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談太嚴肅的，聊聊我父輩日本人的故事。
小時候看過父親的相簿，發現不少照片看似新拍的，焦距有點不準，後來祖母告訴我，因為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軍的轟炸，家裡的照片幾乎都被燒盡，只好戰後找留在親朋家裡的照片翻拍，因此有些照片看起來雖然新，卻又有點模糊。我母親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經過戰時和戰後的混亂，外公開的兼用住宅的診所變個廢墟般的，她身上也只有幾張小老照片而已，別的找也找不到。
我父親是昭和11年（1936年）日本神戶市出生，母親是昭和12年東京市（現東京都）出生，均屬於「焼け跡世代」（在戰爭火災後的焦土廢墟長大的年代）。「焼け跡世代」是根據於《螢火蟲之墓》作家，野坂昭如所寫的名詞「焼け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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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之墓 (一個少年最沉痛的懺悔錄‧焦土黑市派作家野坂昭如半自傳作品)
據我父母說，他們小時候看過美軍轟炸，後來疏散到鄉下。戰後回到城市時，看見自己的住家已被美軍炸成廢墟，從而親身走過嚴重飢餓和窮困的年代。由於他們在二戰時期進入國小，算是接受軍國主義教育的最後一批小朋友，而國小畢業前，大日本帝國向英美中蘇盟軍無條件投降，帝國瓦解後的日本極力推動民主教育，因此也算是接受民主教育的第一批小學生。他們都親眼看到大日本帝國憲法被廢止，日本國憲法實行的一大轉變。「焼け跡世代」的小孩，親眼看到戰前高喊「打倒鬼畜英美」的大人們，戰敗後徹底翻轉一般，毫無猶豫地立即改口說「民主萬歲」。這些戲劇性的變化，當然帶來精神上的很大衝擊，因此他們那個年代的不少人對所有事物多持懷疑和保留的態度。
由於經驗過前後完全不同的時代氛圍，他們心目中的美國形象也是兩極化。我從小由父母口中偶爾聽到的兩個詞彙「B-29」和「進駐軍」，就是象徵當時日人對美國擁有的兩個極端的記憶。這絕不能簡化為「愛憎各半」等刻板的形容詞。
「B-29」（B-29 Super fortress，B-29超級堡壘轟炸機）是美國波音公司設計生產的四引擎重型螺旋槳戰略轟炸機，也是二戰末期美軍對日本進行焦土空襲的主力戰機，向廣島及長崎投擲原子彈的任務亦是由它完成。B-29所代表的形象是恐懼和毀滅，特別是城市居民們，一提到B-29，就馬上聯想到大規模的「空襲（轟炸）」和火災。除了廣島和長崎的同胞以外，多數日本本土居民也許沒有像沖繩居民那樣直接的淒慘經驗，但美軍在日本各大城市所進行的地毯式轟炸帶來了莫大的恐懼和損失，以及對美國的敵意和恨意，這些陰影強烈地支配當時日本人的記憶。
B-29是二戰末期美軍對日本進行焦土空襲的主力戰機（圖片來源/wiki）
另一個「進駐軍」，則代表強大富裕的美國形象。進駐軍（Shinchu-gun）就是駐日盟軍總司令（GHQ，General Headquarters）指揮下的占領軍。嚴格來說，包含了盟軍旗下的各國軍人，但在日本，其主力部隊始終為美軍，因此絕大多數日本人聽到「進駐軍」就馬上聯想到美軍。日本1945年9月2日正式投降後，到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前，接受長達7年的盟軍占領。當時的日本小孩親眼看過美軍士兵到處撒放巧克力、口香糖，可樂、罐頭食品，在缺乏物資的年代，那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而美軍帶來的爵士音樂、彩色畫冊、娛樂電影等，充滿歡樂，當時十分荒廢的日本社會也海綿般迅速地吸收了這些文化。有趣的是，據說蘇聯時代的著名音樂家蕭士塔高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或哈察都量（Aram_Khachaturian）的音樂，也透過美軍電台節目介紹到日本。
我們不能忽略，冷戰開始前，美國和蘇聯之間關係雖然很脆弱，但也有共通作戰的經驗和回憶。他們深知美軍統治下的日本開始走上民主化的大道，參政和言論的自由度大幅度提高，過去在帝國體制下被禁止的日本共產黨等政黨也能參選，大家明顯地感受到時代的巨變。不過也有不好的一面，我的父母親就曾直接或間接見識到粗暴的美軍喝酒毆打日本男人或玩日本女人等負面事情。
在當時日本人心目中，「進駐軍」代表的美國形象，就是象徵美國的進步和富裕，自由和民主，但戰敗國和戰勝國之間又存在明顯的分際，難以跨越。他們不時想到失敗者的身分，承受不對等的潛規則，以及無可否認的屈辱感。在美國對日本強力施行國家體制的改革之下，戰前被限制的自由和民主政治制度瞬間實現了，多數日本人樂觀其成，但不少人還是感到很失落。
父親年輕時愛打棒球，跟死黨逛街一定要穿牛仔褲，抽菸一定要找美國菸，母親是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和「貓王」艾維斯．普里斯萊（Elvis Presley）的超級粉絲，每週末跟大學同學到戲院看好萊塢的新作品，簡直是當時最典型的「哈美族」。同時，有些思想左傾的朋友投入了街頭運動，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高喊打倒美國帝國主義。對那個年代的日本人來說，美國是學習的榜樣，同時也是左翼反對的對象，因為美國支持「日本反動勢力」。戰後的日本人，一開始對美國為首的盟軍有高度戒心，但到後來從統治階層到基層百姓，從大人到小孩，全面擁抱美國所帶來的一切。活過20世紀中葉的日本人，對美國擁有如此複雜的情節，但毫無疑問地，他們透過接受和消化美國的方式，深深擁抱戰敗後的祖國日本。
《擁抱戰敗》一書透過美國人的角度，告訴我們戰後日本所發生的多元多重變化。不難發現，戰後日本人透過「擁抱戰敗」的態度，一度徹底放棄戰爭，實現戰前日本無法實現的民主自由夢想；但也能體會到，隨著美國戰略利益的轉變，日本非軍事化和政治民主化也面臨挫折和挑戰。對昭和41年（1966年）、戰後第21年出生的我來說，本書的描寫和論述讓我充分了解戰後日本所走過的完整軌跡。這不只補足了父母親片斷回憶中未能覆蓋的部分，也讓我深深意識到戰敗給我們的深刻烙印。這個烙印，決定了昭和20年後我們的走向，也主導了我們的思維和價值。
昭和年代為日本歷史中意義非凡的一段時期，從全面戰爭到徹底戰敗，從毀滅性的挫折到奇跡般的復興，以致達到空前繁榮，這一切都發生在63年的昭和年代。2017年6月9日，日本國會通過天皇退位的特例法，為年事已高的天皇「生前退位」做凖備。隨後，日本政府將加速進行有關改年號、退位儀式等事宜之凖備，跨越世紀的平成時代即將結束。但看完《擁抱戰敗》後，有一股強烈的感受，或許我們還未徹底脫離昭和，而是活在「後昭和」的時代。
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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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善彥（Honda Yoshihiko）
日本神戶人，在眾多日本媒體擔任評論工作，為日本岩波書店世界雜誌、毎日新聞社經濟學人雜誌等評論，曾任中廣海外部，中央廣播電台節目部日語記者兼播音員，現自由撰稿人。關心中日關係、台海兩岸關係、當代思想等議題。著有《人民解放軍在思考什麼？》（光文社新書）、《中國轉換期的對話──24位意見領袖的看法》（岩波書店）、《台灣總統列傳》（中公新書），以及《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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