本人就是一群受制於老舊封建秩序，沒有中心思想和自我責任感，只求獨善其身，愛好面子，哪條路好便往哪條路去的盲從民族。

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

在未前往日本，欠缺日文能力，資料又有限的情況下，難免對其推論的動機有所懷疑。澀澤尚子於2006年寫就的《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形塑敵國日本》便指出，潘乃德的論述很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了時代流行的偏見，雖然站在反對種族主義的立場，並促進對文化差異的接受，但仍由文化缺陷的角度對日本進行批判，「使日本被重新定性為女性化的種族他者」，而這種文化缺陷說，又符合美國官方和麥克阿瑟對日本佔領的想法，以及美國人民於戰後對自身的優越感，銷售熱賣，得已不斷強化。如果這是《菊與刀》在美國受歡迎的原因，那麼在日本呢？

談到戰後日本，無法忽略日本政治思想史大師丸山真男在東京審判後的觀察，每個受審者皆否認有發動侵略或戰爭的目的與意圖，在無主體性的情況下，隨體制浮動，構成「侏儒式的法西斯主義」或「無責任體系」，這現象的原因及背後最本質的問題是：為什麼日本會走向戰爭？如何面對戰敗？深深困擾著戰後日本的心靈。然而，相較於丸山真男等學者深入歷史和精神底層的學術分析，《菊與刀》所提供的文化成因更加容易理解，無需太多反省即可接受。書中的資料來源，多半來自藝文創作，本來就是書寫者所欲呈現的日人面目，此外，一旦將所有原因推委於文化因素，個人的責任再次得到解脫，反而成為「無責任體系」的強化和藉口。

追根究抵，走出學院的《菊與刀》，符合人們習於將事物簡化思考的傾向，以刻板印象進行直覺回覆，主觀的偏見往往先行，再以「理性」給予美化的本能。《菊與刀》從文化模式出發獲得的結論，給予了太多望文生義的空間，「恥感文化」的說法更能無限的擴張。換句話說，當我們面對不同的他者，從來不願深刻的加以理解，只求一簡略而模糊的面目，哪怕那面目離真實甚遠，它能提供我們在感性上的滿足；至於理性的分析和反省，難以成為日常誇誇其談的談資，似乎也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這些批評對潘乃德的《菊與刀》一書不見得全然公允，並離她的本意甚遠；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言，《菊與刀》確實開啟了一討論的場域，讓人反覆思考。在學術研究上，已有許多學界的深刻反省和檢討，早已超越了《菊與刀》為起點的侷限。對於在學院之外的今日人們，或可以經由《菊與刀》去檢視自己的偏見，這偏見不單只針對日本，更是針對我們所陌生或敵對的他者，是不是太過習慣從類型的角度，將對方貼上標籤，以偏蓋全，忽視人事物背後的複雜和形成的脈絡，導致誤會和仇恨無盡的漫延滋生。

或許，面對人間的複雜，對每個不同的矛盾，給予反覆的思索和尊重，對新世紀的我們，可能是《菊與刀》在主旨之外，更重要的弦外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